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故事：過度放縱付出巨大代價，成也蕭何敗蕭何
他是一個明星，也是一個悲劇人物。在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突然入獄，改變了他的一生。入獄的原因如果放在今天，頂多是男女之間你情我願的事，雙方都是未婚，用他自己的話說，如果放在20年後，他那事根本就不算事。
他出生在1958年，黑龍江哈爾濱市人，父親是一名警察，他從小被嚴格管教，他的願望也是長大後成爲一名警察。
他從小就是帥哥一枚，少年時期就很英俊，是很多女孩子的夢中情人，直到今天可能還是，很快，初中畢業後，奶油小生的長相加上天生的表演才能，他開始考慮從事演藝工作。
正好此時長春電影製片廠招收演員，他經過老師的推薦後報名，通過層層篩選，成爲長春電影製片廠培訓班的學員。
當時是70年代，社會上還在崇拜軍人，喜歡那種英武強壯的男性，他卻是儒雅溫柔的另類，也就是因爲這個另類，讓他大受女性觀衆的喜歡，他的事業非常順利。
1973年，他經過短期的培訓，便參加拍攝實習電影《豔陽天》，又參與拍攝電影《創業》開始被人關注，那年他才16歲。
1977年，十九歲的他又參加了影片《暗礁》的拍攝，英俊瀟灑，面如溫玉，演技高超迷倒了一大片女觀衆。
他事業的巔峰是電影《小字輩》，他的表現壓倒了其他所有的演員，1980年《小字輩》獲的文化部優秀電影獎，這含金量大大高於今天的金花獎和百花獎了。也就是憑着這部影片，他獲得“優秀青年演員創造獎”。
隨後幾年，他的事業越來越好，以他被捕的1983年來說，當年在電影《顧此失彼》《潛影》《夕照街》和《最後八個人》等多部電影中擔任主演。此時，他才25歲，卻已經紅透半邊天了，他自己回憶：
“那時候只要外出，肯定會被人包圍，電影《創業》拍完以後，我就一發不可收拾了，那時候的電影院，每個月都有我的戲，比如大衆電影月月有我，還有《夕照街》拍完後，82年我又去南京製片廠拍《月到中秋》。當時我們演員和今天不同，都是半軍事化管理，拍戲期間和外界都不接觸，很少外出。不過因爲名氣太大了，人怕出名嘛，你不管走到哪裡，都有人認識你，那時候人很淳樸，也沒有簽名合影這一說，都是圍着你跟着你，看你，就像看猴兒一樣指指點點：‘快來看呀，這是明星哎，’‘哇，是的啊，真的啊，好帥’”
除了普通影迷之外，他每到一處都會引起社會精英階層的熱烈接待，吃飯請客是尋常事，更有各種高規格的接待，當時很多高幹子弟也很迷他，他們是生活和普通老百姓不同，非常優越，可以接觸到老百姓接觸不到的事物，享受着很多老百姓享受不到的待遇。
他和這些高幹子弟混在一起，時間不長就出事了。
以下是他的自述：“有一件事導致了我後來一生的轉變，我特別好的朋友，他們來南京演出，我也在南京拍戲，當時特別高興，弄到兩瓶茅臺酒，大家一起聚聚，玩的不亦樂乎，他們演出結束要走的時候跟我說，小遲，能不能找幾臺車送送我們？他們人多，有去機場的，還有去車站的。可那時候沒有私家車，所有的車都歸機關單位的，我去哪找車？可是我這個人又很熱情，重朋友，就一口答應了。我找到當時組織上安排給我開車的司機，他是省委小車隊的，可是一臺車明顯不夠，司機很機靈，說你要借車，那肯定有人願意的，我介紹你認識一個朋友吧，區領導的女兒。”
就這樣，我認識了比我大十歲的大姐，這位大姐30多歲，是個營職軍醫，大高個，很俊秀。一說這事兒，她很痛快地就答應了，她說：“哎呀，我還真想和那誰見個面，拍個照片呢，能介紹嗎？”我說沒問題，馬上帶着她和她妹妹去見那誰。這可把她高興壞了，回來就落實了一輛紅旗轎車，一輛上海轎車，兩輛麪包車，五輛車浩浩蕩蕩氣氣派派的把人送走了。
我很高興，感覺倍兒有面子，我特別感謝這位大姐，要請她吃飯，大姐是軍人，很豪爽，跟我說：“不用客氣，能認識你也是我的榮幸，大姐請你！”她拉着我和司機去她家裡吃飯。
我們三個人喝了一整瓶的洋河大麴，雖然我是東北人，可是特別不能喝酒，每次都得喝高，並且愛逞強，當然了，也是爲了表達謝意，人家大姐給你長這麼大的面子，請你喝點酒算什麼呀，人家請咱吃飯，就算咱是明星，但人家還是首長的女兒啊。就這樣，不能喝加上高興，我喝多了，喝多了不要緊，大姐她是離婚的女人，家裡只有她一人，她看着我喝的實在走不動了，就不讓我走，非讓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房間，我只記得司機朝我擠眉弄眼了半天，我當時昏昏沉沉的，一個勁兒的想吐，也沒明白是什麼意思。於是司機先走了，我也沒有多想，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可誰知道沒過多久，大姐就鑽進我的被窩。
