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風者》的試錯諜戰劇的新變

◎曾於裡

在當前有些平淡的劇集市場，姚曉峰執導，翁良平編劇，王一博、李沁、王陽領銜主演的《追風者》是一個亮點。該劇是2024年愛奇藝首部熱度破萬的劇集，也是近年來頗具影響力的諜戰劇之一。《追風者》是一部“另類”的諜戰劇，它並沒有在情報戰中過多着墨，而更多聚焦於主人公信仰的建立，試圖強化“信仰敘事”的感染力。

作爲頗爲成熟的電視劇類型，諜戰劇有相對穩定的受衆羣體，也跟隨時代變遷不斷進行革新。不過，與其他類型劇相比，優秀的諜戰劇在破圈上存在更大的難度。這源於諜戰劇基於過去歷史年代所建構的“信仰敘事”，要在當下擊中觀衆、說服觀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外，諜戰劇的某些“裂縫”，有時也在解構“信仰敘事”。

諜戰劇脈絡：困境與新變

諜戰劇是一種以間諜活動爲核心事件或主要情節的影視劇類型，圍繞特務、臥底、情報收集與傳遞、反間諜鬥爭等主題展開，融合懸疑、推理、冒險、動作、情感和政治鬥爭等多種元素。

背景設定上，諜戰劇大多以近現代史特別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爲歷史背景；故事情節上，諜戰劇通過精心編織的情節和複雜的人物關係展現秘密戰線上的智鬥和勇氣，突出智力較量和心理博弈；人物塑造上，主人公通常擁有多重身份，需要具備高超的僞裝技巧和心理素質；人物設置上，既有堅定信仰的地下工作者，也有深藏不露的敵方特務；敘事主題上，主要圍繞信仰、忠誠、犧牲等展開，突出渲染我黨地下工作者機智勇敢、克敵制勝的智慧，以及恪守崇高使命、堅守革命信仰的英雄主義精神。

《暗算》（2005）、《潛伏》（2008）之後，諜戰劇成爲創作熱潮。《潛伏》以其巨大影響力讓諜戰劇成爲最熱門的類型劇之一，並基本穩定了諜戰劇的範式。多年來，諜戰劇依然是熱門類型，也出現少數口碑之作，比如《黎明之前》（2010）、《懸崖》（2012）、《紅色》（2014）、《僞裝者》（2015）、《風箏》（2017）、《面具》（2017）、《風聲》（2019）、《隱秘而偉大》（2020）、《叛逆者》（2021），等等。

一度“熒屏處處抓特務”的同時，諜戰劇也陷入困境。一段時間內故事框架、人物設定、敘事手法等雷同的諜戰劇大量涌現，讓觀衆審美疲勞；很多諜戰劇爲了追求劇情的曲折與衝突，邏輯存在明顯漏洞，過於離奇的情節設計和違背常識的推理過程，損害劇集的專業性和可信度；諜戰劇的人物簡單地劃分爲正邪兩派，缺乏心理層次的刻畫和人性的挖掘，角色單一且臉譜化……

尤其是《僞裝者》成功之後，颳起“諜戰+青春偶像”的潮流——本意是拓展類型邊界、吸引年輕觀衆，卻顧此失彼，讓諜戰劇失去固有特質與藝術質量。比如選用偶像演員出演諜戰劇，他們在表演經驗、演技錘鍊上相對欠缺，難以精準把握複雜角色的心理變化和微妙的情感表達，影響觀衆的代入感；劇情過度強調偶像元素、愛情線索、個人情感糾葛和輕鬆幽默的氛圍，讓原本應緊張、應以智鬥爲主的諜戰劇情過於浪漫化、輕量化……

困境中的諜戰劇也有一些新變：或重新發現“間諜”這個古老的職業。比如《風起隴西》將諜戰故事置於三國這一歷史背景下，打破傳統諜戰劇多以近現代歷史爲舞臺的慣例，藉助三國時期的複雜政治格局與戰爭背景，爲諜戰情節提供宏大的敘事框架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或在敘事視點上進行創新。比如《對手》採用反派作爲第一主角，打破傳統諜戰劇通常以正義一方的國安人員或情報人員爲主線的敘事模式；以21世紀的現代社會爲背景，融入大量日常生活細節，貼近當代觀衆的生活經驗。

抑或讓諜戰劇榫入當代生活，喚起觀衆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視。比如《風暴眼》《特工任務》等國安題材電視劇，專注於現代背景下的國家安全與反諜工作，更多地涉及現實生活中的安全威脅，如技術竊取、黑客入侵、網絡犯罪等，承擔着普及國家安全意識、宣傳反間防諜知識的社會責任。

