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把“四人幫”定爲“極右”，這同樣由於：他本身就“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幫”批極左，其結果會引發對於“文革”的批判，引發對他的批判；把“四人幫”定爲“極右”，批“極右”，則越批越“左”，正符合華國鋒“左”的路線的需要。
這樣，華國鋒論定“四人幫”是“極右”，也就把對於“四人幫”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幫”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錯誤，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錯誤。
由於華國鋒把“四人幫”定爲極右，使批判“四人幫”的鬥爭無法深入下去。
據《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回憶，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出“四人幫”和的“假左僞裝”。這表明，跟當時所說的“極右”已經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來，儘管稱之爲“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5年前的這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龍巖”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報》很快受到來自“上面”的批評。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爲1972年“龍巖”批“左”翻案的文章。藉助於舊事重提，《人民日報》透露了今日也應該批“左”之意。
《人民日報》爲此又受到了來自“上面”的批評。
但是，後來《人民日報》還是發表了《評“四人幫”的極左》一文，對“四人幫”的極左實質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幫”是“極右”了，而改爲提“假左真右”。
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之下，這才最後論定了“四人幫”的極左本質。這是後話。
華國鋒強調繼續“批鄧”
華國鋒一切都“照過去方針辦”，既肯定了“無產階級**”，又論定“四人幫”是“極右派”，有兩個緊迫的、羣衆呼聲甚高的問題又使他不能不明確表態：
一、如何看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事件”？
其實，這兩個問題是互相關聯的。因爲鄧小平最後是被指爲“事件”的“總後臺”而下臺。如果爲鄧小平平反，也就勢必爲“事件”平反。
華國鋒仍是“照過去方針辦”，提出還要繼續開展“批林批孔”和“批鄧”。在粉碎“四人幫”後一星期，華國鋒對參加打招呼會議西北組高級幹部的講話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的指示辦。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親自發動的，要繼續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幫”的第20天，華國鋒對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作了四點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
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
三、凡是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
四、“事件”要避開不說。
這可以說是華國鋒上臺後的“施政綱領”。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宣傳工作座談會。會議由“中央宣傳口”負責。
本來，中央設有宣傳部。在1966年3月批評說：“中宣部是閻王殿。”還指出，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於是，中央宣傳部在“文革”中被“砸爛”。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被關進秦城監獄。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由於顧忌對中央宣傳部的批評，未敢恢復中央宣傳部，而是成立了“中央宣傳口”。
當時的“中央宣傳口”由耿飈、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五人組成領導小組，由耿飈牽頭。內中，耿飈被稱之爲“口長”！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則爲“副口長”。這種“口長”、“副口長”之稱，是“史無前例”的。
耿飈是葉劍英點將前來主持中央宣傳工作的，當然擔任“口長”。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擔任新華社社長，是“老宣傳”，擔任“副口長”駕輕就熟。
華楠是解放軍報社社長，同樣是“老宣傳”，而且代表軍界，所以也是“副口長”合適人選。
王殊如前所述，由於耿飈是外交界領導，把王殊這位駐德大使調來擔任《紅旗》雜誌總編輯，出任“副口長”也理所當然。
李鑫則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錯綜複雜的經歷。他擔任過康生的秘書。康生去世之後，他仍在中央機關工作，擔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由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的緊急關頭，曾向華國鋒作過建議，所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擔任了“中央宣傳口”的“副口長”。
