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彥衝登基的儀式雖然號稱倉促，其實也準備了超過一個月的時間，登基之後各方的反應又延續到次年年中，在這段時間裡，楊應麒所領導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續。這場改革並非劃一進行，而是依照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有先後緩急之別——漢廷統治基礎較深厚的遼河流域與齊魯東部沒有大動作，河東路是作體制上的調整，而河北和陝西則進行了漸進式的革新。爲了因應這場規模頗大的政治革新，從華元一六八二年年底到次年年中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新漢政權治下發生了規模頗大的官吏流動。
這種流動，一方面是從四方往中樞流，津門、遼陽的中樞舊班底在幾個月間陸續進入塘沽，佔據了新中央政府上下各個部門接近四成的席位。不過，隨着統治範圍的大大擴展，新的中樞所需要的官員也比以前大爲增加，所以山東方面也有大量的中層幹部上調，而河東、陝西則主要是高級官員如郭浩、馬擴相繼進入中樞成爲政要。
另一方面，由於地方上空出來許多缺來，便需要中央政府下放青年士子，或從臨近地區平調、升遷。尤其是新收復的河北東西路，更成爲新晉士人以及流求、山東官員謀求升遷的絕佳途徑，這個地區在近期內各種條件是十分辛苦的，要做的事情也多，但由於百廢待興，所以容易出政績，加上臨近未來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出了政績也容易爲上面所知，因此熱心仕途者都願意到這個地方上任。
正是有這樣的背景在，河北東西路如沿海的濱海、滄州，以及腹地大府河間、冀州，都在一衆中青年官吏的努力下迅速穩定下來。
這時漢帝國的南北疆界基本上都已經穩住，宗翰被限制在雲中，宗弼也始終無法越過黃河，漢廷在這兩條戰線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結果證明這種投入是值得的。和雲中、河南、西夏、南宋接壤的邊疆線仍時有摩擦，但從渤海那邊的遼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渭水中上游的廣闊腹地，在靖康之後第一次實現了長時間的和平。大半年的時間，已足夠漢廷掃除大股的強盜勢力，足夠農人安下心來，享用第一次戰後的農業收成。
華元一六八三年的秋收在到來之前，北部中國就已經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農村的富戶們欣慰地看到治安轉好了，而漢軍在邊境上不斷外拓的勝利又讓他們相信漢帝國的腹地不會打仗了，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富戶們從來沒有像今天安心過，這些年的耳聞目睹讓他們發現漢廷的軍隊沒有宋軍或金軍那樣騷擾民間的斑斑劣跡，相反，他們感受到了漢軍的保護，並將這種感受化爲對漢廷軍事行動與行政改革的支持。
而窮苦人家看看米缸裡的存糧和田地裡的莊稼後也倍感踏實。安定得比較早的地區，農民已經收過了一季的番薯玉米，但也有一些地區是到開春之後才逐步平靜，這些地區的窮苦人家都不得不靠漢廷各級政府分發下來的賑濟，賑濟的數量，勒一勒肚皮也夠他們吃到秋收，而據漢廷最新的宣傳，秋收之後的稅賦又將定得很低——甚至全免，這讓窮苦人家對來年的生計也有了盼頭。
漢廷在國家內部——尤其是河北東西路各州縣推行的行政改革和安撫政策，耗費了很大的財力，遼南與塘沽的戰備存糧不斷地搬出去，至於究竟搬出了多少還剩下多少，就只有楊應麒與陳正匯知道。爲了河北的安定與重建，大漢朝廷甚至犧牲了春季趁勝進軍雲中的契機。
