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鵬:中國式現代化探索歷程中的工農城鄉關係

內容提要：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形成經過了一個艱難曲折的探索歷程，在每個時期都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徵。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立足人民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把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作爲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憑藉超強的資源動員能力和統籌協調能力，錨定目標接續奮鬥，一舉跨越工業化門檻。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及時調整發展戰略，依託比較優勢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讓“中國製造”在市場競爭中快速迭代升級。兩個階段前後相繼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使我國不但成功補上了前兩次工業革命的課，還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後來居上，躍升爲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在這個過程中，工農城鄉關係的構建始終服從和服務於國家整體發展戰略。進入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立足現實國情和新發展階段，協同推進製造業轉型升級、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讓廣大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工農城鄉關係 後發國家 趕超型工業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也就是說，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不是突如其來、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探索過程。那麼，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我國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發展階段，對於現代化道路是如何進行探索的？經歷了怎樣的千辛萬苦，付出了怎樣的巨大代價？立足新發展階段，我們應該如何進一步堅持、拓展和深化中國式現代化？本文嘗試從現代化進程中的工農城鄉關係角度做一點分析。

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城鄉關係，對任何國家都是一個難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現代化的成敗。歷史上，西方國家率先完成現代化，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都達到了比較協調的狀態。二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學習西方經驗，卻沒有一個能夠獲得成功，有的反而陷入重重困境。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進現代化事業，在處理工農城鄉關係方面進行了艱難的探索。新中國用幾十年完成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進程，建成獨立自主完整的工業體系，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新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也取得顯著成就，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吃飯問題。當然，我們也付出了很大代價，城鄉二元體制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當前，我國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具備徹底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的主客觀條件。今後一段時期如何創造性地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需要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大歷史觀來審視新中國七十多年的歷史經驗，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趨勢，規劃未來的發展道路。

一、工業化的基礎地位：沒有成功的工業化就沒有協調的工農城鄉關係

（一）西方國家協調的工農城鄉關係源於工業化的成功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全方位的深刻變革，體現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等方面，其中，工業化最爲關鍵。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物質生產方式的變革對其他領域的變革起着“歸根到底”意義上的決定性作用。發端於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在生產力上讓整個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從此，任何一個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都必須首先完成工業化。正如馬克思曾指出的：“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他斷言這是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緊隨英國之後，法、美、德、日等國家，先後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一躍成爲世界強國。

工業化帶動城市化。在農業社會，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這種生產方式決定了生產要素必然是分散的。現代工業更多依賴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這些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可以形成規模效應，降低交易和物流成本，強化專業分工，提高生產效率。在工業革命前的1750年，英國城市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的25%，1801年增加到33.8%，1851年增加到50.2%，1911年達到78.1%。英國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城市化的國家。緊隨英國之後崛起的其他國家，也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工業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基礎。現代農業本質上是工業化改造的農業。工業裝備和技術廣泛應用於農業，大幅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少數勞動力就可以經營大規模的土地，被釋放（或被排擠）出來的農業剩餘勞動力可以轉移到城市二三產業，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

歷史上，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並不是一幅美妙的畫卷。在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恩格斯藉助親眼觀察到的事實、工廠調查員的報告，以及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詳細描述了工人階級在城市中的悲慘狀況。在《資本論》等著作中，馬克思也大量引用工廠調查員的報告，批判圈地運動的罪惡，揭示工人階級的惡劣處境。西方國家工人階級通過持續不斷地抗爭，其生存狀況逐漸得到改善。恩格斯1892年在爲《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二版撰寫的序言中指出，該書所描寫的情況“至少就英國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經成爲過去”。“那些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惡劣現象，現在或者已經被消除，或者已經不那麼明顯。”“大工業從表面看來也變得講道德了。”在恩格斯看來，這些改善是由於英國在當時處於工業壟斷地位，英國的資產階級可以憑藉超額利潤來緩和階級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講，“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後來，列寧在《帝國主義論》等著作中，也指出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帝國主義國家“工人貴族”的問題，指出這是發達國家工人階級放棄革命鬥爭的重要原因。

總之，今天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存在較爲協調的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在於其成功完成了工業化，處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有利位置，有足夠的資源進行以城帶鄉、以工補農，而一旦失去強大工業產業的支撐，各種問題就會隨之浮現。這也是近年來西方國家千方百計推進“再工業化”的原因。

