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孟家上學讀書受教育情況
我家雖然是中國儒學大師孟子的後代，也不知從那代遠祖時就離開書香門第，改作工匠手藝了。但是思想信仰上還是傳統的儒家思想。
我們三大戶孟家的幾代人中，沒有吃齋唸佛的，也沒有信“洋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供祖宗不供菩薩，逢年過節，給“祖宗牌位”燒香上供，上墳燒紙，不到廟裡燒香拜佛。他們以忠孝節義爲道德標準，既不是有神論者，又不是無神論者。他們對生命的看法是：“人死如燈滅”，也就是說人的肉體如過去油燈的“燈碗”，性命如“燈油”，燈油耗盡了燈就熄滅了，只剩下空碗。人的性命精力耗盡了，人就死了，只剩下肉身。對神鬼的看法是：“信則有，不信則無”，鬼神存在於人們的心裡，而不是存在於客觀世界上。他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神敬善人，鬼怕惡人”等民間格言。這種樸實又有些愚昧的世界觀，也是舊中國衆多老百姓精神狀況。
對於文化學習，從我們孟氏家族來說也是比較重視的，是希望讓自家的孩子讀書成才的。但是，過去的讀書的目的和現在是不同的。
過去的中國是小農經濟社會，廣大農民是沒有文化不認識字的，因爲當時從事農業生產也不需要讀書識字。那時上學讀書就是爲了脫離農業生產，優秀者通過縣內考試，取得縣政府授予的“秀才”學位，類似現在的初中畢業生。“秀才”中的更優秀者通過省裡的考試，取得省政府授予的“舉人”學位，類似現在的高中畢業生。“舉人”中最優秀者通過中央政府的考試，取得國家授予的“進士”學位，類似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取得“進士”學位後，國家就給安排工作，成爲“朝廷命官”了。如果再能進入國子監，成爲“監生”，就等於是有工資的“研究生”了。如果再能進入翰林院，那就等於進入科學院當研究員了，若能獲得“大學士”的官職，就等於是“院士”頭銜了。而從秀才到舉人，再到進士，等於是優中選優再選優，經過幾次淘汰，進入最後一關是非常困難的。當朝廷缺少官員時，有的舉人也可能被“提前錄用”安排工作，而秀才是不能成爲朝廷命官的。有些舉人和秀才，也可以從事官府僱傭的“書吏”、“師爺”一類的事務性工作，俗稱“做事的”，但在社會地位上屬於臨時工。有的秀才成爲富豪家庭僱傭的管家、賬房先生或教書先生，也有的成了鄉村的私塾老師。還有舉人和秀才，不甘心落榜，一次一次的總去“應試”，結果一事無成窮困潦倒，以失敗告終。
在這種激烈競爭的考試文化中，老百姓中多數人對“讀書做官”、“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是望而卻步的，他們覺得與其供子女上學成爲“孔乙己”式的人物，還不如直接就讓子女當“閏土”式的農民。所以，先把小孩子送到私塾或學校念點書，檢驗一下孩子的智商，一看學習成績平常，不可能成爲學習尖子，也就不再供他們上學了。這些孩子自幼受到家長這種思想的影響，在學校學習成績一般，不能名列前茅，自己也就沒有進入仕途的信心了，也就自認天生不是靠耍筆桿子吃飯的材料，認命幹莊稼活了。