楊應麒一開始以爲這種付出要得到回報的時間至少得三年，然而他錯了。的確，農民們由重建家園到能夠以賦稅的方式回報國家，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但是在中國，農民一旦安定下來，就意味着着整個地區都安定下來。而國家安定後所產生的間接作用之大，卻遠遠超過了楊應麒的想像。
首先是治安開始進入良性循環。漢廷對各處強盜的打擊越進行到後來就越順利，因爲農村的安定已經最大程度地切斷了新強盜的來源。最大股最頑固的強盜在第一輪的清洗中就已被拔除，小部分就地正法，大部分流放海外。剩下來那些大大小小的毛賊，由於整體性社會混亂已經結束，他們便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又因爲新政府給了他們另外一條可以活下去的道路，所以他們又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現實意義。在冀州發生過一件後來被編成戲曲的事情：一個八十歲的老婦人，在漢廷宣佈免除全縣兩年農業賦稅和詔諭盜賊歸家務農的特赦令之後，顫巍巍地跑到山上去把她的兒子——當地山中最著名的一個強盜頭子——揪回老家種地。實際上，類似的事情在河北東西路不知發生了多少起。
與此同時，鄉紳們也依靠着新政府重新肩負起重建鄉里的作用來，在韓昉、陳顯及其下屬的努力下，新的政治秩序和舊的鄉村秩序正起着相輔相成的作用。楊應麒所領導的政府班子，對處理治下農村事務顯得十分靈活，他們並沒有非常強硬地將遼河流域的模式搬了過來，而是在保證幾條大原則的前提下放手讓鄉里自保自治。此時的河北農村，無論人才還是經濟都已經比不上江南，不過鄉賢體系還大體保存着，而且在大亂之後轉入安穩，人心卻很容易就定了下來。漢人畢竟就是漢人，如果有可能的話，重建家園絕對是他們在劫後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到一六八三年六月，河北東西路主要州縣的道路就已經平靜了下來，在這幾個月裡，數十萬非精銳部隊被組織起來，轉爲武警隊伍，分佈在從津門一直延續到長安的商業主幹道上，維護着幾條大路的暢通。這幾條安全的道路受到了所有東海商人的一直讚揚，也激發了沿途城市的商業活力。東海商家的資本在進入內陸，而內陸又產生了新的商家。分管戶部和商部的陳正匯給楊應麒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上的數據比楊應麒預想的更加樂觀——楊應麒原本希望這幾條商道帶來的收益在三年之後能夠維持這幾十萬武警隊伍的生計就可以了，但陳正匯卻告訴他，到年底政府在這條商道上的直接收入就足以實現這個目標。不僅如此，這幾條貫穿漢帝國數千裡土地的商道所帶來的經濟作用，比它在賦稅上的體現至少要大十倍！民間商業因此活躍，民間財力因此而恢復，甚至有益於整個北中國的民生——這豈不比政府一時的稅收增加更加重要麼？當然，只要稅收體制足夠健全，民間的財富遲早會體現到稅賦上來，比如作爲溝通東海與內陸的經濟樞紐塘沽，這半年多來便得益於這條商道的穩定而空前繁榮起來，僅僅上半年塘沽商業稅收比去年同期盈溢出來的部分，就足以抵消整個河北東路所減免的農業稅總額。
“一切都比預想中順利啊！”這一刻的楊應麒心情極爲愜意，他正夢想着一個美好的未來，一個他有份創造的未來：天下同富，萬衆同樂。
漢帝國開國後的這場大順風，既得益於內部的人心思治，也得益於外部幾個勢力——宗翰、宗弼和趙構——都需要休養生息，同時也因爲漠北的局勢尚未告急。
不過，順風總有結束——至少是停歇的時候，因爲人心會靜極思動，也因爲漢廷的敵人並不準備和漢廷永遠地和平共處下去。
折彥衝登基後的幾個月裡，正式確定燕京爲建都之地，燕京道改名京畿路，統轄範圍包括舊遼南京道以及中京道的一部分。不過，由於燕京城池已頗殘破，所以暫時只是作爲軍事中心，而距離燕京甚近的塘沽，便成爲漢廷的臨時行政中心。
