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章 中國風再起（一）
公元1775年的夏季，“中國”這個詞再次重複的出現在歐洲上層社會的沙龍聚會中，久違的“中國風”在時隔二十年後再次掀起了巨浪。
從八月份中旬開始陸陸續續流傳零碎的消息，待到九月份完整的“傳奇故事”，十月份風靡歐洲大陸的“不可思議”，樑明作爲一名中立混亂陣營boss的形象成爲了衆所公認的事實。當然，各個版本的故事中兩名英勇的船長始終是無法抹去的光輝。
整個歐洲大陸有着無法計量的無聊貴族和富足商人，同時在每一天舉辦着無法數的清的聚會和沙龍，在這些上流社會階層的集會場所，中國和樑明成了最普遍的話題。處於好奇和心中的那份神秘感，這個話題主宰了整個夏季，似乎還有繼續下去的趨勢。
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原因做了催化劑——歐洲人的慘敗，毫無反手之力，西班牙人的失敗如同一個響亮的耳光狠狠地抽打在他們榮光煥發的臉上。
無可否認，此時的歐洲是聞名世界建立以來最強大的時候，即便是被無數位著名學者幻想過的強盛無比的羅馬帝國時期也遠遠比不上。他們的實力第一次超越了東方，準確的說是超越了中國這個屹立於世界巔峰三千年的古老帝國。所以，此時的歐洲人是自信的，是無比的自信的，就好比他們堅信白色人種至上一樣。
他們征服了非洲、美洲、大洋洲和亞洲的大部，他們奴役者黑種人、棕色人還有黃種人，可以說這個世界唯一可以令他們心存畏懼的只有那個已經不遙遠的“東方古老帝國”。而且這種畏懼正在逐漸的消退，已經有無數的學者在批論那個他們希翼了整整五百年的東方帝國，就好比法國的孟德斯鳩。
西方的中國形象出現於1250年前後。1245年，聖方濟各會修士約翰·柏朗嘉賓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從里昂到哈剌和林，寫出《柏朗嘉賓蒙古行記》，10年以後，魯布魯克的威廉出使蒙古歸來，寫出《魯布魯克東行記》。2柏朗嘉賓與魯布魯克雖然沒有踏上中國土地，但他們遊記中介紹的“契丹”，確實就是中國。柏朗嘉賓與魯布魯克把“契丹”帶入中世紀晚期的西方文化視野，開啓了馬可·波羅前後兩個世紀的“契丹傳奇”，而且確定了這種東方情調的傳奇的意義：大汗統治下的契丹，是財富與秩序的世俗天堂。
蒙元世紀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刻，成吉思汗家族橫掃舊大陸帶來的“世界和平”，瞬間推進了歐亞大陸的文明一體化進程。從柏朗嘉賓出使蒙古，到1347年馬黎諾里從刺桐登船返回歐洲，一個世紀間到中國的歐洲人，歷史記載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從1247年柏朗嘉賓寫作《蒙古行記》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奧里尼完成他的《萬國通覽》，整整200年間，西方不同類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遊記、史志、書簡、通商指南、小說詩歌──都出現有關契丹、蠻子的記述。3旅行與器物的交流帶來了觀念的變化，中世紀基督教狹隘的世界觀念被大大擴展，世界突然之間變得無比廣闊，而在這個廣闊的世界中，大汗統治的契丹與蠻子可能是最誘人的地方。赫德遜在《歐洲與中國》指出，蒙元世紀歐洲發現舊世界的最大意義是發現中國，“……抓住了拉丁歐洲的想象並改變了它的思想觀點的，更多的是去中國的旅行，而不是去亞洲的任何其他部分。當時大多數歐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國，也到過波斯和印度，但是他們把最高級的描繪留給了中國。……馬可波羅一家在哥倫布之前就已經爲中世紀的歐洲發現了一個新大陸。使歐洲船隻來到明朝中國海岸的這一海上事業的全部活動，應該看作是“韃靼人統治下的和平”的餘波。”