（二）亞非拉國家畸形的工農城鄉關係源於工業化的失敗

二戰後，長期遭受殖民統治的亞非拉國家實現了政治獨立，開啓了自己的現代化進程。在冷戰背景下，西方國家竭力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其手段既包括經濟援助，也包括意識形態滲透。現代化理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現代化理論並不是單一的理論，而是由一系列具體理論構成的一個體系，其核心思想是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具有普遍適用性。關於現代化進程中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的發展演變規律，突出地體現在發展經濟學的理論中。由於發達國家的示範效應，以及現代化理論的許諾，一些亞非拉國家選擇了西方現代化道路。然而，這些國家在西方式現代化道路上舉步維艱，非但沒有實現城鄉融合，反而陷入嚴重的城鄉對立之中。拉美國家和印度都是典型的負面案例。

拉美國家較早就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但獨立後在經濟發展方面和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經歷了持續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到80年代初，拉美國家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水平。然而，拉美的工業化速度遠遠滯後於城市化速度，本土工業缺乏競爭力。此外，拉美國家的政客在選舉中熱衷於“用福利換選票”，上臺後爲了兌現承諾出臺不切實際的高福利政策，在國民儲蓄率低的情況下，拉美國家爲了維持經濟增長大規模借債發展經濟。80年代，隨着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拉美國家普遍遭遇債務危機。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利用其掌握的國際金融機構，趁機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導向的結構改革，迫使拉美國家大幅降低關稅，開放國內市場，同時進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後果之一，是讓拉美國家經歷了“去工業化”。由於城市缺少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的支撐，無法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大量人口進入城市後處於非正規就業狀態。城市人口規模的增長超過了資源承載能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嚴重落後，導致拉美國家的城市中出現了大規模的貧民窟，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更加失衡。

二戰後實現民族獨立的印度，在政治上採取了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在經濟上則效仿蘇聯，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試圖通過國家力量主導工業化。印度工業化的初始條件比中國要好很多，但由於印度沒有經歷徹底的社會革命，國內存在各種族羣和宗教勢力，種姓制度也得以保留。印度的土地和其他經濟資源高度集中在既得利益集團手中，他們爲了自身利益阻撓社會改革。印度始終沒有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進行社會整合和資源集中，集中力量推進工業化建設。20世紀90年代開始，印度試圖跳過工業化階段，大力發展以信息技術服務爲代表的第三產業。憑藉廉價的勞動力和語言優勢，印度承接發達國家服務外包，成爲“世界辦公室”。但是，由於本土工業化不成功，印度的服務業嚴重依賴外部市場，缺乏自主性，並且，對於印度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單靠第三產業無法解決每年千萬人級別的新增勞動力就業問題，特別是低技能、低文化水平的農村貧困人口的就業問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卻沒有就業機會，只能生活在貧民窟。

二、難以跨越的工業化門檻：後發國家現代化面臨的突出困難

由上可見，後發國家追趕先進國家，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任務是完成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理論在亞非拉國家的失敗說明，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難以複製。

首先，西方國家享受了先發優勢，大幅提高了工業化的准入門檻。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可以利用後發優勢，實現高起點的發展，但是，後發國家也面臨後發劣勢，其中之一就是工業化的高門檻。西方國家開展工業化的時期，世界上其他國家還是農業國，這讓西方國家能夠從容不迫地進行工業化，從相對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逐步升級到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到20世紀中期，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兩輪工業革命，科技水平和產業結構都遙遙領先。二戰後新獨立的亞非拉國家啓動工業化時，工業化的資本、技術、人才門檻都已經高不可攀。

其次，先發國家會努力維持並強化自己的競爭優勢，壓制後發國家的現代化。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當時英國製造的商品在全世界都有無可匹敵的競爭力。以亞當·斯密爲代表的英國資產階級學者，極力推銷自由貿易理論。對此，恩格斯曾評價指出，主張自由貿易理論的目的是維持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讓英國“成爲農業世界唯一的偉大工業中心”；“英國是農業世界的偉大的工業中心，是工業太陽，日益增多的生產穀物和棉花的衛星都圍繞着它運轉。”這是因爲自由貿易名義上是發揮各國的比較優勢，使各國都能從中獲益，但實際上是進一步固化甚至強化既有的產業分工結構。大英帝國在對印度進行殖民統治期間，只是把印度作爲工業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絕不允許印度發展本土工業，成爲英國工業的競爭對手。韓裔英國經濟學家張夏準也指出，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家，在工業化的起步階段都採取了貿易保護政策，用關稅等手段保護本國幼稚的工業產業，可當這些國家經濟起飛之後，就開始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貿易，維護自己的優勢地位。總之，在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亞非拉國家很難實現“階層躍升”，擺脫農業國的地位。