聽老人們講，在清朝時農村沒有學堂，只有私塾。而且也不是村村都有，許多世代務農的家庭，沒有讓孩子讀書寫字的要求，教書先生也就沒有更多的市場。那時國家沒有普及教育一說，私塾老師的工資，是學生家“攤”的，給錢給糧食都可以。富裕人家多給些，窮苦人家少給些。平時吃飯也是各家輪流吃，住宿就在學校裡。一個村十幾家、或者二三十家供養着一個老師，問題也不大。而且私塾先生的教學方法靈活，因人施教。沒有明確的學期和年級區分，老師對學生只有作業沒有考試，當然這些因人而佈置的作業也等同於單獨考試。農民家的孩子，可以在冬季或農閒時去念書，農忙時就下來在家幹活。所以窮人家的小孩子，一般是男孩子都可以上一兩年私塾，學一些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之類的初級文學知識，和背誦小六九、打珠算、丈量土地一類的數學知識，大概屬於啓蒙教育吧。再往上學什麼四書五經之類的高深知識，準備考秀才、中舉人的就少了，考進士中狀元等就更不敢想了。一來是家裡窮，只要能勞動了，就要去幹活，沒空唸書。再有也是多數人智商低，高深知識學不進去，雖然私塾先生因人施教，但是如果完不成老師佈置的背書、釋義、寫大字（毛筆字）、做文章的任務，也是要打板子（用戒尺打手掌）的。小孩子常由於不會背書怕捱打，也就不願意再上學了。家長一見自家的孩子常捱打，就知道孩子不是讀書的“材料”，走不通“學而優則仕”的“讀書做官”之路，也就不再花費錢糧供孩子繼續上私塾讀書了。
當然，過去也有窮家的孩子智商高，小時候半農半讀，成人後白天務農，晚上讀書，靠學習成材的。據說中國古代社會，爲了鼓勵窮人家的孩子讀書成才，也是有國家“助學金”的。窮人家的孩子考中“秀才”，就可以到縣辦的書院去讀書，準備日後考取“舉人”。窮秀才去書院讀書了，家裡沒人種地了，縣衙門每月給幾兩銀子的生活補貼，可以一邊讀書一邊養家餬口。窮秀才考上“舉人”後，到省裡的書院去讀書，國家給的助學金更多了，同時也可以得到一些鄉紳的贊助。如歷史上的朱買臣、呂蒙正和戲曲裡的陳世美等人，都是窮人家出身的。當然，窮人家的孩子想讀書成才，除了天資聰明之外，還要有“頭懸樑”、“錐刺股”、“鑿壁借光”、“囊螢映雪”等刻苦學習的精神。所以，古代社會那種窮家出身通過讀書當官的人，是非常罕見的。
辛亥革命後，雖然有“拆了大廟改學堂”的舉動，但那時國家辦的小學校是很少的，還沒有中學。經過“五四運動”“打到孔家店”，以後，私塾也少了。那時的老師是國家發工資的，學校是要收學費的，而且除去寒暑假、禮拜天、都要按時到校上課的。所以，窮人家的孩子還是去不了“學堂”讀不起書的。
據《薊縣誌》記載：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薊縣就把過去的漁陽書院改建成“兩等小學堂”，設文學、數學、地理、歷史和體操等課程。辛亥革命後，城裡又陸續建立了興隆庵、龍泉庵、白塔寺等初等小學，1928年城內的“兩等小學”改稱“縣立第一完全小學”。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薊縣的國辦小學越來越多了。在日僞時期的1941年10月，薊縣城裡在“漁陽書院”舊址（現在的“薊縣一中”校區內），建立了“薊縣初級中學”，每年招一個初中班，學生42人。到1945年，招收四個初中班、一個高中班，也就是原來的初中三年級班升爲高中一年級班，等於有了一個高中班。日本投降後，薊縣被共產黨接管，1946年國民黨佔領薊縣城區後，薊縣中學撤離薊縣城，與玉田縣、平谷縣的中學合併爲“聯合中學”，進行打游擊式的流動教學。1949年1月，平津戰役後，聯中分開，各自回到本縣。薊縣中學回到縣城舊址，改稱“河北省立薊縣中學”，但只是有初中班，沒有高中班。
