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能做些什麼？西方社會如果希望大規模改善在就業、生產率以及工作體驗方面的表現，就必須對制度和文化進行改造，以恢復經濟活力。儘管大學和媒體可以提供幫助，許多改革措施還是需要政府各個部門參與。哈耶克說，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可以創造有經濟效率的制度——當然列寧不這麼認爲。更準確地說，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能從零開始創造一整套制度和價值觀，以產生自主創新所需要的經濟活力。在很多方面，我們的制度和文化是通過企業家、金融家和用戶們的試錯（及衰敗）演化而來的。然而政府在歷史上會不時地積極參與制度和價值觀的建設，並由於不可避免的知識的不完備，造成不完美的干預結果。因此，如果想恢復活力，需要政府在啓動新干預措施的同時廢除某些舊做法，這並不意味着政府幹預範圍的擴大。
政府必須認識到經濟活力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重要性，才能採取煥發活力的行動。當前，政府還被過去幾十年復甦的前現代觀念束縛着。在美國，民主黨主張的新社團主義遠遠超過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或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1984年美國副總統候選人傑拉爾丁·費拉羅（GeraldineFerraro）把這種主張濃縮在黨的宣傳口號中：“我們國家的承諾是公平規則。如果你努力工作並遵守規則，你就可以分享美國的好處。”這種說法意味着，美國人實現普遍繁榮的世紀是前現代的單調經濟制度的成果，人們的工資水平可以同等幅度地提高，人們需要做的就是考慮投入多少時間而已。在這種場景裡沒有特殊的個人、企業或產業，不涉及各自的觀察、願景和運氣，不會因爲創新導致其工資和利潤有不同幅度的變化。如果某些產業或職業偶然遇到工資漲幅不足的情況，政府將通過特定計劃予以拉動。共和黨受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同樣深刻，小布什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所設想的美好生活就是重商資本主義加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共和黨把經濟視爲偶然遭遇衝擊的自動駕駛系統，完全不考慮維護和培育經濟活力的重要性，也沒有爲自主創新而改變的意願。我們很難相信這是林肯的政黨。在社會團結與安全的發源地歐洲，人們也沒有認識到，與過去一樣，絕大多數創新必須在歐洲或美國的本土實現，不會有熊彼特主義所說的來自天堂或政府的甘露。他們同樣沒有認識到，歐洲人如果停止對美國的創新依賴，將擁有更輝煌的經濟。
西方國家正遭遇的危機可以歸咎於領導人忽視了經濟活力的重要性：足夠的活力是創新活動及其核心工作的主要源泉，而創新活動的範圍、深度和結果則是生產率和收入增長的源頭。草根階層的活力對歷史上的美好經濟極其關鍵，包括物質進步、包容性和工作滿意度等方面。活力的復甦也是美好經濟重生的基礎，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府目前在財政上的危險狀態使這一復甦顯得尤爲迫切。
爲了採取行動——良好判斷後的行動，各國政府必須瞭解未來的方向。它們必須對運轉良好的現代經濟的產業界如何產生活力有基本的認識，這不是機械的過程，而是有機的過程（借用柏格森和巴爾贊的術語）。這不是有規則的體系，而是被原生的瘋狂弄得十分混亂的體系。直覺和經驗或許能對干預措施提供幫助，完全忽視它們可能會有危險。不過，華盛頓方面沒有多少商業背景知識。監管官員缺乏產業界的從業經歷，據說某些人從未在產業部門工作過。除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外，大多數議員沒有在產業部門長期就職的經歷。2012年，美國國會估計，如果不進行新的減稅，布什的減稅計劃（每年約5000億美元）終止將使年度國內產出減少8000億美元，這充分暴露了華盛頓的幼稚與無知。布什減稅政策導致的赤字擴大究竟給當時的創新和投資造成了多大破壞，根本沒有人估計，更不用說赤字的削減可能在未來給創新帶來多大的促進作用，因此完全不能判斷，減稅計劃終止是嚴重打擊就業，還是通過提升企業家們的信心很快促進工作崗位的增加？就像凱恩斯在類似議題上的表態那樣：“我們的確不知道。”
