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指出：1976年4月5日的“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事件”爲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羣衆運動，爲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羣衆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事件”的錯誤文件。
《公報》也以中央全會的名義宣佈：
會議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
葉劍英在會上着重講了發揚民主、加強法制的問題。
葉劍英指出：“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廣大幹部和羣衆的積極性，集思廣益，羣策羣力地建設社會主義；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廣開才路，及時發現我們黨的優秀人才，把他們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中去；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保障廣大幹部和羣衆有對領導實行監督和批評的權力，從而有可能及時發現和揭露像、‘四人幫’一類陰謀家、野心家，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有切實保證。”
對於加強法制，葉劍英說了一段振聾發聵的話，使中央委員們深受震撼：“人大常委會如果不能儘快擔負起制定法律、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責任，那人大常委會就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尸位素餐，那我這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就沒有當好，就愧對全黨和全國人民。”
在會上，代表們對華國鋒個人崇拜的嚴重傾向提出尖銳的批評。爲此，華國鋒表示今後要“少宣傳個人”。這樣，《公報》中寫了這麼一段：
華國鋒同志在會上着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羣衆，多歌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並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爲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誌。全會重申了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
這樣，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之後，那股“宣傳英明領袖華國鋒”的熱潮，也就畫上了句號。對於華國鋒的個人崇拜，也就降溫了。
胡耀邦評說十一屆三中全會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的第六天——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來到中央黨校。
胡耀邦此行，原本是爲了和前來繼任的中央黨校副校長張平化辦理交接手續的。然而，胡耀邦的到來，中央黨校爲之轟動，教師和學員強烈要求胡耀邦就剛剛結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一次報告。
原本沒有作報告打算的胡耀邦，感到盛情難卻，不得不在全校作了即興講話。話題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黨校作了詳細記錄。這份記錄後來送交胡耀邦審閱，然後印發給學員學習。
這份記錄，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獻，記載了胡耀邦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說。
胡耀邦一開始，便說及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大致情況：
會議的發言簡報估計有150多萬字，相當於兩部《紅樓夢》，近三部《三國演義》。
總起來說，是五大問題：
1、轉變有偉大的意義，偉大的前途；
2、轉變以後，我們要老老實實抓經濟，把生產搞上去；
3、要轉變得好，就要我們把政治上的安定團結搞好，做到是非、功過、賞罰分明；
4、還要把我們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搞好；
5、把我們黨的風氣搞好，黨的生活搞好。
胡耀邦談起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中心思想：
全會主要精神在哪裡呢？公報上面基本上把它概括報道了。我只向大家闡述一下公報的內容。公報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中心思想就是一個，就是從明年起，一定要把我們工作的着重點（或者叫重心，或者叫中心）轉移到搞四個現代化上。
再說一遍，從此以後，只要沒有外敵侵略，我們一定要把主要精力集中起來搞四個現代化，不搞別的。千萬不要用主要的精力今天搞這個，明天搞那個了。這個根本思想，就是會議的中心思想。
胡耀邦要求大家適應這一轉變：
我們適應不適應呢？我覺得我們許多同志不適應。我們有許多同志的腦子不是這麼想的，老是想搞運動，老是想什麼批評人。
如何搞現代化，我們懂嗎？我們知識多嗎？我覺得我們在座的同志，臺下的，臺上的，還加上樓上的，我看我們大家都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知識不多，經驗不多。思想上的習慣勢力厲害得很。
