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官渡之戰後，袁紹不僅沒有反思自己的錯誤、恢復日益渙散的軍心，反而爲掩蓋自己的過失，將先前因忠言直諫而被囚禁的謀士田豐處死，致使河北集團內部人心浮動，冀州諸郡多有舉城邑而投降曹操。建安六年（201年）夏四月，曹軍揚兵河上，擊破袁紹的倉亭軍。此後，袁紹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並且使劉備侵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作爲援應。曹操遣蔡揚進擊共都，蔡軍交戰不利，被共都軍擊敗。至九月，曹操決定回師，親自南征穩定後方。劉備得知曹操親征，走奔劉表，共都的部衆迫於曹軍的兵勢也作鳥獸散了。可見，“倉亭之戰”在《三國志》等信史中並沒有十分詳細的記載，因此很多史學家一直在懷疑其規模的大小甚至是否存在。
飛刀認爲：官渡之戰後，曹操雖然獲勝，但內部資源幾乎枯竭，從其坑殺河北七萬降卒可以看出，當時河南糧草也很緊張，已經很難養活這些俘虜了；曹操如此諳熟韜略、用兵果決，怎會不知“趁熱打鐵、兵貴神速”的道理，然而其沒能連續發動攻擊壓制袁紹，正說明了其兵力並不足以吃掉河北四州；同時劉備和共都侵擾汝南引得曹操主動揮師河南，佐證了曹軍兵力的不足以及後方的空虛；另外，袁紹在戰後收復了諸多反叛郡縣，也證實了袁紹在這場較量中並沒有吃太多的虧，相反還進一步穩定了河北的局勢。因此，歷史上的倉亭之戰規模應該不會很大，至少不是官渡那樣的大規模殲滅戰，且袁紹並未出現巨大的損失，官渡之戰後以曹操當時的能力只能說佔據一定的優勢，贏得了競爭中的主動，卻不具備完全吞併袁紹勢力範圍的能力。倘若袁紹效法秦穆公崤山之敗後，主動承擔責任，嚴懲己過，藉此激勵敗軍將士，避免與曹操正面決戰，駐軍河北、堅守不出，着力於解決河北軍的內部矛盾，休整士卒、體恤百姓、恢復生產、立足農耕，恐怕曹操也很難佔得什麼便宜。適時發展壯大青州勢力，加強側翼牽制對手，威脅河南腹地，袁、曹之間的形勢甚至還有可能被逆轉，至少不失南北相持之勢。然而，袁紹諱言失敗，推諉求脫，一味地將失敗歸咎於種種客觀因素或是下屬的失職，賜死忠言直諫的謀士田豐，表面上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實質上卻會使得上下越發的離心離德，君臣關係疏遠，甚至走向對立。至此，袁紹不僅喪失官渡主力，亦失河北人心。袁紹既無人才兵力，又失公衆人心，則永難與曹操相抗衡，使得錯誤變得更大。作爲政治家，眼前軍事上遭受的挫折並不是最爲可怕的，怕的是失去了下屬支持和天下民心。《道德經》中用水比喻君德，“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水天性惠利萬物而無慾不爭，又能處於衆人所惡的低窪之地，故而與道相合。因而，君德如水，道在不避不爭，有責而不以民避，有功而不與臣爭，利物不言，處下不爭，臣民感其恩仁，更愛其君，如此則大有益於治道。反觀袁紹，雖有“四世三公”的聲望，“折節下士”的虛名，但是到了關鍵時刻就暴露出其“色厲內荏、愛慕虛榮”的一面，根本不具備傑出領袖的氣質，獨霸一方尚且可以，若想君臨天下差的可就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