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四年，庚午馬年。
這一年，世界變化不大也不小。
在東方，日本爆發了姊川之戰，淺井，朝倉兩家大敗，再也無力與織田信長對抗，最後依次被織田信長所滅。
在西方，丹麥和瑞典結束了北方七年戰爭，雙方締結了《什切青和約》，瑞典向丹麥付出鉅額賠償，用以贖回埃耳夫斯堡，它向北海擴展和爭奪波羅的海霸權的企圖也受到遏制。然而戰爭雖以丹麥取得優勢而結束，可是它也已經沒有能力恢復其在波羅的海的霸權。
在南方，因爲大明開始試圖放寬海禁，第一個開港的福建月港開始形成“海眼”效應，西屬菲律賓開始了在原本歷史上長達近兩百年的白銀淨流出，流出地：中國。
而在大明本土，三月十五這一日，按照欽天監的推算，宜進學，忌婚嫁。
是日，太子朱翊鈞正式出閣讀書。
欽命知經筵事的建極殿大學士高拱和成國公朱希忠二人，一文一武，同樣身着蟒袍，站在文華殿前左右首位。欽命同知經筵事的禮部右侍郎申時行，領着太子經筵日講官陳經邦、沈鯉、許國、顧養謙、張位、陳於陛六位講官各着官服，往後依次站定。
更漏細流數韶光，此時乃是卯時二刻，天色初亮，東方的天邊翻起魚肚白。
太子儀仗全副擺開，進入文華殿範圍，太子朱翊鈞身着冕服，身側左邊略靠後的位置站着一身青色官服的高務實。兩人分先後一起上前，一齊參見諸位老師。
所不同的是，太子行揖禮，而高務實行拜禮。
太子行揖禮一次，高務實行拜禮三叩首。
而後，諸位老師在高拱和朱希忠的帶領下回揖禮，躬身三次。
天地君親師，君臣分際還是大於師徒分際。
而這個儀式的時間也並不是隨意定下的，卯時又名日始、破曉，而京師三月的卯時二刻左右，正是天光乍亮之時，將太子出閣讀書的儀式定在這一個時間點，有着“旭日初昇”的深刻含義。
後世西方人喜歡講究什麼儀式感，而國內的一些“小資”也總覺得西方人的儀式感格外有逼格，殊不知這些東西早在自己的老祖宗輩就已經被玩得爐火純青、出神入化。
譬如說在大明時期，漫說是太子出閣讀書這種大禮的儀式，就算茶道這種日常生活的講究，有明一朝就有“十三宜”和“七禁忌”，若論起儀式感，又是哪個西方國家的日常生活儀式趕得上的？
但事實上，高務實反而覺得大明的“儀式感”有些過頭了——大明從開國起就有一大特點，那就是規矩奇多。從皇室開始，吃飯穿衣住房，樣樣都有規定，一不留神就犯法，而宮廷教育的規矩，更是分外嚴苛。
朱元璋出身窮人，自己沒讀過多少書，但顯然他很明白“再窮不能窮教育”的道理，大明宮廷教育的規矩，基本都是他設立的。這其中又分爲兩個環節：一是對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二是對太子的教育培養。
對皇帝本人的教育眼下無須贅述，反正越是大明後期的皇帝，在自身的學習上越發懈怠，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那還是用功的，這裡單說對皇太子的教育。
與皇帝自身學習懈怠不同，皇帝作爲太子的父親，也有着普通父親一般無二的“望子成龍”之心，所以歷來太子的學習是被監督落實得最到位的（無風注：這裡可能要去掉嘉靖……），極少有放鬆的時候。
大明皇太子的教育培養制度，最早也是朱元璋制訂下來的。早期的太子教育本書前文已有所介紹，這裡也不必再說，單說對後世影響較大的，卻是朱元璋所創立的太子教育體制——設文華殿大學士輔導太子，下面有詹事府詹事，少詹事，春坊大學士，庶子，喻德，中允，贊善，洗馬，校書等官職。這些合在一起，構成了大明皇太子教育體制的雛形。
在大明正統年間之前，太子讀書，其實並沒有明確的禮儀，到正統年間的時候，太子出閣讀書的禮儀也正式確立：太子首次出閣讀書的當天早上，先由禮部，鴻臚寺執事官在文華殿後殿行四拜禮畢，鴻臚寺寺官爲太子行禮，請太子到文華殿讀書。這一天，皇帝要親自出席，三師三少以及各官員按照次序向皇帝行叩拜禮，然後各官退出，內侍官引着太子在後殿就座，每天侍班侍讀講官依次前來。
從此，太子的學習生活開始了，今日的禮儀，在這些上面承襲前制，沒有差別。但今日太子出閣讀書的禮儀，與之前還是略有改良或者說……加增。
那就是剛纔的這一幕——太子參見老師。
雖然太子只是行了一個揖禮，而老師反而要回禮三次，可是要知道，在此之前可是沒有這一說的。這個新的制度，並非高拱所定，反而是隆慶帝自己提出的改動。但高拱在與高務實的交流之中沒有說皇帝爲何要這樣改，高務實自己私下估計，大概是隆慶覺得高拱本身是他的老師，現在又不辭勞苦，擔負起了教育太子的重責，真真正正是“兩朝帝師”，當得起這樣的尊榮吧。
不過說起來，太子的老師之中，真正最辛苦的是侍講官。他們在講書的時候，要講得明白；太子出錯了，要大膽糾正；太子不學習，更要敢於批評。以上任何一條沒做到，按例都是不合格。
不過高務實知道，這個看似合理的原則，到了大明中後期，卻越發漏洞明顯，大明中後期的諸多帝王，在他們做太子時，無不充滿着如曠課逃學、貪玩享樂等行爲，精挑細選出來的老師，對這似乎也越發沒招。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出閣讀書的太子，說到底還是個孩子。
按照後世教育學的觀點，孩子和成年人之間，往往容易出現代溝，師生之間差距越大，相互之間的代溝也有可能越深。放在太子的教育身上，主抓太子學習的老師，絕大多數的年紀，都在中年以上，甚至個別已經是老年人了，且早期教育多以學問精深，治學嚴格的老學究爲主，和太子之間，基本不可能有什麼共同語言，攤上個淘氣的太子，叛逆更是一定會出現的。
外加到了大明中後期，宦官的權位日重，陪太子讀書的，又主要就是伺候太子的宦官。放在逃課這類事上，那更和太子沆瀣一氣。最典型的莫過於明武宗朱厚照做太子時，因他不愛學習，伺候他的宦官們，也就經常巧立名目，取消當日的講課，甚至如期進行的講課，也被他們找藉口破壞，不是提前下課就是上課搗亂，正常的教育基本不能保證。幫朱厚照太子逃課出力最大的宦官，就是後來正德朝時一度權傾朝野的劉瑾……
其實文官們之中的有識之士早就看出這個問題，只是一直找不到什麼好的辦法解決，然而這次居然意外出現了皇帝“主動”要求找一個年紀與太子相仿的文臣子弟爲太子伴讀，陪太子一道讀書的事，大家心裡雖然羨慕最終獲得這個位置的高務實，但他們之所以此前就不怎麼反對，除了“太子玩伴”事件的刺激之外，就在於他們本身也覺得，有一個年輕的文臣子弟陪在太子身邊，可以對太子產生向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