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上臺後，提出要“保護‘無產階級**’的勝利成果”，認爲“四人幫”不是極‘左’派而是極右派，堅持要繼續“批鄧”……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成爲他的核心“理論”。
粉碎“四人幫”是“文革”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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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迫在眉睫的是兩件事：一是申明對於的忠誠；二是開展對於“四人幫”的批判。
關於第一件事，以華國鋒爲首的中央在1976年10月8日作出的建立紀念堂、出版《選集》及籌備出版《全集》的決定，已經充分申明瞭；
關於第二件事，比起第一件事要複雜得多。因爲既然粉碎了“四人幫”，就得先向全黨，再向全國，然後向全世界說明爲什麼要粉碎“四人幫”，也就是說，必須詳細說明“四人幫”的罪行，開展對於“四人幫”的批判。
1976年10月6日深夜，在剛剛拘捕了“四人幫”之後，華國鋒在緊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要是向中央政治局委員們說明生前對於批判“四人幫”的一些指示，以求表明拘捕“四人幫”乃是遵照的遺願進行的。
1976年10月8日的中央“打招呼”會議上，在宣佈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之後，華國鋒系統地傳達了對於“四人幫”的一系列批評。據云，這是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整理的。華國鋒也講述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一些主要罪行。
在粉碎“四人幫”後一星期，華國鋒對參加打招呼會議西北組高級幹部的講話中，則這樣論及粉碎“四人幫”的意義：
粉碎“四人幫”，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又一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的又一偉大勝利，是我們反對黨內正在走的走資派的又一偉大勝利。
也就是說，華國鋒把粉碎“四人幫”稱爲“文革”的“勝利”！
其實，這是因爲華國鋒肯定了“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是發動和領導的。華國鋒強調，對於“無產階級**”，必須予以“充分肯定”。
華國鋒記得，1976年6月15日，在病重時曾談及：“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
“文革”是引爲自豪的平生所幹的“兩件事”之一，在華國鋒看來，是萬萬不可否定的。
華國鋒論資歷、威望，遠不及，他必須“高舉的偉大旗幟”，才能借的巨大威望在中國政壇站穩腳跟。他必須肯定“文革”。在他看來，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也就否定了他自己。
正因爲這樣，華國鋒說：“要按照的指示，對於‘**’總的看法，應該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
也正因爲這樣，華國鋒纔會把粉碎“四人幫”說成是“無產階級**”的勝利。華國鋒說，由於“無產階級**”是“基本正確”的，所以必須予以肯定。只是由於“無產階級**”“有所不足”，所以目前“要注意解決有所不足的方面”。
受華國鋒的這些指示的影響，在吳德的主持下，北京市委在1976年10月15日，曾下達了《關於北大當前運動的意見》。“意見”共六條，人稱《六條》。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這“兩校”（亦即“樑效”），原本是“四人幫”的重要據點，因此，粉碎“四人幫”之後，北京大學師生奮起揭發“四人幫”的罪行。可是，北京市委的《六條》，一開頭便說：“北大是偉大領袖抓的點。”這一句話，就把北京大學師生的嘴巴給堵上了！
1976年10月18日，中央發出了《關於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央第一次下達的批判“四人幫”的文件。
這一文件共分六個部分：
一、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進行反黨篡權的陰謀活動，罪行極爲嚴重。
二、偉大領袖和導師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進行了多次嚴肅的批評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們就是不肯改悔。
三、我們黨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
四、在揭發和批判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中，要注意政策。
五、反對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一律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
六、我們一定繼承的遺志，高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的偉大紅旗，掀起學習馬列著作和著作的新。
這一文件在論述粉碎“四人幫”的意義時，同樣這麼寫道：
這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一次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
也就是說，華國鋒是以“文革”的“理論”爲指導粉碎“四人幫”的。這一文件指出，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他們中一些人的歷史，也是極爲可疑的”。
