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秦國丞相呂不韋召集屬下門客們集體編撰的百科全書似的傳世鉅著，又名《呂覽》。此書共分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內容豐厚，以道家思想爲主幹，匯合了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形成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道德、軍事各方面的理論體系，故史稱“雜家”。司馬遷在《史記》裡將《呂氏春秋》與《周易》、《春秋》等並列，足見該書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之大。
從內容上看，《呂氏春秋》中的“十二紀”是全書的主旨所在，象徵“道法天地”，分爲“春”、“夏”、“秋”、“冬”四部分，各十五篇，共六十篇。“春紀”主要討論養生之道，“夏紀”論述教學道理及音樂理論，“秋紀”主要討論軍事問題，“冬紀”主要討論人的品質問題。“八覽”，即“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現存六十三篇，疑似遺失一篇。內容從開天闢地說起，一直說到做人務本之道、治國之道以及如何認識、分辨事物、如何用民、爲君等問題。“六論”，即“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共三十六篇，雜論儒、道、墨、法、兵、農、縱橫、陰陽家等各家學說。
從思想上看，《呂氏春秋》的顯著特徵體現在其對先秦諸子思想的包容性和時空觀念的開放性。首先，該書對於先秦各大思想流派進行了客觀性地總結與取捨，使之融爲一爐。“不二篇”中講道：“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倪良貴後”，認爲“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這些不同的思想應當統一起來，才能實現“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一穴”的目的。實質上，這是一個以道家思想爲指導的吸收借鑑的過程，將諸子各家精華內化爲“道之用”，成爲道家思想的外延或者在某一領域的表現。其二，《呂氏春秋》對時空和歷史的認識具有很強的開放性，視野極爲開闊，如“長見篇”所論述，“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意思是說，歷史的發展是一環扣一環的，今之視者，亦猶後之視今，無古不成今。瞭解過去，有助於瞭解今天。但是，瞭解過去並不意味着拘泥不變，恰恰相反，當時代變化了，相應的法規、政策等也應該變化，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它還用“刻舟求劍”這則著名的寓言諷刺了那種拘泥古法而不知時變的人，同時生動地表現了自己開放的歷史觀。此外，該書還繼承了老莊的無爲思想，主張鞏固政權在於清靜無爲，“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虛靜以待”，只有這種“無爲”、“虛靜”，才能達到無爲而無不爲的自由境界。
飛刀以爲，《呂氏春秋》的思想包容性和時空開放性，不是一人所見，也非一時的產物，而是秦國文化元素的長期積澱。春秋之際，秦國地處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的交匯處，特定的地理環境鑄就了秦文化兼容幷包的鮮明特徵，其不僅積極吸收了周朝的宗法制、禮樂制等作爲自身主體，而且還在不斷與戎族的交往與鬥爭中，融入了戎族的功利主義因素和君民一體的樸實作風。地分南北，人有華夷，但治國的大道卻是相同的，國家的制度和體制無所謂好壞，均屬於“術”的範疇，周朝有周朝的體制，商代有商代的令法，兵無常勢，制無常形，關鍵要看它服不符合當時社會環境的需要，服不符合當時民衆的意願。正所謂：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一個國家的崛起首先是文化的崛起，而打破一切時空束縛、兼容幷包的文化纔是真正具有永恆生命力的文化，它既不拘泥於組成元素來源的國家、民族或是種族，也不拘泥於組成元素創造者所處的階層與時代，泰山不讓寸土而成其大，江河不捐細流而就其深，只要有益於自身民族的發展和壯大、社會的繁榮與進步，均可一概採納，真正的王者總是善於以海納百川的氣魄整合普天下的智慧而化爲己用的。這正是秦文化的偉大內涵，也是華夏文明底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