解放後，國家號召男女兒童都要上學讀書，而且學費也不多（我讀小學時每學期一元錢學費），窮人的孩子也念的起書了，但是在本縣只能唸到初中畢業。解放初期，薊縣的初中畢業生還要到通縣陸河中學去讀高中（當時薊縣隸屬河北省“通州專區”管轄，後來通州劃歸北京市管轄，薊縣改歸河北省“天津專區”——後改稱“廊坊專區”管轄）。
1955年“薊縣一中”才設立高中班，以後初中畢業生就在本縣讀高中了。
到1966年時，薊縣的學校分佈情況是：一般的村裡有初級小學（一至四年級），鄉（後改爲公社，全縣38個公社）裡有高級小學（五六年級），區裡有初級中學（區後改爲工委，那時全縣分八個工委，只有城關工委片有“薊縣一中”和“敦莊子中學”兩所初中學校，其他工委片各有一所初中學校），縣裡有兩所高中（“薊縣一中”和“上倉中學”），一所中專（“楊津莊水電班”，不是國家辦的，不包分配，類似現在的培訓班）。天津專區（薊縣那時屬河北省天津地區專員公署管轄）有廊坊師專（大專）、廊坊農機化學校（中專）、楊柳青衛生學校（中專）、楊村師範學校和薊縣師範學校（中專）。那時只有大城市裡纔有省辦或者國家辦的大學。不是特優秀的小學生，很難經過層層篩選，考進更高級學校的。我和堂弟孟凡榮讀小學時，薊縣已經達到普及初級小學的程度，所有的學齡兒童都能報名上學。但是能考上高級小學的也就一半左右。到高小畢業升初中時，又要淘汰一大半，到考高中時淘汰的就更多了。1962年我考上初中一年級時，全班50個學生，後來通過留級降班，及有的升學無望的學生中途退學，到1965年我初中畢業時，全班還剩38個學生。我們這38個參加中考的學生中，只有八個人考上高中，三個人考上中專，一個人被選調上了海軍學校。從我們西南隅和南關聯合小學1960年畢業的三十多個同學來看，只有陳德光我們兩個人初中畢業後升學了，通過上學由學校代表國家爲學生分配工作的則只有我一個人，其他人全部被分批淘汰出局了。
從我們老孟家到薊州後的情況看，“繼”字輩的老哥仨在山東老家時念過私塾，能寫字繪畫，略有些文化，這也是作油漆彩繪工匠的工作需要。來到薊州落腳謀生後，“廣”字輩的和“昭”字輩的也念過私塾，有些文化，會寫會算。當然，繪畫和裱糊的手藝是祖傳的，不是從私塾先生那裡學的。
但是辛亥革命後，到了孟昭信的兒子這代，就供不起孩子全去學校唸書了。因爲清政府在洋務運動中廢除科舉考試之後，以四書五經爲教學內容的，靈活辦學，可以臨時就讀的私塾沒有了，縣城裡的新式學校少，招收學生不多，收的學費較高，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上不起學。二來是新式學校上學很正規，上學的孩子只能專心上學，除了星期天、寒暑假之外，不能隨便曠課。窮人家的孩子想農忙季節在家裡幹活，冬閒時候去念書的習慣行不通了。再有就是從清末洋務運動開始，傳統的佛教、道教等寺院香火減少，無力維修寺廟雕樑畫柱的油漆彩繪，孟家祖傳的手藝無處施展，孟昭信改行了，開始置買土地維持生計，兒孫們都是種地的農民了。而農民種地對讀書識字也沒有迫切要求，所以，孟憲成（1909年出生）和孟憲增（1914年出生）都沒讀過書，十多歲就開始跟着大人下地幹活。
