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引起“兩個凡是”派們的激烈反對。汪東興說此文是“砍旗”。胡耀邦卻說：“理論問題要勇敢。”鄧小平發表長篇講話，有力地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11日：征討“兩個凡是”的檄文發表
本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打算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位置推出的。
不過，由於那天有重要新聞，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屈居頭版二條位置，佔了頭版下半版，再轉到第二版。
那天頭條的重要新聞，是關於華國鋒的。《光明日報》的大字標題是：
滿載朝鮮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
華主席離平壤回國.金主席車站熱烈歡送
配合這一新聞，還刊登了在平壤車站，華國鋒和金日成握手告別的照片。
耐人尋味的是，下半版刊登的卻是征討“兩個凡是”的檄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是在當時，很少有人知道這“上半版”與“下半版”之間的深刻鬥爭。
後來，外國記者這樣加以評論：“‘實踐派’發動這場大辯論之前，爲了先聲奪人，一戰即勝，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矇在鼓裡，一點沒有察覺。據悉《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時，恰逢華國鋒訪問朝鮮之際，‘凡是派’根本來不及作出及時、有效的反應。該文披露於世後，汪東興、紀登奎聯名致電華國鋒，彙報這件事，並認爲這件事牽涉甚廣，後果堪憂，向華請示應付的方針。華接報後，主張持慎重態度。”
也就是說，外國記者已經敏銳地觀察到中央主要領導分爲兩派：一派堅持“兩個凡是”，被稱之爲“凡是派”；另一派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被稱之爲“實踐派”。
“凡是派”與“實踐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曾作了這樣的評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用筆名發表的文章，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成了擁鄧力量的第二次吶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當時是南京大學哲學系老師，黨員。後來他自稱，1977年秋他把這篇文章送去發表，反對“兩個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動做的，因爲他意識到，如果不駁斥“兩個凡是”那樣的教條，鄧就沒有重新掌權的希望。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在寫作時就很明確，是針對“兩個凡是”而寫的。且不說作者最初的立意、構思，在責任編輯王強華所作《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的講話記錄上，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
不過，令人奇怪的是，這篇文章從頭至尾卻沒有半句提到“兩個凡是”！
顯而易見，這純粹出於鬥爭藝術的需要，行文不能不講究“迂迴曲折”。因爲在那時，華國鋒還是最高領袖，還不能正面衝擊“兩個凡是”，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幫’”這樣的旗號。
前已述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中本來是有一句“點”到“兩個凡是”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他們並不認爲凡是自己講過的話都是真理，也不認爲凡是自己的結論都要維護。
但是，爲了避免正面衝擊，授“兩個凡是”派以柄，楊西光考慮再三，還是把這句話刪去了。
文章一開頭，便點明主旨在於“爲了深入批判‘四人幫’”：
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麼？這是早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問題。但是這些年來，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他們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大量的歪曲宣傳，把這個問題搞得混亂不堪。爲了深入批判“四人幫”，肅清其流毒，在這個問題上撥亂反正，十分必要。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分四大段加以論述，分別加上了這樣的小標題：
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
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
批判“兩個凡是”，也就是要批判“兩個主席”的“左”的錯誤。可是，文章卻巧妙地用“兩個主席”來批判“兩個主席”，令“兩個凡是”派無話可說。
文章先是引用了華國鋒的一段話：
正如華主席所指出：“從來對思想理論問題採取極其嚴肅和慎重的態度，他總是要讓他的著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的考驗以後再來編定他的選集。”
接着，文章列舉了是如何“讓他的著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的考驗”的：
一貫嚴格要求不斷用革命實踐來檢驗自己提出的理論路線。1955年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一書的時候，寫了104篇按語。當時沒有預料到1956年以後國際國內所發生的階級鬥爭的新情況，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語時特別寫了一個說明，指出這些按語“其中有一些現在還沒有喪失它們的意義。其中說1955年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決戰取得基本勝利的一年，這樣說不妥當。應當說1955年是在生產關係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勝利的一年。在生產關係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戰線方面和政治戰線方面，則或者還沒有基本勝利，或者還沒有完全勝利，還有待於爾後的努力”。（《選集》第五卷225頁）