這一次的《追風者》，則是諜戰劇在傳統範式上的“新變”——既有傳統諜戰元素，也有民國劇中少見的金融元素。諜戰元素主要由女主角沈近真（李沁飾）這一條線承擔；金融元素，凸顯的是主人公魏若來（王一博飾）的成長，尤其是他信仰的建立過程。一部38集的電視劇，直到第36集魏若來才真正建立他的信仰，這在以前的諜戰劇中很難找到先例。雖然並非常規諜戰劇，但《追風者》卻嚴格契合諜戰劇最核心的“信仰敘事”。

諜戰劇魅力：宏大與娛樂兼具

儘管諜戰劇的背景已經從古代跨越到未來，諜戰劇的主流形態仍然是《潛伏》式的：以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爲背景，以抗日或國共對抗爲主軸，以主人公的信仰爲題眼。市面上的諜戰劇十有八九如此，《追風者》亦然。

觀衆爲什麼偏愛這類諜戰劇？文化學者毛尖對此有過精彩論述：“諜戰劇真正做到了左右通吃。要信仰有信仰，要人性有人性。喜歡主旋律的可以掏出手帕，喜歡商業娛樂的就準備好小酒……小資觀衆則藉此確認自己的中產趣味，這裡有刑法，這裡也有旗袍，一場又一場在沿海各大城市展開的諜戰，既有摩登時代的聲光化電，又有對紙醉金迷的深惡痛絕……”

諜戰劇有信仰，有宏大的主題表達，有動人的人性光輝。諜戰劇的主人公身處敵對陣營之間，需要執行秘密任務、滲透敵方機構、傳遞關鍵情報或進行反間諜行動。複雜情境下，對組織的堅定信仰成爲驅動人物行動、承受壓力、堅守秘密、犧牲個人利益的內在動力，讓主人公在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做出偉大選擇。比如《潛伏》最末，出於革命需要和安全考慮，餘則成與王翠平選擇分離，一個留在大陸，一個被派遣至臺灣繼續潛伏工作，終生或難以相見，留下無盡的遺憾和思念，讓多少觀衆“掏出手帕”；《追風者》中，沈近真的犧牲亦讓很多觀衆淚奔。

包涵懸疑、犯罪、動作等元素的諜戰劇，又具有濃烈的“商業娛樂”屬性。比如諜戰劇主人公通常被賦予至少兩個對立陣營的身份，在不同陣營之間遊走，執行秘密任務，少不了身份暴露的危機情節，如遭遇盤問、跟蹤、監視、測謊等；角色可能需要迅速設計並執行緊急撤離計劃，同時通過僞造證據、嫁禍敵人、自我犧牲等方式保護其他同志或關鍵情報。每一個微小的細節都被賦予決定命運的力量，任何一絲疏忽都可能導致全盤皆輸。觀衆在驚心動魄的冒險旅程中體驗暢快的視聽享受，時刻懸心又欲罷不能。

民國背景下的諜戰劇在服化道設置上常常流露“中產趣味”，有“旗袍”也有“摩登時代的聲光化電”。大部分民國諜戰劇偏愛上海背景，不是沒有緣由。雖然民國政治局面動盪不安、社會不公、民生困苦，但上海又有“例外”之處。彼時的上海已經是金融中心和貿易港口，擁有發達的工商業、金融業和對外貿易；上海租界成爲“東方巴黎”，擁有諸多融合中西特色的公共建築和民居，構成獨特的城市景觀；中式旗袍和西式裙裝成爲民國精英女性的標配；精英男性則流行西裝革履，配以禮帽、領帶等配件；咖啡館、舞廳、電影院等現代娛樂場所興起，西式餐飲、社交禮儀也開始流行……1990年代以來，所謂的“民國風情”在消費文化領域一度甚囂塵上。

《追風者》以1930年代的上海爲背景。劇中有兩個上海：一邊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生活；另一邊是貧富差距極爲懸殊，大量的工人、小商販、拉車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居住條件惡劣，勞動強度大，工資微薄。不過，由於主人公從事的是金融行業，劇集的大部分場景還是在展現“民國風情”。王陽、王一博幾乎都是西裝革履，很帥；李沁主要身着高級的、剪裁精細的裙裝和褲裝，很美。

諜戰劇“裂縫”：“信仰敘事”的挑戰

戴錦華教授在談及間諜片何以流行時如此提醒，“相對來說，超越個人日常生活經驗、享有白日夢的觀影快感，我感覺倒是次要的。因爲這畢竟是商業電影共有的訴求和效果，而且就此特定快感而言，有科幻、奇幻等更爲突出的類型在”，間諜片的奧妙更在於它的“政治性”。戴錦華論及的是國際視野中的間諜片，但對於我們觀察國產諜戰劇亦有啓迪。