京畿路確立以後，又重新劃定各大行政區，其中東北分爲南北兩路，北部爲安東北路，首府爲黃龍，南部爲安東南路，首府爲遼陽。榆關之內、京畿路之南又分爲五路，分別是：山東路，首府濟南；河東路，首府太原；原北宋永興軍路改名陝西路，首府長安；秦鳳路仍因舊名，首府鳳翔；河北東西路併爲河北路，直隸於塘沽。海外諸島又是另外一套管理制度，流求爲中央直轄，麻逸設南洋都護府，統攝南洋諸島。此外，又有津門、遼口、蘭州、淮子口、洛陽五大直轄區，以及臨夏（劉錡）、渭南（種彥崧）、晉北（曲端）、黃河（曹廣弼）、魯南（趙立）、東海（歐陽適）、渤海（阿魯蠻）七大軍區。
各行政區中，又以安東南路與河北路爲京畿之兩翼。
在這個時代，由於人爲造成的黃河改道沒有發生，河北地區的生態環境大致良好——至少比楊應麒印象中要強得多。數百萬的人口，對這個地區的生態並不算很重的壓力，衆多的水澤與河流，又爲農業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
與河北平原相比，遼河流域的經濟政治早已走上了軌道。這十幾年來河北屢經戰火和惡政的輪流摧殘，但這個地區畢竟是華夏故地，根底極爲深厚，一旦有了良好的政治環境，整個地區的重建和崛起便顯得非常快。陳正匯預期：只需要三年，河北就能趕上遼東，只需五年，河北就能超越遼東。
陳正匯的這種樂觀，部分出於理性的考量，也有部分是被當前河北東西路一片大好形勢所影響——當然，這種大好形勢是就總體而言。在一些偏遠的地區，或是一些受戰火摧殘尤爲嚴重的地區，許多事情依然顯得非常棘手。其中，真定、中山一帶的吏治民生尤其遭人詬病。
這一帶的官吏，是漢軍重將曲端在去年北進時降官劉萼所表，官吏都是陳腐的舊派作風。如今曲端已徙太原，但劉萼卻還留在真定，成爲這片地區地方官吏的魁首。
燕京平定以後，入漢之舊金、舊遼士子分爲幾派，其中一派直接依附韓昉，勢力最大。另外一派是在燕京未下時就與塘沽的官員有了接觸，入漢後也得到了任用，但沒有前一派團結。最後一派，也就是由金入漢卻又不爲韓昉所重的，大多團結到了劉萼旗下。
劉萼的父親劉彥宗和韓昉頗有交情，韓昉當初在燕京未定之前也曾策略性地對劉萼示以拉攏，所以劉萼手裡纔會有韓昉的書信。但就個人好惡來說，韓昉卻是看不起劉萼本人的，劉萼也知道這一點，這是他當初沒有真正答應韓昉的原因之一。直到曲端開到真定城下，劉萼才曉得這選擇沒法再拖了。他識時務地歸附了曲端，並得到了這位西北重將的支持，從此和漢部軍方也套上了聯繫。
劉萼等官吏所在的真定與中山，本身就是北宋時期的邊疆大府。漢廷平定兩河、一統秦晉之後，又成爲燕京、塘沽通往太原甚至長安的必經之路。劉萼爲韓昉所看不起，是因爲他品性貪酷，但這樣的人偏偏甚有經濟頭腦。他相準了真定、中山的地理位置，利用自己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以及和曲端的關係，打造出了一段和楊應麒構想中不甚一致卻更加見效的商道來。在他的暗中操控下，太原與真定之間很快就形成了經濟上的互動，這個地區的礦產——尤其是煤——源源不絕地沿着水陸兩路進入塘沽，在短短三個月內就取代了遼南，成爲京畿道市場最大的礦產提供者。
和這種經濟上的崛起相一致的，真定、中山等地的賦稅在前半年就上報中央，表示已經超額完成了全年的稅收任務，可以說真定、中山的民生雖然搞得很差，但官方財政卻是河北第一。而由劉萼等官員所控制的商家更是在其中大發特發。
劉萼不但生錢有路，而且用錢有道，他雖然貪婪，但也懂得如何才能長貪的道理。在他的領導下，真定、中山大小官員團結起來，交出了利潤的一部分，一面籠絡燕京、塘沽方面的大小官員，對韓昉尤其用心，一面結納曲端，以求一個軍方的後援。
真定西北部地近五臺，從這裡延續到太原都是曲端所負責的防線——也就是漢軍最重視的防線之一。曲端從陝西帶到這裡的兵將，在漢軍的整個體系中算是軍閥習性比較重的了。太原當初在曹廣弼與虞琪的治理下秩序已相當穩固，政界商界以及地方士紳等各派勢力大多與轉守黃河的曹廣弼、調入中央的虞琪關係不淺，曲端新來，不敢妄動他們，他部下兵將在此，頗有“客軍”之感。在這種情況下，劉萼的做法讓武將們看到了一條財路，他所率領的文官集團利用曲端爲首的武官集團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開採礦產，壟斷商道；而武官集團也利用這條財路自肥。