再次，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的人口壓力，卻沒有有效的應對手段。二戰後新獨立的亞非拉國家普遍經歷了人口爆炸式增長。一方面，工業化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勞動力資源豐富有利於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另一方面，工業化本身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如果工業化無法順利推進，規模巨大的人口就不能成爲資源，反而會成爲沉重的負擔。此外，即便工業化能夠順利啓動，後續也需要持續應對人口壓力。因爲工業化是一個資本密集化的過程，先進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必然形成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如果沒有新的產業及時吸納這些勞動力，就會形成巨大的就業壓力。歷史上，西方國家工業化期間通過向海外移民不斷轉移過剩勞動力。二戰後，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既沒有能力開啓工業化，無法有效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又無法向外部轉移人口壓力，甚至由於人口壓力引發各種社會問題和政治動盪，現代化進程被迫中斷。

此外，後發國家還面臨許多障礙，這裡不再列舉。總之，在人類社會尚未進入大同世界，而是以民族國家爲單位，圍繞本民族、本國家利益進行激烈競爭的世界體系中，少數先發國家努力維持並強化自身的競爭優勢，後發國家通常只有通過國家力量集中資源，持之以恆地艱苦奮鬥，纔有可能突出重圍。然而，這種趕超型發展道路難度極大，需要一兩代人負重前行，做出巨大犧牲，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能做到。正因爲如此，迄今爲止後發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數，發達國家的富裕生活只是少數人的“專利”。

三、集中力量有步驟分階段進行趕超：新中國趕超型現代化戰略的獨特路徑

近代中國遭遇的屈辱，促使中國人民族意識覺醒，產生強烈的民族復興願望。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豪言壯語。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了“三步走”的趕超戰略。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提出，“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後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總之，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歷代領導集體都有很強的緊迫感，希望儘快趕超發達國家。新中國趕超型現代化是在黨和政府主導下有步驟、分階段加以推進的。這個過程可以分爲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這兩個時期在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在實現國家現代化這一目標上卻是高度一致的。兩個階段前後銜接，共同構成我國趕超型現代化的獨特路徑。

（一）先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再把重點轉向輕工業

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界圍繞“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有過激烈的爭論。以農立國論的一個重要論據，就是西方國家在工業化上佔領先機，中國已經沒有實現工業化的機會。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選擇了工業立國的方針，因爲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地認識到，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近代中國的落後本質上是農業國相對於工業國的落後，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就必須實現國家的工業化。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富強。”報告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的奮鬥目標。1949年3月，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再次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奮鬥目標。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還首次明確提出要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目標。之所以要強調建設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因爲毛澤東等領導人認識到，沒有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新中國就不能擺脫依附狀態，真正實現獨立自主。要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就不能只是發展輕工業，而必須同時發展重工業。如果沒有重工業的發展，不能製造現代化的工業裝備，農業和輕工業就缺乏發展的後勁。蘇聯工業化的經驗表明，後發國家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選擇也和當時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有關。朝鮮戰爭的爆發讓新中國的領導人認識到中美之間的巨大差距，必須通過重工業的發展來加強國防工業建設。1953年9月，在聽取彭德懷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後，毛澤東指出：“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爲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爲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後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麼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

在內外矛盾交織的背景下，新中國採取了“先生產再生活”“高積累低消費”的建設模式，將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優先投入重工業建設。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奮鬥，我國的基礎工業和軍事工業已經基本建立。1964年，黨中央在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時，已經開始考慮適當壓縮國防軍事開支，將更多的資金投入民用工業，改善人民生活。但正在此時，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領導層判斷戰爭隨時有可能爆發，因而改變了原定的計劃，開啓了以備戰備荒爲目的的大規模三線建設。爲此，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得不再次推遲。