習慣勢力就好像抽菸，講話開會兩隻手總往口袋裡抓。（衆大笑）
腦子裡面有個習慣勢力作怪，新的事物它裝不進去，老是想從別的地方——從政治上——幹一下。一干，把事情就搞壞了。
胡耀邦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歷史的轉折，偉大的轉變”：
所以，這次黨中央明確提出來，這是根本的歷史的轉折，這是個偉大的轉變。
公報分析了我們要轉到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上來的歷史經過和現在的條件，指出我們把“四人幫”粉碎了，最大的障礙掃除了。也談了我們這一歷史性轉變的深遠意義和偉大意義。
同時，也談了我們還有困難。不單還有遺留問題，我們的思想也不適應，因此我們要重新學習。
我們的《理論動態》寫了《偉大轉變和重新學習》一文，指出從歷史上講，我們有兩個重新學習。進城的時候，1949年指出重新學習，這是第一次。現在要來個第二次重新學習。
這篇文章還提到了一個古代故事，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濫竽充數”，不會吹，但是人很多，他可以混到裡面不吹。好像我們唱《國際歌》《東方紅》，有的人忘了歌詞，不唱，唱不出來，就跟着大家啊、啊、啊，這叫“充數”。
我們現在搞四個現代化，同志們，如果再搞南郭先生那個“濫竽充數”，
那就不行了。也許有人說，我以後還慢慢幹。爲什麼？我害怕將來還會有什麼運動。我告訴同志們，中央不再搞什麼運動了，這個決心下定了。我們吃了20幾年的苦頭，你們回去以後也不許再搞什麼“土政策”：不搞四個現代化，去搞什麼政治運動。
胡耀邦直言不諱，發人深省地指出中國乃是“偉大的落後”：
同志們，我們確實太落後了。我們的祖國偉大是偉大，但是很落後也確是事實。我看是“落後的偉大，偉大的落後”！列寧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引用過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的如下著名詩句：“俄羅斯母親啊，你又貧窮又富饒，你又強大又軟弱！”我們現在也是這樣，不要夜郎自大，也不要悲觀失望。
胡耀邦提出了“三分明”原則：
爲了四個現代化，我們必須安定團結。沒有政治上的安定團結，我們搞四個現代化的想法不一致。要政治上安定團結，必須分清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主要是政治上的功過是非，做到“功過分明，是非分明，賞罰分明”，叫做“三分明”。
胡耀邦接着又談到了彭真和陸定一，而且還鮮明地指出那三頂大帽子“大體不可靠”——在當時能夠這麼說，是很不容易的：
由於大家敢講真話，講了許多問題。但不是所有問題這次都解決了。彭真同志明天或者後天中央用飛機把他接回來。
陸定一同志的問題怎麼解決，沒有宣傳，他吃了很大的苦頭。
彭羅陸楊只平反了50%。還有同志問，還有那個“叛徒、內奸、工賊”算數不算數？有沒有？這我還講不清楚，因爲我沒有看材料，我估計可能不可靠，大體上不可靠。
胡耀邦談了民主和法制問題：
公報還講了民主和法制。前天黃火青同志說，現在正在開全國高檢會議，一定要請我去講一講。我說，我去講不犯“法”嗎？他說，你去講一講，這是同志之間友好的
支持嘛。我講了三個問題，我把第二個問題簡單說一說。我說，我們公報上寫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你們就是幹這麼四件事。可是你們會反過來問：現在我們有什麼法？無法可依
嘛。違法必究，是你違法還是我違法喲？是你究我還是我究你喲？現在的問題是，你們的工作困難重重怎麼辦？按什麼辦事？第一，按上級指示辦事，現在上級不會有很多指示。比如男女青年要滿25歲才能結婚，誰敢發這個指示？原來婚姻法規定男的20歲，女的18歲可以結婚，你要改變婚姻法的規定，誰敢作個人指示？
第二，靠過去的法律條文辦事。解放以來，我們有多少法？有些法對不對？
第三，靠先進單位的經驗辦事。政法先進單位究竟是哪個，我不清楚？先進單位先進經驗也得要分析。
那麼，靠什麼辦事？我們還要老老實實，靠法制辦事，靠實事求是辦事。法律不光是寫好多文章、條文，在我看起來，高檢當前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平反冤假錯案。
冤假錯案不光幹部裡面有，監獄裡面也有。青海有5萬個勞改犯（連家屬一起），有的早就釋放出來了，可是現在同樣沒有公民權。人家現在提出問題來了，說我刑期早就已經滿了，怎麼還不給公民權。問題一大堆，所以不管怎麼樣，我們要把法制搞好。
胡耀邦又談了思想方法、思想路線問題：
公報第四部分講的是我們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線問題。你要搞四個現代
化，矛盾一大堆，問題一大堆，新問題很多。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都要靠上級指示才能辦事。解決問題，上級哪裡管得了那麼多？同志們，要靠我們自己開動腦筋。
開動腦筋首先碰到一個問題——敢不敢解放思想。
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話，7000多字，講了一個主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四句話是一個問題。他在整個會議上就講這麼一個問題。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完全解決，我們現在黨內敢於講話的只有少數人，不敢講話的是多數人。
在工作會議期間有同志講，我們黨裡面有的同志敢放炮，是高級炮手。但是，敢講真話，敢批評和自我批評，真正敢講話的還只有少數。
小平同志說我們有許多同志思想有些僵化，或者半僵化。然後他就分析我們黨裡面有許多同志思想有些僵化的原因，這是在一定歷史條件底下形成起來的。
小平同志分析有四條原因：
第一條是，十幾年來、“四人幫”搞了許多禁區，到處下禁令，製造了迷信，這個流毒很深，影響很大。
第二個原因，我們黨裡面民主集中制遭受了破壞。簡單地說，就是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許多重大問題一兩個人說了算。
