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胡喬木長期在身邊工作，也曾深受晚年“左”的思想影響，也曾贊同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胡喬木經過反思，積極投入了批判“兩個凡是”的鬥爭。胡喬木仔細研究了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從理論上對其中“左”的口號進行了分析、批判。
比如，“以階級鬥爭爲綱”是在“文革”中廣泛流行的口號。華國鋒也強調“抓綱治國”。華國鋒所謂“抓綱”，這“綱”便是階級鬥爭。
胡喬木否定了沿襲多年、影響廣泛的這一口號。他說：“這樣勢必造成階級鬥爭的人爲的擴大化。而且，照這樣推論，社會一旦消滅了階級，失掉了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根據，社會發展就似乎沒有綱、沒有動力，或者忽然有別的矛盾取而代之，成爲綱和動力了。”
又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理論，是華國鋒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的核心理論，流行甚廣。
胡喬木否定了這一口號。他認爲：“這個口號本來不是同志提出的，而是‘四人幫’一夥提出的。它公開見之於文字，最早是在1967年兩報一刊編輯部寫的《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一文中。後來康生把它寫到九大政治報告中，他在向中直機關傳達九大精神時，又作了發揮。這個口號提出以來，報刊上發表過不少文章，但始終沒有嚴格推敲，把它的科學含義和根據講清楚……粉碎‘四人幫’以後，對這個口號還作過一些宣傳，但是究竟它的含義又是什麼仍然是一個問題……今後，這種含義不清的口號，在現實生活中仍然可能成爲不安定的因素。講清楚這個問題，對黨的理論和實踐，對中國革命和國際運動，都有重要的意義。至於採取什麼形式講清楚，那需要考慮，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不要在報刊上講。”
再如，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載入九大通過的黨章之中的，也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
胡喬木加以如下剖析：“同志沒有說過‘始終’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康生加的。加上這兩個字，就把同志的話搞得面目全非，在邏輯上也講不通。列寧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如果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始終存在，那怎麼消滅階級，怎麼進入？那豈不等於說，社會主義永遠不是社會主義，或永遠不能實現消滅階級的社會主義？這種‘始終存在’的錯誤提法，迫切需要糾正，也很容易糾正。但是也要經過中央正式決定，採取一定的手續纔好把它正式糾正過來。”
還有，在九大上扳着手指頭歷數黨內一次次路線鬥爭，給人們留下極深印象。於是，動不動就要說成路線鬥爭，說成第幾次路線鬥爭。
胡喬木對此作如是說：“黨內鬥爭，是否都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都是路線鬥爭？黨的歷史是否只是路線鬥爭的歷史？……黨內存在路線鬥爭，這是事實。但是，黨的歷史不等於就是路線鬥爭的歷史。如果任何鬥爭都是路線鬥爭，那麼，黨內就幾乎天天存在路線鬥爭……很長時間以來，在一些同志中間形成這麼一種心理，似乎黨內的任何鬥爭不提到路線鬥爭的高度上來，就沒有重要意義，就像吃飯沒有吃飽似的，總不過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生都進行過不少的黨內鬥爭，但是他們並沒有說進行過多少次路線鬥爭，別人也沒有這樣說過，因爲沒有必要這樣來歸類和計數。把黨內一切複雜的鬥爭都簡單化成爲一定的刻板的模式，我們以後有沒有必要繼續這樣做？”
胡喬木的這些見解，很多是鄧小平的見解。他在中央宣傳部的會議上講這些問題，是希望中國報刊從此不再使用那些華國鋒時期曾流行甚廣的“左”的政治口號。這樣，便可逐漸消除華國鋒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的“左”的影響。
所謂“右傾”和“非毛化”
世上的路，筆直朝天的畢竟不多，總有起伏，總有曲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路是曲折艱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路也是波浪起伏的。
令人震驚的是，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公報》剛剛見報，在山西省西角的運城地區，馬上刷出了這樣的大字標語：
高舉思想偉大紅旗，貫徹十一大路線！
爲什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之際，強調“貫徹十一大路線”呢？
這是因爲大字標語的作者，敏銳地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看出，政治路線發生明顯的變化，不同於華國鋒在十一大所作的政治報告。
他們鼓吹要“貫徹十一大路線”，不言而喻，這表明他們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政治路線。他們還刷出了這樣的大字標語：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堅決鎮壓反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大字報的作者們，顯然是“兩個凡是”派。
最爲令人驚訝的是，大字標語的落款不是某某“戰鬥隊”，竟然是“地委秘書處”！這表明，這是一個地委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山西的兩個縣委書記，甚至稱十一屆三中全會爲：“逆風千里，一場浩劫！”
不光是偏遠的山西運城出現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大字標語，而且首都北京也不平靜。在北京西單民主牆上，出現署名“工向東”的大字報，激烈地攻擊十一屆三中全會。
這“工向東”的名字本身，就帶有濃烈的“文革”味。所謂“工向東”，乃“工人階級心向”之意。在“文革”中，“紅向東”、“全向東”、“農向東”之類的名字曾經氾濫於一時。“工向東”的大字報，果真充滿“文革”味。大字報聲稱：
十一屆三中全會踐踏了的革命路線。
十一屆三中全會蠶食了的革命事業。
大字報以爲，十一屆三中全會爲彭德懷翻案，是“右派翻天”，“否定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勝利成果”。
北京街頭還出現署名“馬列主義、思想研究會”的傳單。那傳單的標題十分刺目：《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義路線》！《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編輯部還同時收到一份長達1.6萬字的傳單，猛烈地攻擊鄧小平。傳單的署名爲“反對機會主義者全國聯盟十九人委員會”。
……
這些大字標語、大字報、傳單，表明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出現了一股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逆流。反對者們製造流言，聲稱十一屆三中全會犯了“右傾修正主義錯誤”，是中國歷史的“大倒退”。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反對者，不僅在國內有，而且在國外也有。
海外報刊上出現了一個新名詞，曰“非毛化”。“非毛化”的含義明明白白，即“非化”。他們宣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非毛化”會議。
其實，這“非毛化”一詞，是套用“非斯大林化”一詞。
“非斯大林化”一詞，始見於1956年。在這年2月14日至24日，蘇共在莫斯科召開了二十大，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蘇聯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浪潮。這樣，海外報刊稱赫魯曉夫在蘇聯推行“非斯大林化”。
海外報刊把十一屆三中全會比作蘇共二十大；把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兩個凡是”的批判，視爲“非化”，亦即“非毛化”。其實，在“非毛化”一詞出現之前，在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在中