爲了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進行審查，中央在1976年10月20日成立了“王張江姚專案組”。專案組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組成，由汪東興負責。
這一專案組分別在1976年12月、1977年3月6日、1977年10月15日以中央文件下達：《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
內中，材料之一主要是關於“四人幫”在去世前後篡黨奪權的罪行；材料之二則主要是揭發“四人幫”的歷史罪行；材料之三主要是揭露“四人幫”如何反對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系統地公佈“四人幫”這些罪行，對於揭批“四人幫”確實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材料之二前面以中央名義所加的前言中，卻這樣寫道：
“無產階級**”粉碎了、、王張江姚這三個反黨集團，證明任何僞裝的反革命要搞垮我們這個黨都是癡心妄想，證明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無比正確，證明締造和培育的黨是不可戰勝的。
也就是說，把“四人幫”反黨集團、反黨集團和“反黨集團”相提並論，都作爲“無產階級**”的“勝利”。
1976年12月5日，中央發出《通知》，指出凡是“純屬”反對“四人幫”的給予平反；凡是反對“無產階級**”的，絕不允許“翻案”！
“四人幫”極左乎？極右乎？
筆者在查閱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報》時，見到一整版以“本報大批判組”名義發表的“揭批張春橋在《解放日報》期間的反革命罪行”的長文，那標題頗爲驚人：《喬裝“左派”的極右派》！
此文雖說是“批判張春橋”，但卻是把張春橋作爲“極右派”加以批判的。
張春橋明明是“極左派”，怎麼會成了“極右派”呢？這種理論上的謬誤，充滿粉碎“四人幫”不久的中國報刊。
這種理論上的謬誤，追根溯源，出自華國鋒。
也就在粉碎“四人幫”後一星期，華國鋒對參加打招呼會議西北組高級幹部的講話中，論及“四人幫”時，作出了極其錯誤的結論：“四人幫”是極右派！
華國鋒說，“四人幫”這個“反革命黑幫的社會基礎是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
當時，海外報紙都稱“四人幫”爲“左派”、“激進派”。本書一開頭，就引用了英國記者韋德的報道“毛的遺孀被捕”，當時韋德用的標題便是《華粉碎極左分子》。也就是說，在“四人幫”被捕時，韋德便清楚地判定他們是一夥“極左分子”。
可是，作爲“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卻連普通的外國記者都不如！
華國鋒對海外報刊加以駁斥道：“答案只有一個：他們（引者注：指‘四人幫’）是
極右派，是徹頭徹尾的走資派，是窮兇極惡的反革命派。什麼‘左派’，什麼‘激進派’！他們路線右得不能再右了。”
華國鋒爲什麼會作出“四人幫”是“極右派”的結論呢？
追根溯源，因爲曾對作出不是“極左”而是“極右”的論斷。於是，“忠於偉大領袖”的華國鋒，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幫”不是“極左”而是“極右”的推論。
事情發生在1971年9月13日事件之後。既然背叛了，也就發動了“批林整風”運動。
批判時，理所當然批判的極左。
周恩來深受極左之苦。從1971年底開始，周恩來先後在全國計劃會議、公安會議、科學會議上，明確提出在批林整風中要批判極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在會見斯里蘭卡共和國總理班達拉奈剋夫人時說：“我們的‘左’派是一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
又說：“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總後臺叫。”
所以，按照的意見，是極左派的“總後臺”。批判，就是要批判極左。
在事件之後，委託周恩來管《人民日報》。既然也以爲要批判的極左，於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要加強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周恩來說：“你們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極左思潮不批透，你們就沒有勇氣貫徹黨的正確路線。”
批判極左，觸動了一夥。這是因爲一夥和一樣，都是極左派。批判的極左，很多方面觸及了一夥。這樣，就在周恩來8月初那次講話後的幾天，張春橋、姚文元便找《人民日報》負責人打招呼：“批判極左思潮不要過頭！”
但是，《人民日報》堅決貫徹周恩來的指示。
就在這之前，《人民日報》理論部收到來自黑龍江的一篇稿子，寫的是反對無政府主義、整頓老大難工廠的問題。當時，《人民日報》有個“看大樣小組”，王若水是這個小組的成員。他看了黑龍江的稿子大樣，以爲很好，正可以用來批判極左思潮。於是，他動手對這篇文章作了許多修改。這樣，《人民日報》在1972年10月14日便發表署名“龍巖”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的文章，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
這“龍巖”，便是黑龍江省委理論組的筆名。
另外，同一版上還發表了其他兩篇批“左”的文章。於是，組成一個批“左”的專版，頗爲醒目。
黑龍江文章的寫作，跟華國鋒還有點關係。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黑龍江省委理論組曾和《人民日報》理論部聯名寫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況：