1928年後，薊縣城裡的小學校多了，城內的四個“隅”都建了小學校，收的學費也低一些了，招收的學生也多了。這時孟昭信的三子孟憲奎（1920年出生）和次女孟憲春（1925年出生）就在白塔寺初級小學上學了。孟昭信的孫子孟慶雲（1925年出生）、孟慶華（1928年出生）、孟慶餘（1933年出生）、孟慶宇（1938年出生），都在白塔寺小學念過幾年書。這幾個人中，只有孟憲奎學習成績好，在薊縣城裡讀完高等小學，1935年又去北京讀中學。孟慶雲、孟慶華和孟慶餘都是隻念二三年，沒到小學畢業就退學了。孟慶雨在白塔寺小學畢業後，沒有考上高小纔在家務農。
孟慶雲等三兄弟未能小學畢業就不念了，按照當時的社會背景分析，原因有兩方面：
一是天資不足，沒有讀書成才的信心。1928年後，孟昭信讓自己的兒子孟憲奎、女兒孟憲春以及孫子孟慶雲、孟慶華都去白塔寺小學上學，也是希望他們通過學習出人頭地的，可惜女兒和孫子的學習成績一般，看不到發展前途，纔沒有供他們到小學畢業。他們自己也是對學習沒有信心了，才中途退學的。
二是家庭困難造成的，由於家裡缺少男勞力，孟慶雲、孟慶華、孟慶餘都是很小就跟着大人幹農活，對讀書沒有多大興趣，所以才只念二三年就不上學了。
孟慶雲和孟慶華自幼喪父，雖說在大家庭中，與母親一起和爺爺奶奶叔叔嬸嬸共同生活，但家境並不富裕，當然要幫着大人幹些農活了。
孟慶餘十三四歲失去母愛，父親給人打工或下地幹活，需要他在家做飯和照料弟弟，自然也就沒有心思讀書了。
孟慶宇是在1946年後才上學的，能讀到小學畢業，是由於趕上好年代。可惜孟慶宇也缺少學習文化的天資，初級小學畢業後，沒有考上高級小學。這也符合多數農家子弟的正常情況，因爲天資聰明的學習尖子，成績優秀出類拔萃的學生畢竟是很稀少的。
1948年之前，薊縣的國辦小學雖說越來越多，但也不是每個村都有，鄉下的許多小村裡沒有學校，農村裡許多窮家的孩子都不能上學。像孟慶雲孟慶華居住鄉下的岳父、妻兄們都是因本村沒有學校而沒上過學的文盲，女孩子更不能上學讀書了。
解放前薊縣許多老百姓家的姑娘、媳婦們都是大字不識的文盲。那時城裡雖然上學方便，許多家庭也不讓女孩子上學讀書。因爲那時期女人很少參加社會工作，絕大多數都是家庭婦女，從事家務勞動，而家務勞動也是不需要讀書識字的。那時女孩子從小就要學習針線活，俗稱“女功”，同時還要學習洗衣做飯，這纔是女孩子的“真本事”。女孩子十五六歲或十七八歲就要出嫁，到婆家如果不會做針線活，洗不乾淨衣服，做不好飯菜，是要被婆家和鄰居們看不起的。至於你有沒有文化，認識不認識字，則是無關緊要的。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老百姓家裡的女孩子上學讀書的就很少了。我母親、二嬸、姑姑都沒有上過學。
總的看，在解放前，我們從山東老家遷徙到薊縣城內西南隅的三大家五代人中，只有孟昭信家的孟憲奎一個人在1935年考到北京上中學了，而且在參加抗戰後，在軍隊中也成爲軍官，遺憾的是爲國捐軀了，家裡沒有受益。孟昭瑞和孟昭鳳兩大家在解放前出生的兒孫中，連上高小讀書的都沒有，更沒有通過上學讀書的途徑而脫離農村的，都是西南村的農民。
總的看那時期薊縣的文化人很少，如果能夠有高小畢業或者初中畢業的文化水平，就可以在縣城裡找到一份腦力或半腦力勞動的工作，成爲“做事的”職員了。當然，在戰爭或政治動亂年代，也有些沒有文化的人通過參加戰爭或政治活動而當官的，可這是一種特殊現象，和通常的依照文化水平高低，進行社會分工擇業是兩碼事。
解放前，我們老孟家的這種讀書受教育的文化狀況，正是中國廣大農民和城市貧民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