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口號似乎是東方文化的創造。
洋務運動是一個例子，師夷長技以制夷，師夷長技以自強，之後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有五條誓文，宣稱要富國強兵，要大振皇基云云。
好像西方人在變革中，就很少系統的提出這種綱領性的口號，彼得大帝改革的時候，也沒什麼激動人心的口號，普魯士在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改革中，似乎也沒樹立什麼改革大旗。
倒是法國大革命和後來的十月革命，都有這種綱領性口號，以此看來，這種東西，往往是帶有革命性質的，能夠極大的刺激人的精神。
“求新自強圖存衛道！”
月，朱敬倫召集三省六部高官，開始拋出了這個旗號。
接着他對這個口號進行了解釋。
求新，在政府層面，是革除弊政，建立新的施政方式，將官場上的懈政怠政，文過飾非，得過且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風氣和不敢負責的苟且作風徹底消除，激發新的力量；在民間層面，則是引入新技術，開辦新產業，增強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讓老百姓富裕，也讓國庫充盈。
自強，則是要激發內在力量，通過培訓官府中的官員提高他們的管理水平，破格提拔有作爲的官員，提高官府的執行力；民間則號召老百姓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創造性生產，發展目前的產業，不要在依靠政府，或者借外債等。
求新、自強，可以說都是從目前的實際情況出發，政府需要進行革新，引入新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讓政府的管理能力更強，這種強大，纔是真的強大。民間則需要引入新的東西，新的技術，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思想和經營模式，但一切都只能依靠民間力量自己推動，過去的政府低息貸款，稅收補貼都已經不現實了。
相比求新自強，是看得見的，摸得着的，有方針，有政策，可執行的，後兩個內容，圖存和衛道，就完全是務虛的了，可以說完全是爲了凝聚民心，尤其是那些保守派的心理，而提出的。
所謂圖存，無非是宣傳國家危機四伏，經過十幾年的民間思想家的啓蒙，大明日益擴大的讀書人羣體，其實已經睜開眼看見了這個世界。
他們知道西方列強在全世界擴張的現狀，在西方開始萌發的社會達爾文思想的壓力下，一大批知識分子都覺得國家有存亡之危，雖然他們的危機感遠遠沒有洋務派官僚或者日本民間和政府來的那麼強烈，但是也都感覺，如果大明不能夠強大起來，肯定是有被西方人欺凌的風險的，尤其是目前爲止英國人還保留的治外法權，那是明顯的歧視和不平等條約。
海外華人在各地遭受的歧視性待遇，也極其容易激發民族自尊心，一方面他們從傳統教育中培養出了強烈的文化自豪感，另一方面卻覺得好像那都不是現實，現實是中國民族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步步下降，甚至在歐洲主流觀點中，是劣等文化和低等民族。
這些已經覺醒了民族意識的年輕一代知識羣體，纔是這些口號真正能夠打動的，能夠真正強烈的激發民族愛國心，從而行動起來，採取措施改變現狀的精英人羣。
至於早一批洋人培養出來的新派人物，太過激進，就好像日本人那樣，太缺乏文化自信心，自己認爲自己確實很野蠻，甚至種族自信心，認爲日本種族不如人，應該跟洋人借種，對於這些新派，這些綱領性的口號確實很合他們的口味，但他們還會不斷的挑刺，認爲改變程度還不夠。對於這些人，政府給出這樣一個變革的旗幟，只是爲了讓他們明白，政府是有意變革的，讓他們知道政府有變革的心，他們不至於急切到要革命。
而老一派保守派，則太過保守和頑固，他們即便看到了事實，認清了現狀，卻從心裡無法接受。對於這些人，也不可能因爲一個口號就改變心態，但是卻可以給他們一個理由，讓他們知道，這是民族危亡之下，不得已而進行的變革，是窮則變。所以政府大張旗鼓的打出旗號，只求這批人能夠理解，不至於搗亂。
最後的衛道，則是一項盡最大可能團結人心的口號，所謂衛道，字面意思就是保衛自己的道統，這是讓那些對自己的文化充滿自豪感的人羣放心，告訴他們政府推行革新，不是爲了以夷變夏，不是爲了完全變成西方。
這樣的人羣數量是最爲龐大的，洋務派和頑固派雖然在引入西方科技文化方面有衝突，但有一點，是他們都很堅持的，那就是守衛中國的人心，他們講的是“以中國人之心，習洋人之巧技”，這就是中學爲體的思想，曾國藩認爲“洋人所長在制器，國人所貴在人心”。
在大明的精英中，大概九成的人都抱着這種思想，朱敬倫當然不會打擊絕大多數人的觀念。朱敬倫爲了能夠儘可能多的團結所有派系，也是煞費苦心了，但什麼口號不重要，重要的是執行的內容，推行的政策。
俾斯麥以統一德國爲目標，在出臺政策的時候，總是用盡可能委婉的理由，表示自己是用最輕柔的聲音，推行最堅決的政策。
朱敬倫現在已經可以大張旗鼓的高調革新，這本身對於這個封閉保守了幾百年的老大帝國而言，就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無論是洋務派的各種口號，還是日本的各種口號，後來新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等等，其實歸根結底不外乎是趕上工業化的列車，一切都得以工業化爲核心。
改革行政的目的是爲了適應工業化時代的管理需要。改革軍事是爲了適應工業化時代的新武器。改革教育是爲了給工業化提供必要的新型人才。改革經濟是爲了讓傳統經濟轉向工業化模式。
至於口號，從來都只是一個凝聚人心的手段而已，現在可以喊口號了，意味着革新已經慢慢成爲能夠凝聚人心的方法，這是朱敬倫臥薪嚐膽，沉默推行了二十年的成果，他希望政府能夠在珍惜和利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