第三是功過是非不清，賞罰不明。
第四是小生產的習慣勢力，容易滿足，因循守舊，安於現狀，不求發展，不願意接受新鮮事物。
胡耀邦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所以，思想不解放的原因，不完全是“四人幫”的流毒，四個方面的原因都有。從這個問題，就講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討論所起的良好作用了。
一切都要按照實踐來檢驗，檢驗錯了，糾正過來，對的肯定下來。可是現在許多同志，包括一些地縣級幹部，哲學知識太少。他們說，這麼講，實踐檢驗真理，行嗎？他根據他的實踐說他是真理，那不張三有張三的真理，李四有李四的真理了嗎？人家這裡講的實踐是千百萬人的實踐，不是哪個人的。
多少年來我們很多同志不讀書。無論如何拜託你們各位，你們自己回去注意看一看，你們那裡有多少同志不讀書，不看報，連文件都不看。
胡耀邦最後談到了組織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黨的生活問題，我們的組織問題。我們要把組織工作搞好，組織路線搞好。
我們補了一些人，增加了3個政治局委員（鄧穎超、胡耀邦、王震），增加了1位副主席（陳雲），增加了9位中央委員。這是解放以來所沒有的措施。這次補選，將來開十二大的時候追認，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這次中央選舉產生了以陳雲同志爲首的由100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我順便講一下，我們紀律檢查委員會搞了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就是編了一個黨內政治生活十二條基本準則。說的是裡面按什麼辦事。文件經紀律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以後提交中央，由中央頒佈。
要把我們黨內正常生活搞好，就是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搞批評自我批評。黨的會議上對誰有意見都可以講，至於處理那就不能隨便，要慎重。但請同志們注意一條，批評人主要不是算多少年前的老賬，主要是着眼於現在。在我看來，我們某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或者說對於撥亂反正不認真，不堅決，或者說有錯誤。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我覺得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以來，要撥亂反正，扭轉乾坤。
那麼，我們的乾坤扭轉了沒有？我個人的看法沒有完全扭轉，乾坤初轉，或者是乾坤始轉，開始轉了。我們還沒有完全扭轉，所以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還有危險性。
胡耀邦尖銳地抨擊了個人迷信：
我們黨的生活還有一條很重要，你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也可能意識到了。我們黨內不能製造迷信，不能搞特權，不要多宣傳個人。這一條非常重要。
不要突出宣傳個人，就是不要製造迷信，我們吃了製造迷信的虧。我們尊重領袖，尊重我們的導師，是非常正確的，可是不要迷信。我們多少年來習以爲常，甚至我們現在的宣傳中還在搞那個突出宣傳個人，實際上我們搞了一些迷信的東西。這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東西。
我們黨內，縣委製造縣委書記的迷信，說我這裡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的好學生，艱苦奮鬥幾十年，英明哪，正確哪，偉大呀。同志，這麼搞下去，就不得了呀！
多少年來我們的宣傳工作、文藝工作都有教訓哪！不是說這幾年文藝方面沒有創作，也創作了一些好的東西，解放了思想，但是有製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
不要以爲這一套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恰恰相反，這個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馬克思主義是實事求是，我們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
中國人好面子，中國人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不同，明明兩個人關係不好，還說我們兩個人是好朋友。搞這個，德國人就對我們有這樣的批評，說你們中國人太講客氣，我們德國人不，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們黨的生活的這一條原則你們千萬要注意。上級來，招待他，生怕招待不好，請你吃飯，吃得不好怎麼辦，他回去以後會怎麼的。有人說“帽子”沒有了，還有“小鞋”，給你穿“小鞋”怎麼辦？穿就穿，穿不進去甩掉它，你怕什麼！我們要把我們的黨風搞好，把我們的社會風氣搞好，把我們的幹部作風搞好。
胡耀邦快人快語。他的這一即興報告，把他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見解和盤托出，非常生動，又非常鮮明。
胡喬木批判華國鋒“左”的理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1979年1月3日，胡喬木在中央宣傳部的會議上，作了一次頗爲重要的講話。
胡喬木的這次講話，撥亂反正，從理論上糾正了許多沿襲多年的“左”的口號，內中特別是批判了華國鋒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左”的理論，起了很大作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