1250年是西方世界經濟體系與世界知識體系的起點，也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在中世紀晚期的東方遊記中，影響最大的數《馬可·波羅遊記》與《曼德維爾遊記》。《馬可波羅遊記》是最讓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馬可·波羅創造了西方集體記憶中的契丹形象。似乎只有在一個商人的視角下，中世紀晚期的西方纔能發現中國的意義。《馬可·波羅遊記》有關中國的內容集中在三個方面：l、物產與商貿、2、城市與交通、3、政治與宗教。契丹蠻子，地大物博，城市繁榮，政治安定，商貿發達、交通便利。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了17年，見聞龐雜繁複，然而最讓他記憶深刻的，還是中國的物質文明。每到一處，他都興致勃勃地記述當地的物產、建築、道路、行船與橋樑。中國城市，無論是契丹的汗八里，還是蠻子省的行在（京師），都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
契丹傳奇不僅具有清晰的形象，還有確定的類型化的意義與價值。契丹蠻子，最大的魅力在於其物質繁榮。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國相對於中世紀晚期貧困混亂的歐洲來說，都算得上是人間天堂。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中世紀晚期的歐洲文化也需要一個物質化的異域形象，因爲這是他們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一種啓示。物質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發中世紀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yu望，使其變成資本主義文明發生的動力。一個充滿財富與權力象徵意味的中國形象出現，自有其歐洲文化本身的背景。
如果說中國形象是一面鏡子，它與其說反映了契丹的形象，不如說表現了西方文化的集體無意識的幻想。從中我們既可讀到模糊的中國形象，同樣可以發現投射到中國形象中的西方中世紀文化所壓抑的yu望與恐懼。
契丹傳奇是關於東方世俗樂園的傳奇。正如黃金是財富的象徵，契丹話語中傳奇化的大汗，則成爲權力與榮譽的象徵。馬可·:波羅、鄂多立克、馬黎諾里的文本中，都有對大汗威儀的描述。在大汗的形象中，隱約透露出中世紀晚期歐洲的世俗政治理想。馬可·波羅的故事主要流傳在南歐、意大利半島與伊比利亞半島。中世紀晚期的英國人、法國人或德國人，在讀另一部流傳廣度幾乎與《馬可波羅遊記》不相上下的東方故事——《曼德維爾遊記》。1500年之前，歐洲各主要語種都有了《曼德維爾遊記》的譯本。今天我們可以見到的《曼德維爾遊記》的手抄本有300種之多，而《馬可波羅遊記》則只有119種。遺憾的是，作者曼德維爾爵士是位座椅子上的旅行家，旅行故事都是他虛構的，他將關於東方的新知識與西方已有的舊傳說融合在一起，一方面表現了中世紀晚期西方通俗文化層次上的東方意識特色，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人的知識與想象中，塑造了類型化的契丹形象或東方形象。
地理大發現之前，《馬可波羅遊記》與《曼德維爾遊記》，就是歐洲人擁有的東方知識的百科全書了。曼德維爾也像其他遊記作者那樣用幾乎程式化的套語讚歎中國的物產豐富、城市繁榮，然而他的興趣並不在這裡，在關於中國的章節裡，大汗的故事佔去70％的篇幅。大汗國土廣大，統治嚴明，擁有無數的金銀財寶，像土耳其的蘇丹，大汗有100多位妻子，大汗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君主，長老約翰也沒有他偉大。曼德維爾在基督教義與騎士道視野內改造契丹形象。一部遊記與一部英雄傳奇在中世紀似乎沒有什麼嚴格的文類界定，就像虛構與真實也沒有什麼客觀的尺度一樣。
歐洲中世紀晚期的契丹傳奇將中國塑造成財富與君權的象徵，表達了資本主義早期萌生的世俗精神。文本是一面鏡子，從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中國的形象，又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精神的象徵。二者的關係是一種無意識的隱喻關係。當他們議論中國幅員廣闊、物產衆多、遍地財富、城池衆多、道路縱橫時，他們也在體驗自身的缺憾、壓抑與不滿，並表達自己的yu望與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