因此政府要激發經濟活力，這要求政府官員掌握一些實際知識：創新是如何產生的？從製造業到銀行業、醫療和教育產業，各產業的創新遇到了哪些障礙？美國的締造者們認爲，國會議員主要是那些在私人事業的間歇期臨時參與公共事務的人，特別是來自大農場、工廠、辦公室和商店的商業人士。參議員和衆議員都應來自產業界，任期結束後還回到產業界。
如果這個辦法不可行，則需要另外的安排。例如監管者，他們最好在某些產業或者職業上有過實習經歷。這些監管者的培訓成本同產業專家、會計師和類似的職業人士相當，他們期望的收入也應該和那些職業人士相當，否則就不會選擇監管部門的職位。實習工作可以給他們帶來經驗和觀察力，他們或許不能深入參與經濟活力的發揮，但對於各種監管規定可能產生的成本和收益，他們可以獲得直觀的理解。
實習工作對立法議員也會有幫助，但他們需要更廣博的背景知識。議員們要想機智靈活地引導產業經濟重建活力，必須有一定的洞察力和判斷力，這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訓。凱恩斯曾經提出，人們學習經濟學不是因爲標準理論的結論有什麼特別的價值，而是因爲它可以幫助我們在經濟實踐中提對問題。可以想象，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可以借鑑法國的巴黎政治學院或中國的領導幹部博士後項目，但是讓議會領導人接受這些大師的指導會有何種前景也讓人心存疑慮。更好的制度或許是鼓勵他們自學和參與討論。議員們可以找一些研究文獻，首先了解過去是如何開展創新的，以及未來應該是什麼情況。有關歷史上的偉大創新，他們可以閱讀哈羅德·埃文斯的《他們創造了美國》和查爾斯·莫里斯（CharlesMorris）的《創新的黎明》（TheDawnofInnovation）。有關創新制度的內容，可以閱讀哈耶克的經典論文《作爲一種發現程序的競爭》（CompetitionasaDiscoverProcedure）、理查德·納爾遜的《醫學知識的進步歷程》（HowMedicalKnow-HowProgresses）以及阿瑪爾·畢海德的《冒險的經濟》（TheVenturesomeEconomy）。有關社團主義的內容，可以從曼瑟·奧爾森（MancurOlson）的《國家的興衰》（TheRiseandDeclineofNations）開始。本書除這些方面外，還着重指出了經濟活力背後的文化價值觀以及反對方的因素。
具備關於創新的背景知識後，立法者和監管者會擁有經濟活力的意識，在每項議案或監管措施的討論中他們可以設問：這會對經濟活力造成什麼影響？這些議員們就不會批准或縱容財政赤字像西方國家過去10年那樣膨脹，不會再相信控制赤字將導致就業萎縮的說法。相反，他們會很清楚，長期的大規模赤字將增加信貸成本，導致企業資產貶值，這對創新和投資不利，會因此損害就業率、生產率和工作滿意度。
關於創新的知識背景有助於改進經濟治理水平。在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製造業工作份額的下滑促使許多立法者支持產業政策，通過補貼、委託、公私合作方式或政府扶持企業等手段刺激某些製造業，再次開啓了政治經濟學上關於經濟治理的爭論——這種產業政策的傳統可以追溯到柯爾貝爾、漢密爾頓、李斯特、凱恩斯和普雷維什。他們的論點是，定向產業補貼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由此產生的稅收收入增長讓政府有足夠財力進行操作，但這些並不成立。有位法國商人最近感慨於法國政治家們的宏偉藍圖：“他們還想從政府的部門機關裡創造出價值來嗎！”讓市場競爭決定經濟的發展方向效果要好得多，因爲政府缺乏必要的知識和判斷力，不可能知道如何提高市場的投資效率。在農業、建築業、能源業和金融業等部門，補貼、委託和政府扶持企業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後果，如爲生物燃油計劃而扶持大豆生產的補貼、購買太陽能電池板的補貼、對綠色能源公司的補貼，以及對房利美和房地美等公司的扶持等。有創新知識的議員們應該反對把此類扶持擴大到製造業領域，他們會認識到，如果立法機構停止支持那些創新力不足的企業和產業，避免在它們身上浪費能源、土地、勞動和金融資本，讓其他企業和產業有更多的機會，將有更多新興企業出現並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