經過近三十年的持續奮鬥，到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我國基本建成以重化工業爲基礎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能夠獨立生產機械、鋼鐵、化工等技術複雜的重工業產品和設備，基本擺脫了工業設備依賴進口的局面。這一時期，國際形勢總體趨於緩和。在此背景下，國家工業化建設的重心逐步轉向民用工業，着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改革開放後，我國進一步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利用西方國家產業升級的契機，大規模承接西方國家產業轉移，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於有了重工業作爲基礎，我國民用工業能夠快速地進行技術裝備的迭代升級，讓“中國製造”的品質不斷提升。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一躍成爲世界二大經濟體和第一製造業大國。大量物美價廉的工業製品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也暢銷到全世界。

事後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選擇，無法發揮我國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不能較快改善人民生活，爲此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沒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沒有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建立，發展輕工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就只能依靠進口，中國就會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在原材料供應和初級加工階段，就不可能成爲“世界工廠”，具備全產業鏈優勢，更不可能實現產業升級。當然，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後輕工業的快速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也不會得到如此巨大的改善。這兩個發展階段是相互銜接的，而不是對立的。

（二）先實行對外貿易管制，再擴大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分工體系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是，共產主義社會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指出，如果沒有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此後，他們的這一觀點始終沒有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也始終深刻理解並高度認同這一基本原理。

在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經營的現代工業代表着先進的生產力。然而，由於舊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帝國主義長期把持中國海關，藉機大肆傾銷商品，使我國脆弱的民族工業得不到有效保護。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爲了獲得美國的支持，和美國政府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大幅降低關稅，使美國商品像潮水一樣涌入中國市場，國統區的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打擊。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制定未來發展方略時，毛澤東就代表黨中央提出，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也明確提出要“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並採用保護貿易政策”。

在解放戰爭中，人民解放軍每接管一座大中城市，就同步接管舊海關。新中國成立時，中央人民政府即設立海關總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海關不獨立、關稅不自主”的屈辱歷史。1950年，政務院通過《關於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決定》，要求關稅政策必須以保護國家生產，保證本國產品對外國商品的競爭力爲目標。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確定的算術平均關稅水平高達50%以上，直到改革開放前一直未有大幅度削減。

新中國對對外貿易進行管制，並不意味着要閉關鎖國。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毛澤東明確表達了新中國對外開放的態度，“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然而，在冷戰背景下，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一開始就對新中國採取了敵視態度。朝鮮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進一步升級，美國政府的文件明確提出要“阻礙其工業化”。這樣，中國就長期被排除在以美國爲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外。

遭遇西方國家禁運和封鎖之後，中國只能進一步加強同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聯繫。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規模地引進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建的大型工業項目，爲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重要基礎。這一時期新中國在外交上“一邊倒”，但在經濟上仍然堅持獨立自主，沒有加入蘇聯主導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一旦參加經互會，就要按照蘇聯的要求，進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專業分工，不能單獨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是新中國絕對不能接受的。中國只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經互會的會議。在中蘇短暫的“蜜月期”之後，隨着兩黨、兩國關係逐漸破裂，蘇聯終止援助合同，撤走援華專家，中國在工業發展戰略上被迫更加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20世紀70年代，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外部環境開始改善。1971年，中國成功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破冰，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也隨之緩和。中國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從西方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設備和技術，再一次促進了國內工業的大發展。

到20世紀80年代，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爲時代主題，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大爲緩和。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此時，我國已經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長期處在封閉環境下，產業缺乏競爭壓力，工業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與發達國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此背景下，我國開始主動擴大開放，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對外開放讓我們可以進一步利用國際資本和科技革命成果，發揮自身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極大地提高了經濟發展速度，迅速縮小了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通過參與國際競爭，倒逼國內企業不斷改進技術和管理，進行產業轉型升級，我國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關於後發國家究竟應該採取貿易保護政策，還是採取自由貿易政策，理論界有很多的爭論。通常來講，後發國家在現代化起步階段，需要貿易保護政策，否則幼稚產業就很可能被扼殺在搖籃裡；在工業化起步之後，就要逐漸轉向市場開放，否則產業就容易缺乏競爭力。當年的美國在崛起時是按照這樣的順序發展。新中國的發展也是遵循這樣的順序。相反，二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自身實力並不強大的背景下，過早和過度對外開放，使得外資控制了本國經濟命脈。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主張發展中國家主動和發達國家進行“脫鉤”，無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任何國家都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新中國的對外開放始終都是自主可控的開放，在開放中接受競爭，發展壯大自身力量。