這就是說，在1958年便認爲自己在1955年所作出的論斷“不妥”。說得更明白些，也就是在1955年所作出的這一論斷經實踐檢驗是錯誤的！
這樣引用了華國鋒的話，又用自己的話聲言自己的“不妥”，令“兩個凡是”派無懈可擊。
作者精心地這樣論述，是爲了證明的話並非“句句是真理”——連本人都以爲自己的一些話“不妥”嘛！既然的話並非“句句是真理”，對也就不能“兩個凡是”了！
所以，文章強調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這一早已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本人反覆論述過的基本原理，進行再論述。
文章針對“兩個凡是”派把著作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聖經”而加以批駁道：
革命導師這種尊重實踐的嚴肅的科學態度，給我們極大的教育。他們並不認爲自己提出的理論是已經完成了的絕對真理或“頂峰”，可以不受實踐檢驗的；並不認爲只要是他們作出的結論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都不能改變；更不要說那些根據個別情況作出的個別論斷了。
他們處處時時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論斷、指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尊重實踐，尊重羣衆，毫無偏見。他們從不容許別人把他們的言論當做“聖經”來崇拜。這就是說，馬列著作以及著作都非“聖經”，他們也不容許別人把他們的言論、著作當做“聖經”。
文章指出，曾批評過把馬列著作當做“聖經”，認爲只有“聖經上載了纔是對的”：
、“四人幫”爲了篡黨奪權，胡謅什麼“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實踐證明，他們所說的絕不是思想的真理，而是他們冒充思想的謬論。
現在“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批評過的“聖經上載了的纔是對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種傾向依然存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
“四人幫”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對於這些“禁區”，我們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爲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思想，而只有矇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主義。
這裡點名批判、“四人幫”，實際上暗指“兩個凡是”派。因爲“兩個凡是”派把的話當成“句句是真理”，把著作當成“聖經”。
雖說《人民日報》在1978年3月26日發表了張成的《標準只有一個》一文，打響了“真理標準”論戰的第一炮。但是，真正有分量、引起廣泛注意和強烈反響的，是《光明日報》這發重磅炮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發重磅炮彈，胡耀邦曾在當時給友人的一封信中預言：“這篇文章將載入歷史。”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胡耀邦的判斷完全正確，這篇文章確實載入了歷史。
12日深夜：吳冷西來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發表的那天，在平靜中度過。這也許因爲《光明日報》是一張面向知識界的報紙，人們以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篇“學術性”文章，沒有太在意。
第二天，風暴驟起。這是因爲許多家報紙轉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表明這篇文章“頗有來頭”，引起高層的關注。
楊西光是老報人，深知要打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炮，光靠《光明日報》的影響還不夠。所以，他請報界同仁——新華社、《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給予支持。
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之前，楊西光就向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解放軍報》社長華楠通報了情況，打了招呼。他們曾向楊西光打聽文章的“來頭”。因爲在當時，他們對於沒有“來頭”的文章，不敢隨便轉載、轉發。楊西光告訴他們，此文經胡耀邦閱定。
這樣，在《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當天，新華社就轉發了這篇文章——在通常的情況下，只有重要文章，纔會被新華社所轉發。
由於新華社的轉發，所以在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級大報轉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3日，轉載的省市級大報有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在5月12日轉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也就是說，《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這一回站在一起，打破了往日的“二比二”，形成了“三比一”的局面。