說句心裡話，我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既新鮮又渴望，也沒有拒絕，因爲我沒有經歷過這種事兒，又在酒醉中，一開始完全不得要領，只覺得，怎麼這麼難受呀？她就給我按摩，後來還給我熱了一杯牛奶，安慰我。
他後悔啊，在這之前，他還是個處男。他有個空姐女友，可那個年代，婚前性行爲就是耍流氓要被判刑的。
他曾寫道：“許多年過去了，我與大姐再也沒有見過面，我一直羞於告訴她，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當時開不了口，我這人要面子，說出來太丟人了。關於大姐，我後來才知道，在我以流氓罪判刑以後，她也被軍事法庭審判，同樣是判處的流氓罪，服刑一年開除軍籍。”
而這件事後，他開始有了變化，他畢竟是年輕人，又是初次嚐到性愛和另一種生活，他很快陶醉了，發生這件事以後，他跟大姐就拉近距離了，他們一夥人經常待在一起跳舞，都是高幹子弟，那時候的風氣還是不允許跳舞的，但他們經常跳，有時候還跳貼面舞。今天你家，明天她家，到了就說，跳舞吧，於是音樂一放窗簾一拉，伴隨着鄧麗君的《甜蜜蜜》，就跳上了。
“後來聽說有鄰居舉報我們，把我們說的很難聽，說我們借跳舞羣交，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簾亂搞不正當男女關係，甚至說我們跳光屁股舞！我發誓，我們只是跳貼面舞，沒有做過其他的事情，千真萬確。”
不過，很快他就有了第二個女人，跳舞的時候有一個姑娘，我們這裡叫她小喬吧。
“小喬很迷戀我，也是領導的女兒，比我小一點，她是我的影迷，之前很迷戀我，一直跟我說，真沒想到能跟你一起跳舞。兩支舞跳完以後，她借貼面的時候在我耳邊說：‘明天去我家吧，我家裡沒有人，就我自己。’我當時記得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的心突突突的，在胸腔內狂跳不止，好像隨時都能跳出來一樣，在跟大姐發生過那一次以後，我已經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少年了，所以我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心裡又渴望又害怕。當天晚上我都沒有睡好，第二天早早就醒了，坐立不安，就盼望到中午約定時間趕緊到來。揹着劇組所有的人，我就像客戶一樣，來到了我們約定的雞鳴寺附件的公交車站，她已經在那等我了，一見面，她就一把拽着我的手，三拐兩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我們一句話都沒說，我緊張的連她傢什麼樣的房子都沒記住，她緊張的程度也不亞於我，我們兩個人的手都在發抖，門一開，剛進去她就抱住我了，我不知道我們怎麼滾到牀上去的，現在回憶，都是緊張，沒有幸福。”
“腦子一片空白，這姑娘也是第一次，就是感覺非常快，完了以後就像不認識一樣，感覺非常不好意思，我也不敢看她，就要走。她不讓我走，說要給我做飯吃，當時我心裡特別難受，很彆扭，我們之間也只有那一次，最後，我還是像逃跑一樣走了。”
“我現在開始懂得男人，過去的後悔了不敢面對，只能逃跑。”他自述。“尷尬緊張，好像害怕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們的事一樣，後來我才知道，小喬判的比我都重，她判了五年。”
他跟這些高幹子弟一起混了幾個星期，同大姐和小喬發生關係都在一個星期裡，他後來管這個星期叫：黑色星期。
爲了這個星期，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影響了他的一生。