（三）先改善農業和農村發展條件，再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

工業化和城市化相伴相生，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規律。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提出：“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爲城市人口的長過程。”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口約佔世界的四分之一，並且絕大多數是農民。隨着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開展，大量農民進入城市。然而，隨着“大躍進”帶來經濟上的重大挫折，農村和城市都出現了危機。爲了應對危機，之前進城的農民絕大部分又被勸退回農村。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新中國採取了限制城鄉人口流動的措施。但是，新中國並沒有消極應對人口壓力，而是把農村的勞動力組織起來，通過集體力量改善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條件。

首先，新中國通過大規模的動員，把農村勞動力組織起來進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歷史上，水旱災害一直困擾着中國農業。新中國成立後，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水利建設高潮。在沒有大型機械的條件下，新中國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採用人海戰術，僅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徹底治理了中國的大江、大河，修築海堤，光是大中型水庫便修建了82700多座，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的洪澇災害問題。據統計，到1976年，全國有效灌溉面積達到6.75億畝，比1965年增加36.1%；全國機井數量達到240多萬眼，相當於1965年的20倍；排灌動力達到398.4億瓦特，相當於1965年的4.97倍。這些成就極大地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爲農業的長遠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時至今日，許多地方仍然在使用那時留下來的水利設施。

其次，努力發展農村工業，儘可能地就地解決農業剩餘勞動力問題。1958年12月，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提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加快了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且縮小了城市和鄉村的差別。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道：“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着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裡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爲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在今天看來，毛澤東的這段論述似乎過於理想化，並不符合工業生產要素需要在城市適度集中的基本經濟規律，美國學者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認爲這是毛澤東思想中民粹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成分。然而，我們需要知道，毛澤東當時關於鄉村工業化的設想，並不是要放棄城市工業化道路，而是要集中力量在城市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儘可能地在鄉村發展輕工業，前者是主導，後者是補充。在當時的條件下，後者的主要任務是解決農業剩餘勞動力出路的問題，同時爲農民的生產、生活服務。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各種資源都被優先用於城市工業建設，鄉村工業發展舉步維艱。儘管如此，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鄉村社隊工業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緩解了農村就業壓力，爲農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機械，也爲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埋下了伏筆。

再次，黨和政府組織動員農民依靠集體力量發展各類社會事業。在國家經濟基礎比較薄弱，有限的財政資源主要投入生產建設，無力支撐廣大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情況下，新中國在農村發動羣衆興辦各類社會福利事業。例如，爲了解決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的負擔，黨和政府組織動員農民興辦農忙託兒所、幼兒園等集體福利機構；爲了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知識，黨和政府依照“農民教育農民辦”的原則，在農村推廣普及中小學教育；爲了解決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黨和政府在農村培養大批不脫產的“赤腳醫生”，發展農村合作醫療事業。這些農村社會事業多數是因陋就簡發展起來的，在今天看來不夠正規，但正是這些舉措充分動員了農村羣衆自身的力量，以極低的成本滿足了農村居民的基本需求，同時也顯著提高了勞動者的素質。

當然，新中國在發展的起始階段，把勞動力盡可能留在農村，減緩城市就業壓力，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按照基本的經濟規律，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最終出路還是要靠非農產業的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隨着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農業剩餘勞動力越來越多。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導致農業處於“過密化”狀態。原先的社隊企業本身就是草根工業，在發展中也遭遇瓶頸。正在此時，西方國家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資本利潤率下滑，亟需尋找新的投資空間，而中國規模極爲龐大的勞動力，不但成本遠低於發達國家，並且勞動力具有很高的素質，對外資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改革開放後，我國在沿海地區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大規模轉移吸納了農業剩餘勞動力。進入21世紀之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爲“中國製造”打開了世界市場。出口製造業的迅猛發展，讓農業過剩的勞動力得到充分的轉移。

回頭來看，新中國長期作爲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就業壓力一直巨大。但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新中國通過把農民組織起來開展大規模經濟和社會建設，將人口壓力轉變爲人力資源優勢，用勞動積累彌補了資本不足的問題，爲農業和農村的長遠發展打下基礎。當然，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後勞動密集型工業和服務業的大發展，我國的勞動力就業壓力很難得到充分緩解，人力資本的優勢也很難得到充分發揮。