由“中央宣傳口”下達的文件上，常署“耿飈、朱穆之、李鑫、華楠、王殊並王揖”。
王揖不是“口長”，也不是“副口長”。王揖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這“並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央宣傳口”的領導成員。王揖在當時實際上起着秘書長的作用，但是並沒有這樣的任命。
既然“中央宣傳口”召開宣傳工作會議，很自然的，人們關切地問起對於鄧小平以及“事件”的宣傳口徑。
11月18日，主管宣傳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汪東興在拘捕“四人幫”時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汪東興權重一時，成了華國鋒的副手，海外報刊稱之爲“華汪體制”。
汪東興變得如此舉足輕重，還由於他長期在身邊工作，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多年，瞭解高層機密。汪東興曾在中央宣傳部門的一次會議上這麼說過：“現在瞭解‘**’全過程的就只有我一個，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東興控制了的手稿，需要時可以從中拿出一句兩句，借用的威信，來壓服不同意見。
汪東興這次講話的主旨是“雙箭齊發”，既舉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幫”，又舉起右手打倒鄧小平。
汪東興說：
“鄧小平也有錯誤，他不聽的話，還搞他過去那一套。”
“鄧小平的問題，已經有一個四號文件。四號文件不管怎樣，是正確的，是指示的。”
“鄧小平對‘**’還是不理解，‘三個正確對待’做得不好。”
這裡所謂“三個正確對待”，是華國鋒提出的。華國鋒要求幹部們“正確對待‘**’，正確對待羣衆，正確對待自己”。
追根溯源，這“三個正確對待”，也不是華國鋒“發明”的。在“文革”中，曾要求幹部們做到“三個正確對待”，因爲幹部中很多人對於“文革”表示不“理解”，對於羣衆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要求他們正確對待“文革”，正確對待羣衆，同時也就需要正確對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幹部們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羣衆，要正確對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個正確對待”。華國鋒重提“三個正確對待”，是因爲有的幹部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如今說：“在‘**’中整得我好苦啊，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們要否定“文革”，這是華國鋒所絕對不允許的。所以華國鋒要求這些幹部做到“三個正確對待”。
汪東興還說：“鄧小平這個人也是有錯誤的，而且錯誤是嚴重的。他不聽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東西。”
“鄧小平的錯誤是嚴重的，一直髮展到‘事件’。”
“‘事件’到底怎麼看法？反革命摻進去，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亂。”
汪東興還非常堅決地表態：“事件”是“定的”，絕對不能平反。照汪東興所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當然要繼續開展下去。汪東興認爲電影《決裂》，還可以繼續放映——《決裂》是“四人幫”炮製的“批鄧”電影。他以爲，“朝陽農學院”還可以繼續辦下去——其實“朝陽農學院”是“四人幫”樹立的“教育樣板”。
汪東興說，這些都是“主席講過”的，“是指示過的”，所以“照過去方針辦”是不會錯的。
汪東興的話，實際上代表了華國鋒的意思。
會議作出《當前宣傳要點的請示報告》，確定三個宣傳要點：
一、突出宣傳華主席；
二、大力宣傳粉碎“四人幫”的意義；
三、徹底揭批“四人幫”。
1976年11月24日，紀念堂奠基儀式在北京舉行。華國鋒在儀式上發表講話說，要繼承的遺志，進行“三個堅持”，即堅持以階級鬥爭爲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三個堅持”，實際上就是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論的核心。
6天之後，1976年11月30日，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由宋慶齡副委員長主持。會議免去喬冠華的外交部部長職務，任命黃華爲外交部部長。吳德在會上發表了關於“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的講話。
吳德說：“凡是指示的，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吳德用這麼奇特的邏輯，談及“事件”：“‘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
照吳德的荒謬的邏輯推下去，那麼拘捕“四人幫”也是“錯的”，因爲“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照吳德的荒謬的邏輯推下去，那麼只有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才能反“四人幫”！
吳德還強調：“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這樣，吳德硬是要把鄧小平和“四人幫”攪在一起──儘管鄧小平和“四人幫”是完全對立的。