他漸漸的對這種上層生活感到羨慕和嚮往，那是一個新生事物不斷的進駐，但周圍環境仍然保守的年代，交際舞，鄧麗君，紅旗車等等，這不是普通老百姓生活中能夠到的東西，當時在社會意識中，交際舞就是耍流氓，但對於一顆青年的心來說，他分明感受到了這種生活方式帶來的自由而新潮的愉悅。他說：“其實我不風流。我挺樸實的，比較善良，但我在感情上把握不住自己，我不是一個有主見的人，不懂拒絕。”
在特定的年齡段，一個涉世未深的壯年小夥，生理上確實有需求。
就這樣，因爲借車跟這些人混了一個星期，他要回去拍戲了，因爲那纔是他的工作，很快，他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他們拍戲是半封閉的，比較嚴格，那是什麼年代啊，那時候談戀愛是要向單位打報告的，組織不同意，就不允許談戀愛，而且不到22歲，不允許談戀愛，按照現在的話說，他那一星期發生的事，叫豔遇。
一個多月以後戲拍完了，他離開了南京，當時是1983年，正是第一次嚴打的高潮時期，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他成了這次嚴打的重要成果。他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嚴打和我有什麼關係，這天拍完戲，我正和同事在賓館玩牌，突然有公安幹警來敲門，平時和善的幹警此時完全換了一副面孔，我當時還開玩笑，這咋啦，誰得罪你了。但他沒搭話，就讓我出去一下。”
他還沒有出門，就一探頭，一走廊的公安穿着齊刷刷的藍制服，紅領章，一大排，他的腦子一下子閃現到南京的事，果然，開頭的民警告訴他，他們接到了南京方面的電話：拘捕他。
他1983年被捕，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的，在1983年嚴打期間，有一句口號：可抓不可抓的，堅決抓；可判不可判的，堅決判；可殺不可殺的，堅決殺。
他運氣不好，撞到槍口上了。他回憶說：“當天就把我投到了縣看守所，一個小土房子，地上都是草，裡面已經關了兩個人了，一個戴着手銬，一個在地上坐着，到處都是臭烘烘的。”
他當時從高檔賓館一下子到那裡，根本不能接受，一下子懵了，他當時覺得自己有多丟人？恨不得一頭撞死。當天，他聽說了同一間屋裡的兩個人，一個因爲多次偷看女廁所判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另一個強行摟抱女青年，叫猥褻，判了四年。
他一想，完了，按照他的罪行，可能就要槍斃了，那時候男女關係太高壓了，他的心裡沒有底。不過警察對他還是挺好的，回賓館幫他拿回了牙刷，甚至把賓館的被子都給他帶來了，沒見過待遇這麼特殊的犯人。吃飯的時候，一大桶地瓜煮的稀飯，另外兩個人跳下來就吃，可他一口都咽不下。最後他倆全吃了。
他給民警要了一根菸，就這麼熬了兩天，第三天，南京那邊來人了，他被持槍的武警押解着去南京，一路上帶着手銬，衆目睽睽，都認識他，就連武警都說：“哎呀，我們從來沒有押解過明星，這次算是長見識了。”在火車上，三個武警把錢弄丟了，還是他出面，找到列車長，告訴他出差錢丟了，車長一看:“哎呦明星啊，趕緊安排臥鋪，這四個人的車票都不要錢。”
等到法庭上，他知道了，抓他是因爲跳舞，跳舞就是流氓，他們一起跳舞的都被抓了，要命的是，每次問他們，跳舞的還有誰？大家第一個說的都是他。這下，他成了領頭的人。公安局的人告訴他：“你要主動交代，等到別人說出來你就被動了，前幾天你爸爸來了，你不講實話，對得起你爸爸嗎？”
他以爲沒有多大事兒，就坦白從寬，一股腦的都交代了。其實說白了真沒多大事，就是聚衆跳舞，何況涉案的都是高幹子弟和明星。公安局就想低調處理，釋放他回去接受單位的紀律處分就行了，可是沒想到，一篇報道，改變了一切。
過了若干天，某大報社的記者謊稱是公安局上級來了解情況。提出採訪他，他聽說是上級，就想着怎麼貶低自己就怎麼說吧，做了一大堆深刻檢討和自我批評，什麼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嚮往奢華生活等等。沒想到這些話到了記者手中，全部變成了他的罪行。
這邊法院還沒宣判，那邊報紙就出來了，報紙上的大標題：熒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文章還杜撰他如何把天真無知的姑娘在紅旗車中聚衆yin亂，甚至長時間輪jian.