四、新中國趕超型現代化戰略對工農城鄉關係的塑造

新中國的工農城鄉關係並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在黨和政府直接主導下構建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具有極爲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和社會控制能力，能夠統籌協調各方利益，兼顧長遠目標和眼前目標。從“一五”計劃到“十四五”規劃，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有步驟、分階段推進現代化事業，在每一個發展階段，工農城鄉關係的構建都服從和服務於當時國家整體發展戰略。

（一）計劃經濟時期城鄉二元體制的形成，服務於國家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建立

工業化的啓動需要大量資金。歷史上西方國家主要是通過海外掠奪等方式完成了最初的資本積累。新中國的現代化從一開始就是走和平道路的現代化，不可能通過對外掠奪獲得啓動資金。新中國作爲一個大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既沒有主觀意願，也沒有客觀條件通過大規模舉借外債來發展。因此，中國工業化的啓動資金主要從內部進行積累。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不能生產像樣的工業品，能夠出口換取外匯的產品主要是農產品。在農業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一方面要保障城鄉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儘可能出口農產品換取外匯以支持工業化建設，爲此，國家不得不建立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這項制度先是針對糧食、棉花等重要物資，隨後又擴展到幾乎所有農產品。爲了更方便地收取農業稅和徵購農產品，降低國家和農民之間的交易成本，在農村推動農業集體化就成爲順理成章的事情。

由於新中國採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較弱。面對巨大的人口壓力，如果放任農村人口流入城市，不但會消耗城市資源，拖慢工業積累速度，也會影響城市穩定。爲此，國家不得不制定戶籍制度，嚴格限制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並且，每當城市遇到危機，就會有城市人口被轉移到農村，廣大農村成爲勞動力的“蓄水池”和社會的“穩定器”。

從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到戶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一系列政策環環相扣，構成一個制度體系，城鄉二元體制就此形成。城鄉二元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都是配合國家現代化戰略的制度安排。這套體制在汲取資源方面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它的弊端也同樣是顯而易見的。這一時期的政策宣傳是要消除三大差別，在現實中卻是產生工農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嚴重分割。當時的決策者並非沒有注意到這套體制的弊端，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可供選擇的空間並不大。在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下，廣大農民爲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改革開放後城鄉二元體制的逐步鬆動，服務於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

由於長期執行嚴格的城鄉二元體制，到1978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爲17.9%。城市化發展滯後於工業化的後果是產業結構失衡，重工業佔比過重，輕工業和服務業佔比過輕，大量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同期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懸殊，加快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爲全黨、全社會的共識。

中國“摸着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包產到戶”以及隨後的一系列改革，使農村經濟活躍起來。在東南沿海地區，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促進了農村的在地工業化。城鄉居民物質生活條件都得到顯著改善，城鄉差距一度有所縮小。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城市改革的力度更大，效果更顯著。在巨大的城鄉差距下，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開始進城尋找就業機會。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鄉土社會，人們安土重遷，流動性很低，計劃經濟時代也一直限制人口流動，通過城市單位和農村人民公社對人口加以管理。對於改革開放後突然出現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社會管理層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甚至有些恐慌，在政策上總是試圖對勞動力流動加以引導和控制，防止其“盲目流動”。這一時期，學術界圍繞中國究竟是發展中小城市還是大城市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就在這種持續爭論的過程中，農民工“用腳投票”，不斷涌入大城市，衝擊着城鄉二元體制。

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經濟體，長期被限制在農村的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規模極爲龐大。當城市的大門開始打開，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決定了農民工的工資長期處在較低水平。由於城市政府不願意承擔進城農民工的公共服務成本，戶籍制度長期得以保留。男性青壯年農民工在城市務工，老人、婦女、兒童留守在農村，這種拆分型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降低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成爲中國製造業成本優勢的重要來源。農民工的低成本、高素質促進了城市工業資本的積累，使中國快速成長爲“世界工廠”。每當城市經濟面臨危機的時候，農民工就會回到農村老家，農村繼續發揮勞動力的“蓄水池”和社會“穩定器”的功能。