《人民日報》是中央機關報。平日的慣例總是《光明日報》轉載《人民日報》的文章，《人民日報》轉載《光明日報》的文章是不多見的，而且被轉載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爲這樣，許多人注意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從《人民日報》轉載引發的。
果真，《人民日報》的轉載，引起了一位權威人士的密切關注。這位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轉載的當天夜裡，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進行了激烈的批評。
那是夜裡11時，一個電話打到《人民日報》總編室。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一邊接聽電話，一邊作記錄。電話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砍旗”，影響“很壞很壞”。
所謂“砍旗”，也就是“砍思想偉大紅旗”。
筆者採訪了當事人胡績偉。據胡績偉回憶，他當時左手持電話耳機，右手作記錄。胡績偉說，這是他在報社工作多年所養成的工作習慣，因爲報社常常接到上級部門的電話，必須一邊聽，一邊記錄，便於貫徹、便於傳達，也便於日後查覈。
以下是胡績偉所記的電話記錄：
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文章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文章說馬克思主義要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以後，纔是真理，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可以取得革命勝利的學說，只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實踐以後，才能證明是真理。就是說列寧提出這個學說時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後，實踐證明了纔是真理。那麼，人們怎麼會熱烈擁護，會爲之貫徹執行而奮鬥呢？文章是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對真理不存在，真理開初提出時不是真理，要經過實踐檢驗纔是真理。這是原則錯誤。
文章在政治上很壞很壞。作者認爲“四人幫”不是修正主義，而是教條主義，不是歪曲篡改思想，而是死抱着的教條不放，因而現在主要不應反“四人幫”，反修正主義，而是應該反教條主義。如文章所說的，要粉碎人們的精神枷鎖，就是要反對“聖經上說了纔是對的”，所謂衝破禁區，就是要衝破思想。文章結尾認爲當前要反對的就是“躺在馬列主義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革命實踐”，就是要反對所謂教條主義，要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思想開戰。
文章用很大篇幅講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宣言》，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的指示，去修改思想，認爲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認爲不能把主席指示當做僵死的教條，不能當聖經去崇拜。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難道一句頂一句也不行？難道句句都不是真理纔對嗎？
思想是我們團結的基礎，如果都去懷疑主席指示有錯，認爲要修改，大家都去爭論哪些錯了，哪些要改，我們的黨還能團結一致嗎？我們的國家還能安定團結嗎？所以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
這個電話，是吳冷西打來的。
胡績偉告訴筆者，他接完吳冷西的電話，便把所記電話記錄交付排印。半小時後，電話記錄就印好了。胡績偉把這一電話記錄分送給楊西光等有關人士。
胡績偉以爲，吳冷西的電話，並不是代表吳冷西個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電話。那口氣完全是上級訓斥下級的味道。吳冷西的電話，不是隨便說的，講得很有邏輯性，層次分明，觀點鮮明。
正因爲這樣，胡績偉印發了吳冷西的電話記錄，在小範圍內供有關人士參考。另據楊西光夫人季寶卿告訴筆者，那當時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胡績偉，曾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起了重要作用天晚上，她和楊西光住在北京一家賓館裡。當時，她和楊西光尚未在北京安家，中央宣傳部把他們臨時安排住在北京一家賓館裡。不過，楊西光由於工作很忙，平日住在報社裡，很少去那家賓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楊西光鬆了一口氣，那天晚上和季寶卿去賓館住。他們在賓館的電話號碼，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卻忽地響起了電話鈴聲……
電話是胡績偉打來的。胡績偉向楊西光通報了吳冷西電話的內容。在胡績偉看來，吳冷西的電話是衝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來的，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首先是《光明日報》發表的，他除了要把排印好的吳冷西電話記錄派人送給楊西光之外，趕緊先打個電話給通報這一突**況。
季寶卿記得，楊西光聽罷胡績偉轉達的吳冷西電話內容，這麼對胡績偉說道：“不去管他！他愛怎麼說，隨便他怎麼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沒有錯！”
接完電話，季寶卿問起出了什麼事，楊西光簡略地向她說了幾句。說罷，楊西光便呼呼大睡，沒有把剛纔的電話放在心裡。可是，季寶卿卻一夜沒有睡好……“電話事件”迅速在高層傳開。
據吳明瑜告訴筆者，于光遠曾這樣風趣地評價了“電話事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是‘老生常談’，而那個電話卻立了‘大功’，一下子使人們注意起那篇‘老生常談’來了。”
吳江也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