國內的諜戰劇，幾乎都具備“政治性”——通過主人公對於信仰矢志不渝的堅持，體現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價值觀，起到引導社會輿論、塑造公共意識的作用。

微妙的是，戴錦華說道，間諜片一邊是公開的、強有力的政治宣傳、教化，一邊則剛好是意識形態的一道“裂縫”，“因爲間諜這一形象類型，再現的是身份的曖昧——表象與本真相互遊離、彼此矛盾”，比如何爲真，何爲假，何爲對，何爲錯，以及真假對錯之間的轉換。

十年前，毛尖與王大可等學者在針對諜戰劇的圓桌討論中，也發現諜戰劇的困境。王大可說：“即便是近年來最強調信仰的《潛伏》，不也有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個辦公室故事？”毛尖談到，諜戰劇中的信仰固然能夠打動很多人，“當然同時，有更大量的觀衆會把爲信仰而戰的男女主人公理解成辦公室政治的高手，比如諜戰雙雄餘則成和劉新傑都被網友崇拜成‘做人教材’”。諜戰劇中，特殊歷史語境下的信仰是真的，但今日的年輕觀衆不見得能夠理解主人公的選擇。年輕觀衆成長於一個更加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中，接觸到的信息來源多樣，對過度宣傳或強行灌輸較爲敏感。他們傾向於關注個體的選擇、自由與幸福，而非一味服從集體或宏大敘事。

這些年來一些新變的諜戰劇，也沒有真正解決這一問題。比如《風起隴西》中，“光復漢室”成爲幾個主人公的信仰，然而劇情推進，這個信仰四處漏風，它的殘酷、非人道充分暴露出來。最典型的就是馮膺和楊儀，他們認爲爲了信仰、爲了大義，一切都可以拿來利用、拿來犧牲。他們在乎人命嗎？不在乎，他們在乎的只是空大的理念。這是大人物的殘忍，也是劇中人物信仰的破綻。

《對手》中，主人公並非出於高尚的信仰或理想從事間諜活動，而是出於生活所迫、爲了生計和家庭的穩定。這種世俗化的動機設定，雖然解構的是敵人的“信仰”，但解構從來都是雙刃劍。

諜戰劇難度：“信仰”何以可信

毛尖十年前有過“樂觀”期待，諜戰劇的裂縫，“是不是也可以視爲諜戰劇演變史中的一箇中間狀態，一個可以引入各方記憶各種敘事的中間狀態。因爲只有打開更多的空間，我們對過去和未來、對革命和諜戰的理解才能更飽滿”。十年過去了，就國產諜戰劇而言，這一局面並沒有出現。在戴錦華的觀察中，後冷戰時代，西方間諜片的主要目的是“再造社會價值體系或曰意識形態”。雖然國產諜戰劇與西方間諜片大相徑庭，但核心任務仍是通過“信仰敘事”，承擔傳承歷史記憶、弘揚主流價值觀、增強國家凝聚力等深遠的社會文化功能。

問題是，如何實現？《潛伏》的“信仰敘事”已經如此動人，仍有人更關注它的“辦公室政治”，並因餘則成與王翠平的結局而感慨時代之殘酷。今日的諜戰劇質量遠不如《潛伏》，如何形成比它更強烈的感召力？

坦誠地說，《追風者》諜戰部分中規中矩，不太經得起推敲，它的核心看點是魏若來的信仰建立過程。魏若來先是忠誠追隨沈圖南（王陽飾），由此對三民主義產生好感。但一而再地見識國民黨的腐敗後，他與沈圖南決裂。此時他也沒有立即“棄暗投明”，而是說“我對貴黨也不是特別瞭解”。之後魏若來跟隨沈近真到了蘇區，才逐漸建立他的共產主義信仰。

如此刻畫魏若來的信仰，讓當下年輕觀衆更容易親近。魏若來的每一次挑戰、每一次抉擇、每一次反思都成爲塑造他信仰體系的基石，使得最終的信仰立場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歷經考驗、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樣的嚴密構建讓觀衆相信，魏若來的信仰並非一時衝動或盲目跟從，而是基於個人經歷與理性判斷的堅實信念。

《追風者》避免了“信仰敘事”的假大空問題，也回答了信仰並非一開始就完全成熟和正確，往往需要經歷探索、反思與修正——它是一個過程，一個允許試錯的過程，一個從“錯”到“對”的過程。

然而，《追風者》並沒有徹底解決“信仰敘事”的裂縫。當下年輕觀衆絲毫不懷疑歷史語境下餘則成或魏若來的抉擇，“信仰敘事”的真正難點是，不僅是讓信仰在過去可信，更是讓信仰抵達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