報道一出舉國譁然，“原來他是這樣衣冠禽獸的人”，“這樣的人還留着幹什麼？趕緊槍斃！”等等類似的聲音。
其實文章出來之前公安局已經試圖低調處理，他們給他的單位打電話：案子沒有受害者，頂多是生活作風問題，你們回去好好教育。當時的保衛處處長劉世榮接到電話之後，立即出發，日夜兼程的趕到南京，可是就是這麼巧，就要接他出來的時候，新聞報道就出來了。好傢伙，短短一天時間，全國各地的電話都打到南京公安局。聲音都是：“像他這樣的敗類，社會毒瘤，骯髒的人，你們怎麼還不槍斃？”“我們在等着公審槍斃”等等。
這樣的電話不停的打到公安局，打到省委省政法委。公安局沒有辦法，不敢再放人。最後，他一起跳舞的人，全部按照流氓罪論處，包括女孩子，遲志強曾經上訴，可惜被駁回了，維持原判，不然全國人民不答應啊。
他說：“很多事情是我到勞改隊才知道的，報紙也是後來纔看到的，讀完以後，我把它撕了粉碎，那個時代，什麼都沒用，在人民心裡，報紙就代表官方立場。”
後來他就開始了牢獄生涯，全家，甚至女友也被嚴重打擊，一開始真正想死的心都有了。遲志強已經有個空姐女朋友，這下也吹了，女友的父母氣的要命，衝到他父母那裡大罵：“你們家養了畜生，害了我家女兒.”
對他，他們是太失望，太傷心了。不過，幸運的是，他入獄半年，女孩就嫁人了，嫁的原因就是追求她的小夥子告訴她，不追究你跟他談過戀愛的事情。
他在監獄的遭遇和普通犯人不同，在勞改隊，他幹活就像一塊沉默的石頭，煤礦的採石場把山上巨大的石頭運下來，由他們砸成小塊，砸的虎口很疼，他一邊幹活，一邊掉淚，煤炭的臉上經常刷出兩道白的淚痕，他希望通過高強度的勞動擺託內心的痛苦。
他在獄中立了三次功，當時他的信念是回到演員隊伍當中去，80年代，一個普通工人的職業都很珍惜，更別說是個演員了，他堅信自己是個好人，他要回到工作崗位上去。
因爲表現良好，他提前出獄了。出獄之後的生活非常艱難。他很茫然，盼着自由和新生，真到了這一天，該去哪呢？
長春電影製片廠很爽快的接受了他的歸來，但是說明了：回來之後不能馬上進劇團，得下放到車間過渡一下。其實，這是一條最難的路。以前的好友每天都在眼前晃來晃去，他只能戴着墨鏡，不敢打招呼，他們在拍戲，他拉個大車這家送煤，那家蓋房子，刮沙子抹牆，做一些臨時工作，他也能適應。當時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說：“強子，好好幹”，他是感激的，是很有才的，有一天他嘴裡哼哼唱着他在獄中寫的歌曲：“鐵門吶鐵窗鐵鎖鏈...”被單位影像公司的人聽到，就說“不如錄個磁帶吧”。他有點心虛，感覺登不上大雅之堂，單位說沒事。
錄完之後，他就沒當回事，跟着李幼斌去了唐古拉山，等到回到上海後，才知道自己的創作在全國大火起來。
電影世界創刊35週年，我也去了，當主持人爆出：“下面是大家久違了的長春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某某某”，現場的人沸騰了，錢都往臺上扔，大學生打出條幅：“某某某，我們愛你！”他走到臺上，整整5分鐘沒有說出話，後來他每唱一句，臺下就歡聲雷動，自然而然就唱不下去了，後面輪到毛阿敏上臺，可是她根本上不來，觀衆不讓她上，不讓他下臺，就亂套了。
很快，他的囚歌系列遭到了批判和質疑，於是這一歌曲在一年的時間從大熱到大冷，被人們說的一無是處。這一次，他真的心灰意冷了，決定徹底離開舞臺。後來他和一位杭州的姑娘結婚。下海經商開了酒店，這一走就是十幾年。
最後，他嘲諷的說：“這個世界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了，如果我晚生20年，我一定不會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