國國內就已經有了類似的新名詞，那就是汪東興所說的“砍旗”。所謂“砍旗”，也就是“砍思想偉大紅旗”，其實就是“非毛化”的同義語。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跟蘇共二十大截然不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
作的秘密報告，主題是全盤否定斯大林。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並沒有全盤否定，實行“非毛化”。十一屆三中全會充分肯定，肯定思想，只
是指出對不能搞“兩個凡是”。關於這一點，後來在1980年8月，鄧小平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談得非常明白：
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
鄧小平還指出：
我們要對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後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思想。思想是一生中正確的部分。
所以，鄧小平也就回擊了所謂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蘇共二十大在中國重演的海外謬論。赫魯曉夫所實行的是全盤否定斯大林。鄧小平截然不同。鄧小平把一生分爲正確的和後期的錯誤兩部分。鄧小平不僅指出正確的部分是第一位的，而且把“思想”定義爲“一生中的正確部分”。這樣，鄧小平就充分肯定了的功績，肯定了思想。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兩個凡是”，不是“非毛化”，而只是否定了的“後期錯誤”。
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給了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但是這一大討論並沒有因此畫上句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兩個凡是”派並沒有善罷甘休，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仍在繼續中。
在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代表時，便針對當時的情況，指出“這個爭論還沒有完”，要“考慮補課”。在這次講話中，鄧小平便提到了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還大有人在”。鄧小平說：
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基本上是、“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認爲中央現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着擁護同志的旗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四人幫”那一套。
鄧小平重新回顧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鄧小平說：
就全國範圍來說，就大的方面來說，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比較明確地解決了我們的思想路線問題，重新恢復和發展了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這是很重要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光明日報》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麼大的反應，說是“砍旗”，這倒進一步引起我的興趣和注意。最早是搞亂了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他搞了那個語錄本，把思想庸俗化，搞得支離破碎，而不是讓人們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思想來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我是不贊成“兩個凡是”的。“兩個凡是”不是馬列主義、思想。因此，我提出要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思想，以後又解釋什麼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思想。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論點，開始的時候反對的人不少，但全國絕大多數幹部羣衆還是逐步接受了的。
鄧小平又一次高度評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不要小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爭論。這場爭論的意義太大了，它的實質就在於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思想。
在鄧小平的提議下，在1979年下半年，又進行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補課”。
以鄧小平視角看十一屆三中全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中國歷史的大轉折。誠如本書開頭“小引”中所說，從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成了中國報刊、書籍、報告、講話中的“高頻詞”。
其實，“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成了《鄧小平文選》中的“高頻詞”。
鄧小平曾多次、多角度論述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意義。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差不多每年都要談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有時一年中幾次談到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下從《鄧小平文選》中，摘錄若干片斷，以求以鄧小平的視角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七個月，即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把是否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定爲選幹部的主要標準。鄧小平指出：
選幹部，標準有好多條，主要是兩條，一條是擁護三中全會的政治路線，一條是講黨性，不搞派性。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央幹部會議上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報告時，回顧了粉碎“四人幫”三年以來的工作。他很強調這三年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那一年。
鄧小平說：
我從政治、經濟、外交方面，大致談了這三年、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的一年，我們做了一些什麼工作。
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這樣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現在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這個討論是針對“兩個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馬列主義、思想當做教條。三中全會的提法，叫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在與中央負責同志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時，這麼說及十一屆三中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