（三）新世紀以來加速破解城鄉二元體制，服務於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大城市人滿爲患，中西部很多農村則出現“空心化”現象。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一直徘徊在城市和農村之間。[59]城鄉二元體制導致的發展失衡制約了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進入21世紀，隨着我國綜合國力顯著提高，黨和政府開始着手縮小城鄉和區域發展差距。2002年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開始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階段，標誌着工農城鄉關係實現了歷史性轉折。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啓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了農業稅。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格局”。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出臺，讓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基本得到遏制。

經過幾代人幾十年持續不斷的艱苦奮鬥，到黨的十八大召開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城鄉二元體制仍然沒有消除。城鄉居民在收入水平，甚至社會權利上也存在不平等。第一代農民工在城市從事最苦、最累、工資最低的工作，無法享受城市市民的基本權利，但和留在農村相比，城市的工作機會和收入水平仍然很有吸引力。他們任勞任怨，認同自己“城市過客”的身份。新生代農民工很多出生在城市，成長在城市，更渴望融入城市，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農民工”這個扯不掉的身份標籤，常常引發他們的不公平感。城鄉二元體制的長期存在有損公平正義，也不利於內需擴大和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沒有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來把握和處理工農城鄉關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在上述執政理念指引下，黨和政府加大力推進“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組織推進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蹟。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盤活農村資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戶籍制度改革取得歷史性突破，城市落戶門檻大幅降低。這一系列政策有力推動了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

五、結語：歷史評價與未來展望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歷程可謂一波三折，經歷過許多的困難和挫折，甚至出現過局部的重大失誤。每一個發展階段具體政策的制定，都是反覆權衡取捨的結果，也都必然存在這樣那樣的爭議。站在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等不同的價值立場，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評價，例如圍繞“大國崛起還是小民尊嚴”的爭論。本文認爲，過度強調個體權利至上的自由主義和過度強調國家利益至上的國家主義，可能都有失偏頗。在近代以來的世界舞臺上，盛行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對於落後國家來說，沒有國家的獨立自主與繁榮富強，根本談不上個體幸福和自由權利。相反，過度強調國家利益至上，爲了國家利益無條件犧牲個人利益，也很難激發人們對政策合理性的高度認同。如何協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並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也不能僅從抽象的原則出發，而要在具體的實踐中進行動態平衡、統籌兼顧。這是本文評價歷史和展望未來的一個基本立場。

（一）對歷史的評價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批判資本主義帶來的工農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分割對立，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將消滅工農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差距，並對城鄉融合發展的形式做了一些原則性的設想。中國共產黨作爲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把共產主義作爲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未來社會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的，現實的社會主義卻誕生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東方國家。落後國家在追趕先進國家的過程中，戰略選擇的空間並不大。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趕超發達國家，衆多的約束條件決定了新中國的現代化探索必然困難重重。但不管從縱向比較還是橫向比較來看，新中國趕超型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巨大的。

縱向比較來看，近代中國錯過了兩次工業革命，淪爲半殖民地，新中國是建立在一片廢墟之上的。經過七十多年的艱苦奮鬥，202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的比重超過17%，穩居世界第二；製造業增加值約佔全球的30%，長期位居全球首位。我國不但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有着不斷增強的科技創新能力，產業結構加快升級。在工業化的推動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鄉人口結構發生歷史性轉變，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2022年的77.93歲。

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的成就更爲突出。首先是和印度、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比較。新中國把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國家工業化作爲現代化的首要任務，無疑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能夠統籌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集中資源持之以恆地推動國家的工業化，最終跨越了工業化門檻。相比之下，拉美、印度等國家，要麼受到舊制度阻礙，要麼被民粹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誤導，在工業化道路上半途而廢。

其次是和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比較。中國的崛起和日本、韓國有相似之處，都是依靠強有力的政府集中資源完成國家工業化。但是，中國的發展戰略和以日本、韓國爲代表的東亞模式有根本差別。其一，日本、韓國在二戰後的崛起都依附於美國，讓渡了部分國家主權。例如在美國的干預下，日韓兩國的糧食自給率都很低，不但處在美國的“覈保護傘”之下，還處在美國的“糧食保護傘”之下。相反，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獨立自主，不依附於任何強權，即便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邊倒”地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仍然保持獨立自主。中國始終依靠自己的力量養活中國人就是最好的證明。也正因爲如此，中國纔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其二，無論是從地域面積、人口規模還是從經濟體量來說，日韓都無法和中國相提並論。中國的陸地面積和整個歐洲差不多，人口規模超過發達國家的總和，體量巨大既是有利條件，但也意味着在處理工農城鄉平衡發展方面面臨的挑戰更大、難度更高，這更突顯中國崛起的不易。

