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寧之役後，明軍盡失河西之地，退入山海關內。
天啓對廣寧之敗極爲震怒，他將熊廷弼、王化貞下獄論罪，同時任命王在晉繼任遼東經略。
熊、王二人的失敗還影響到朝廷內黨派之間的鬥爭，熊廷弼於天啓五年閹黨掌權清算東林黨時被殺並傳首九邊，而王化貞直到崇禎二年東林黨復出清算閹黨時被殺。
這隱約可以讓我們看出二人的黨派色彩。
雖然明朝一潰千里，但後金並沒有吞併河西的願望，他們將廣寧以及河西諸城堡洗掠一空，將河西人口驅趕到河東，然後毀廣寧城，帶着戰利品撤回河東。
後金對河西棄而不守，而明軍又撤回山海關內，除了添自己的傷口，暫時也難有作爲，這樣河西地區暫時就成了無主之地。
這時韃靼人就像禿鷹一樣飄然而至，他們來到一片狼籍的河西，打掃戰場，吞食後金吃剩的殘羹剩飯。他們撿拾官軍遺棄的軍械糧餉，併到山海關上和明軍進行交易。
面對着新的形勢，明朝該何去何從？
有兩個選擇：
一是承認失敗，接受現實。這樣就需要按照後金所提出的方案劃界，雙方以遼河爲界，河東歸後金，河西歸明朝，明軍在河西地區不修建軍事工事，以免威脅後金。
這種方案的好處是可以結束戰爭，和平共處，明朝可以恢復元氣。壞處是明朝失去了河東的土地。
二是不承認失敗，繼續反攻。這樣明朝就必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軍備戰。
這種方案的好處是還有希望恢復河東失地。壞處是明朝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國家有可能被拖垮，而且短期內恢復河東的希望不大。
要選擇第一個方案，只需堅守山海關即可，而要選擇第二個方案，就必須出鎮關外。
當時朝廷內部關於守山海關還是出鎮關外的爭論非常激烈，從本質上來講，這時對上述兩個選擇的爭論，也就是關於戰還是和的爭論。
如果守山海關，就是做出了第一種選擇，接受後金的條件，保持和平。
如果出鎮關外，就是做出了第二種選擇，不接受後金的條件，繼續以城堡威脅後金，這必然要招至努爾哈赤的打擊。
從表面上看，不出關是投降，是怯懦，是賣國，出關是英勇，是忠誠，是愛國。
事實上，如何從根本上維護國家利益，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牽涉甚多，不是從表面看上去那麼簡單。
我認爲，那些低調的，忍辱負重的，勇於背黑鍋的人，要比那些高調的，怒髮衝冠的，勇於打仗的人更愛國，起碼比他們更懂得應該怎樣愛國。況且後者往往魚龍混雜，動機複雜。
同樣，關於守山海關還是出鎮關外的問題，不能簡單認爲是忠於奸、勇敢與怕死、進取與保守，積極與消極的問題。兩者只是戰略上的不同看法，不應貼上標籤。
主張守山海關的觀點實質是認爲在關外修築城堡無法守得住，留在關外的輜重糧草往往招致後金軍的搶劫，產生資敵的效果，不如對後金實行堅壁清野，等待時機再與後金決戰，此外，放棄關外還可以使蒙古人和女真人因分贓發生爭鬥，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主張出鎮關外的觀點實質是上不願放棄河東的土地，認爲只要在關外多修城堡，加強防禦，可以逐步拓展，乃至光復全遼。
個人認爲，只有集中力量在野戰中戰勝敵人，才能從根本上扭轉戰局。
那種到處修築堡壘，分兵把守的烏龜戰術，是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戰局的，因爲這樣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不能形成合力，易被敵人各個擊破，而且失去戰場運動能力，放棄主動權，變成敵人的靶子，其中所屯積的糧草則是一塊塊肥肉，容易招致戰爭。
做出任何一種選擇，都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否則，說得再好聽，又有什麼用呢？
在軍事上，明軍沒有找到破解努爾哈赤的好辦法，軍隊內部腐敗，奸細密佈，戰爭連遭失敗，士氣低落。不適合再戰。
政治上，朝堂上黨爭如火如荼，打得不可開交，戰事比遼東戰場還要激烈。不適合再戰。
經濟上，國庫空虛，財政在崩潰的邊緣。不適合再戰。
社會上，人民負擔沉重，生活水平下降，人心思異，民變蠢蠢欲動，社會動盪不安。不適合再戰。
在這種情部下，不如先蹲下來攢口氣，以便將來跳得更高。
對於明朝來講，在關外連年饑荒，而關內物產相對豐富的情況下，不如以退爲進，堅守山海關，在關外實行堅壁清野，對後金進行餓困，同時集中力量解決內部問題，積蓄人力物力，不斷髮展壯大，時機成熟以後，再動員全國之力，以絕對優勢兵力與敵進行決戰，從而一舉扭轉戰局。
然而朝廷內部就此問題並不能達成一致意見。
內行的兵部和有軍事背景的一批大臣如王在晉、高第等人老成謀國，主張守山海關，但是他們的主張受到外行的文官集團的質疑。
而大明江山的產權人天啓缺少包羞忍辱的精神，不願意暫時放棄“祖宗封疆”，他雖未明確表態，但在內心深處，他仍是急於恢復遼東，不贊成守山海關。
一幫善於觀顏察色之人很快就掌握了天啓的內心動向，於是投其所好，主張出鎮關外。
很顯然，“得帝心者得天下”，在天啓的支持下，兩種爭論的勝負，毫無懸念，出鎮關外的主張很快就要戰勝堅守山海關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