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詩歌總集，一部現實主義的詩歌總集，它收錄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三百零五首，其中六首爲笙詩，只有題目，沒有詩，故又之稱“詩三百”。該書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周代時期（西周、東周、東周春秋中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時期的歷史面貌。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爲“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爲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後來，《詩經》被儒家奉爲經典，成爲《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一。
《詩經》按用途和音樂分“風”、“雅”、“頌”三部分。其中，“風”是指各地方的民間歌謠，包括了周南、召南、邶、墉、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個地方的民歌，涵蓋了今天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湖北北部等地，故又稱“十五國風”，有詩一百六十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雅”大部分是貴族的宮廷正樂，按音樂的佈局又分“大雅”、“小雅”，合計一百零五篇。“頌”是周天子和諸侯用以祭祀宗廟的舞樂，分“周頌”、“魯頌”、“商頌”，共四十篇。詩篇形式以四言爲主，運用“賦”、“比”、“興”等手法。
後世學者將“風”、“雅”、“頌”、“賦”、“比”、“興”稱爲《詩經》“六義”。前者主要說的是寫作內容，後者則是側重於寫作手法而言的。
朱熹在《詩集傳》中，對於“賦”、“比”、“興”三者給與了較爲準確的定義。“賦”，“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即直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和說詞政論中注重使用這類手法，可謂是其特色之一。《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富於變化。如《氓》中，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中，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等等。“賦”和“比”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爲“起興”，對於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爲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於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繫。“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同時又夾雜了作者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增加了詩歌的流動性，具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
飛刀以爲：“詩”作爲一種藝術表現形式，自古至今，由四言、五言、七言、多言到雜言，由歌謠、樂府、律詩、詞、曲到散文詩，其形式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而且，隨着時代的變遷，這種形式的變化還會不斷地進行下去。從廣義上講，“詩”是人類“釋放自我、追求自然”的精神，是人們內在感情的自然流露，不應拘泥於它所處的時代、文化和語言。只要你敢於擺脫束縛、打開心扉，一切儘可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