最後是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比較。西方國家早期現代化是建立在殖民侵略基礎之上的，後來的發達狀態則是建立在對高端產業的壟斷上，以及軍事、科技和金融霸權的基礎上。這種現代化模式意味着富足的生活只是屬於少數人的專利。中國的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其艱鉅性和複雜性前所未有。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中國已經在許多高端產業上打破了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中國的崛起將重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

當然，趕超型現代化帶來的成就是巨大的，經受的衝擊和付出的代價也必然是巨大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在二三百年裡圍繞工業化、城鎮化陸續出現的城鄉社會問題，在我國集中出現了。”當前我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人羣之間的分化比較明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很突出。但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已經建立起完備的現代產業體系，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雄厚物質基礎。黨和政府具有強大的統籌協調能力，以及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堅定決心。

中國迄今爲止在現代化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在於並不迷信某種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而是在抓住主要矛盾、鎖定長遠目標的情況下，根據自身條件、發展階段和外部環境，動態調整發展戰略。從這個意義上說，並不存在一個固定的“中國模式”。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理論是對新中國七十多年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總結，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並不意味着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今後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具體問題。面向未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仍然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拓展。

（二）對未來的展望

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物質前提，也需要社會條件。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創造這些條件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啓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在新徵程中，我國的產業結構、城鄉結構都將發生重大變化，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將取得更爲明顯的實質性進展。2020年年底，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今後15年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窗口期。新時代我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仍然需要處理好工農城鄉關係。

首先，持之以恆推進製造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動力。一個國家的工農城鄉關係歸根結底是由其工業化道路和發展水平所決定的。近代中國錯過了前兩次工業革命，經歷了“落後就要捱打”的痛苦。新中國經過長期不懈的奮鬥，不但補上了兩次工業革命的課，還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後來居上，迅速崛起成爲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產業變革持續深入，正在改變國家間的競爭格局。我國必須緊緊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積極擴大開放，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努力搶佔未來產業發展的制高點。只有通過創新推動製造業的高質量發展，進而拉動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才能創造更多的高端就業崗位，培育規模龐大的中等收入羣體，解決大量勞動年齡人口的就業問題。也只有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創造充足的物質財富和稅收，才能爲人民羣衆提供更好的社會福利，爲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創造條件。

其次，積極推進以人爲本的新型城鎮化。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爲66.16%，高於55.3%的世界平均水平，達到中高收入經濟體水平，但和發達國家80%左右的城鎮化率相比，還有較大發展空間。當前我國農業勞動人口占比仍然較大，農業勞動生產率仍舊偏低，超小規模農業的經濟收益過低，使農民缺少種地意願，制約着農業強國目標的實現。中國農業的發展要走適度規模經營之路，就需要進一步轉移農業過剩勞動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隨着我國城鎮化進入中後期階段，今後人口城鎮化的速度會放緩，政府需要做的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促進進城務工人員的市民化，創造條件使其在城市“紮根”。

第三，因地制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由於我國人口基數龐大，即便未來中國城鎮化率達到70%，仍然會有將近4億人在農村生活，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總人口。鄉村振興尤其應該關注這些留守人羣。當前，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都有很大的分化，推進鄉村振興要尊重客觀規律，對城鎮化趨勢和鄉村未來發展空間要有科學研判，增強政策的針對性。有些鄉村由於地理位置、自然資源稟賦等條件的限制，發展產業的基礎薄弱，“空心化”問題比較嚴重，未來大概率會消失，對於這些村莊，政策的重點應該是爲留守的老年人提供適老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避免大拆大建、過度投資，防止“有村無民”造成浪費。有些鄉村距離城市較近，或位於城市羣之中，易於接受城市經濟的輻射帶動，有較強的資源和人口承載能力，政策的重點應該是支持在地特色產業的發展，和周邊城市進行功能上的互補。總之，在新發展階段，鄉村的功能和價值應該得到充分評估，鄉村應該和城市一樣，成爲平等的發展主體，而不能僅僅充當“穩定器”和“蓄水池”。

參考文獻、註釋:略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華南農村研究中心；鄉村發現轉自:《開放時代》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