龍巖文章的發表，還有這樣一個背景：1972年3月下旬，華國鋒同志和、餘秋裡同志接見哈爾濱電機廠、汽輪機廠、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廠負責人，聽取彙報。華國鋒同志指示說，“要發動羣衆好好地批無政府主義”。同志指示說，“無政府主義是反動的東西”，“不反不行”。三個大廠遵照中央領導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建立生產指揮系統，健全規章制度，落實生產指標，很快克服了經營管理上的無政府狀態。爲此，黑龍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範圍內認真傳達貫徹中央領導指示的決議。同時，省委理論組撰寫了署名龍巖的文章，交給《人
民日報》理論部。
“龍巖”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論家”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極度不滿。於是，由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立即作出反應。
《文匯報》在上海召開了“工人座談會”，對《人民日報》上“龍巖”的文章表示“異議”。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部刊物《文匯情況》，發表了這次“工人座談會紀要”，認爲“龍巖”的文章是“錯誤”的，是“否定‘文革’”、“右傾回潮”。
也就在這時，1972年11月28日，中央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徹底批判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這一請示報告送中央政治局閱批時，引發了周恩來和一夥的直接交鋒。
11月30日，周恩來在報告上批示：“擬同意。”
12月1日，張春橋在報告上批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張春橋這“正在考慮”，打的是“拐彎球”。
則直截了當，在12月2日批示：“我個人認爲應批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叛徒的同時也應着重講一下‘無產階級**’的勝利。”
的批示，使人們不由得記起在1966年8月5日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當時這樣批判：
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在批判時，把稱爲“一類騙子”，也就是把等同於。既然當年認爲“形‘左’實右”，那麼當然也是“形‘左’實右”。
就在周恩來和張春橋、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之際，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王若水給寫了一封信。王若水在信中寫道：
今年8月1日，總理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人民日報》等單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東西也會擡頭。我很同意總理這個提法。總理講的是機關內部的運動，但我覺得對報紙宣傳也是適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還向反映，張春橋、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極左。看來，最後要由進行“裁決”了。
這時的，改變了自己最初關於是極左派“後臺”的說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對張春橋、姚文元這樣說：
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
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的話，一言九鼎。
張春橋、姚文元把的談話精神，寫入中央兩報一刊社論。
於是，1973年元旦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新年獻詞》中，強調了“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
《新年獻詞》指出：他們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改變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實踐，進行深入的批判。
從此，“批林整風”不再批的極左，而是批的極右。
以爲不是極左，而是極右，其實是因爲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誤。“左”，所以在他看來，是右。誠如鄧小平所指出：
同志從1957年開始犯了“左”的錯誤，最“左”是“**”的十年。
把定爲“極右”的根本原因在於：“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批極左，
其結果會引發對於“文革”的批判；把定爲“極右”，批“極右”，則越批越“左”，正符合當時極左路線的需要。
前文已經寫及，華國鋒跟“龍巖”一文還有一點瓜葛。華國鋒親自經歷了1972年那場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風波，他知道的“最後裁決”。
既然在1972年論定是“極右”，華國鋒“照過去方針辦”，也就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把“四人幫”定爲“極右”了！
晚年陷入“左”的迷誤，華國鋒“繼承”了的“左”的迷誤，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幫”時陷入了“左”的迷誤。
其實，華國鋒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夠完全接受晚年“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