“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無非想既批倒“四人幫”，也批倒鄧小平。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北京召開。25日，華國鋒在大會上講話。華國鋒說：“王、張、江、姚是一夥極右派，他們那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是一條極右路線。要深入揭批‘四人幫’，在兩個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
所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兩個多月，不論是華國鋒，還是汪東興、吳德，他們在各種場合所發表的講話，無非是華國鋒1976年10月26日對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所說的四點“施政綱領”。
新的難題接踵而來
大起大伏的1976年終於過去。
1977年的元旦鐘聲剛剛響過，一個新的難題又橫亙在華國鋒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來去世一週年的忌日，全國上下涌動着一股追悼周恩來的熱流。
要不要隆重紀念週恩來去世一週年？
華國鋒頗爲躊躇。
這是因爲紀念週恩來去世一週年這股熱流，顯然是和1976年的“事件”休慼相關。因爲在1976年清明節之際，人們懷念周恩來，卻遭到“四人幫”的強制迫害。這種受壓抑的感情，由於周恩來去世週年忌日的臨近，又要噴發出來。
不言而喻，人們這一回悼念周恩來，隱含着爲“事件”平反的強烈要求。因爲“事件”是被“四人幫”鎮壓下去的，如今“四人幫”倒臺，人們理所當然地要求爲“事件”平反。藉助於紀念週恩來去世一週年，呼籲爲“事件”平反，無疑是一個極好的契機。當然，要求爲“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爲鄧小平平反。
這麼一來，紀念週恩來成了當時敏感的話題——與爲“事件”平反以及爲鄧小平平反緊緊相連。華國鋒可以用“凡是”來壓制爲“事件”平反以及爲鄧小平平反，但是卻沒有任何理由去阻擋人們紀念週恩來去世一週年。
《人民日報》抓住這個機會，打算隆重地、大規模地紀念週恩來去世一週年。不過，《人民日報》畢竟是中央機關報，必須向中央請示關於紀念週恩來去世一週年的宣傳口徑。當時，主管宣傳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作了這樣的答覆：
只發四五篇紀念文章；老幹部不要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不要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的紀念展覽不要對外開放；《人民日報》不要發社論。
汪東興還說：
對周恩來的評價不準超過悼詞，因爲悼詞“是審查過的”。
當時，一部悼念周恩來去世一週年的紀錄片中，解說詞稱周恩來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汪東興堅持要刪去。汪東興說，這句話是周恩來悼詞中所沒有的，而悼詞是經過三次審看過的。
聽說《人民日報》要寫一篇紀念週恩來的社論，汪東興質問道：“你們是不是要給總理另外作一篇悼詞？”
《人民日報》反映，周恩來去世時，由於受“四人幫”壓制，許多紀念文章寫了登不出來。如今已經粉碎“四人幫”，報社收到許多紀念週恩來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東興答覆說，不能多登，不能超過紀念的規模。
《人民日報》就查了一下，去世時，《人民日報》總共發了66個版的紀念文章。既然汪東興要求“不能超過紀念的規模”，那就登50多個版！
就在周恩來去世一週年之際，北京發生了一樁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
這大字標語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夥子領着十幾位青年寫在北京的長安街上的。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標語：
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
堅決要求爲“事件”平反！
這大字標語道出了成千上萬人的心聲，也就在北京迅速傳了開來。
李冬民雖說年輕，在北京還是頗有名氣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學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沖沖殺殺，成了北京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核心組組長。後來，當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他當選爲常委。他在196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70年加入中國。1973年，李冬民復員，在北京重型機器廠當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雖然曾經“造反”，但是後來漸漸醒悟，不滿於“文革”。正因爲這樣，他在1976年清明時節，參加了廣場的悼念周恩來活動。也正因爲這樣，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風，刷出了震驚北京的大字標語。
令人吃驚的是，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吳德等把李冬民定爲“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華國鋒爲此案定性爲“擡鄧、、保王洪文”。“擡鄧”，也就是要“擡”鄧小平出來工作；“”，即反對華國鋒；“保王洪文”，則是強加之詞。
在北京發生“李冬民案件”之後不久，遼寧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員會”門口出現了一批大字報，批評吳德，也批評陳錫聯，要求爲“事件”平反。他們還提出：
堅決擁護鄧小平爲國務院總理！
堅決擁護鄧穎超爲人大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