晉北將帥手裡有錢以後，就能購買良馬良兵，僱用死士間諜，曲端所部之晉北軍因此而越來越強，雁門關在銀術可換防以後，仍然被曲端壓制得無法出關門半步，有好幾次甚至陷入兵敗城破的危險當中。而立下功勞的晉北軍又成爲劉萼的堅實後盾。軍政雙方在這片地區互相勾結，很快就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地方勢力。
晉北軍的強大既讓折彥衝感到放心，也讓楊應麒產生依賴——正努力於內部改革的他太需要這樣一個屏障了。對於劉萼的所作所爲，中央政府裡的明眼人心知肚明，陳顯對此尤其不滿，韓昉卻裝糊塗。
這時漢廷中央政府初建，許多制度都尚處完善過程中，幾個中央要員除了分管部門要務之外，還分別總領一路之政務，其中陳顯領河北，張浩領安東南路，陳正匯領山東，韓昉領京畿。中樞西遷以後，楊樸以副總理大臣身份任安東北路守臣，不再處理中央事務。劉萼的勢力範圍以河北境內的真定、中山爲主，向東延伸到河東的平定軍，向北延伸到京畿路的易州、范陽，正處於韓昉、陳顯監督範圍的交界處。韓昉雖然不喜劉萼，但念在同籍之淵源，加上劉萼懂得孝敬的道理，便容忍了他。但陳顯和劉萼素無淵源，豈能容劉萼在他的監管範圍之內自行其是？更何況真定、中山的稅收雖然上來了，軍備也鞏固了，但漢廷所標榜的民生卻很成問題。所以陳顯便拿這個來打擊劉萼，要求楊應麒撤換這個地區的官員。
聽了陳顯的話以後，楊應麒反問：“劉萼的背景，想來陳老知道。陳老覺得這個時候動他，合適麼？”
陳顯皺起了眉頭，說道：“確實有投鼠忌器之慮，但這個劉萼在不到一年之內便有如此氣候，可見此人極不簡單。現在不動，恐怕將來會養成大患！”
楊應麒沉吟道：“現在若動了他，晉北就可能動盪。晉北一有個意外，西夏、河南都會不穩。西夏、河南若不穩，南宋怕也會有反應。這可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情！再說，劉萼雖然作惡，但晉北防線實因他而堅實。真定、中山以外之河北州縣，太原以南之河東地方，亦因晉北防線而得保太平，所以……所以這功過之間，實在也有些難說。”
陳顯道：“功勞是其表皮，禍患是其臟腑！”
楊應麒問：“請陳老詳說。”
陳顯道：“兵之與財，必須兩分。邊疆將領但從中央領錢辦事，莫管錢出處。財需歸於中央，兵須控於樞密，不然，則財越多，兵越盛，只添割據之憂耳！彼今日既能爲我守土，明日亦能歸金南下！”
楊應麒沉吟道：“道理是這個道理，但就目前的實際情況看，還不至於如此。曲端不蠢，不會不知道大勢所趨。再說晉北軍中，不乏劉錡、種彥崧舊部，又有二將軍留在晉北的班底，這些人都是心懷忠義的，一個曲端，還掀不起顛覆大浪來。”
陳顯道：“今日自然如此，但縱容之久，事情就難說了。”
楊應麒未能決斷，問韓昉，韓昉道：“顯老所言有理，只是眼前尚有一件大事懸於我等心頭，此事不定，恐怕……恐怕宜穩不宜變。”
楊應麒便問何事。
韓昉道：“漠北到現在還沒大捷呢。”
楊應麒聞言悚然，以掌擊拳道：“不錯，此事還是得緩一緩。劉萼畢竟是能辦事的人。寧可再縱容他兩年，眼下也不宜就處置他。”頓了頓又道：“但我們也不能完全坐視不理，雖然暫時不動他，但也不能讓這禍患蔓延出去，得敲打敲打他！”
韓昉道：“敲打使之懼，不如引導使之善。”
楊應麒頷首道：“若他能改過，那是最好。好，我便給他一點時間。這件事情，公美去處理處理吧。”
韓昉看了陳顯一眼，忙道：“這事還得顯老出馬，方纔名正言順。我去辦，卻是越權了。”
楊應麒還沒說話，陳顯看了韓昉一眼，微笑道：“事有從權，劉萼那邊由公美去導使之善，還是合適一些的。再說此事楊相既然已經開口，公美何必推辭。”
陳正匯在旁一直沒開口，這時才道：“顯老所言有理，大家都是爲朝廷辦事，公美不必太過避嫌？”
韓昉這才道：“既如此，那韓昉便修書罵劉萼一罵，希望他能及時悔改，以免朝廷爲他一人左右爲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