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印離現代文明有多遠？
許家印在出事之前，留給公衆的印象，一直都彷彿鮮花着錦、烈火烹油，不僅是成功的企業家，還是慈善家，是一個有情懷的人。
網上能夠找到至少十八種許家印的傳記，其中一本的簡介這樣寫道：“一個南下的打工者，他運用魔術般的手法，爲我們上演了一段眼花繚亂的成長史、創業史，讓恆大成長爲中國地產業的巨擘。隨之華麗轉身，從地產跨界到體育、文化和快消品，短短四年，風靡全球。伴隨着恆大的狂飆突進，‘恆大’二字早已變成一個另類符號，代表一個夢想……”
《恆大許家印——我的苦難是我的財富》是諸多許氏傳記中最著名的一本，如今，在網上已經很難買到，需要預約。也許在他出事之前，這書並沒有如此暢銷。
他多次在演講中提到自己小時候貧困的經歷。他說：“沒有國家的恢復高考政策，我就離不開農村；沒有國家每個月給我14塊的助學金，我就讀不完大學；沒有國家改革開放的好政策，就沒有恆大的今天。我們一定要回報社會，一定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一定要多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他曾在多個重要場合提及，“恆大的一切都是黨和國家給的，社會給的”，這句話充滿了感情和感恩。
這些時候，許家印真像一個正人君子。
直到這些天，媒體披露出來他的種種隱秘往事，讓我突然想到了納粹頭子戈培爾的話：“宣傳就像談戀愛，可以做出任何虛假承諾。”
從媒體披露出來的場景看，許家印有時候像電影裡的黑幫大哥。
著名收藏家馬未都曾描述自己見他的情形：許家印穿着健身服披着一件大衣來了，後面還跟着好幾個隨從。快到跟前時，只見他“啪”一抖肩膀，那大衣利索地從肩上脫落，後面的隨從則一把接住。
他坐下後，一擡手，一支雪茄正正塞進了手指中間。啪，點上火。抽幾口，往後一擺，後頭人正好啪，把雪茄拿走，篤篤幾下，敲掉菸灰，這邊兒許家印一擡手，雪茄又塞回來了。
有時候他像過去的封疆大吏。
自媒體“獸樓處”《許氏罪與罰》一文，描述了許家印回老家的煊赫排場：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許老闆於是陪着老父親，回了一趟周口。這是恆大成爲宇宙房企、許老闆成爲福布斯中國首富後，首次回老家。
都說恆大報像人民日報，恆大開會佈置像‘兩會’。許老闆回家的排場，也遙遙領先。
2018年12月15日上午，許老闆父親乘私人飛機到了周口。許老闆飛機晚到一點點。
到了周口，他父親直接住進了太康縣人民醫院，包下了一整層，醫護人員都是從深圳帶過去的。
爲了迎接首富回鄉，市裡修了一條從縣裡直通他老家門口的柏油路。
路是臨時搶修的，路邊還做了綠化。因爲揚塵治理，縣裡沒有柏油。市裡就把其他縣正在修公路的瀝青，都調過來支援。”
“回聚臺崗村那天，縣城通往聚臺崗村的路上，全是警察。各級領導陪同，還安排了部分鄰居、同學到現場與首富敘舊。
保鏢們把守着首富老宅的衚衕出入口。只有獲得允許的人才能進去。
許老闆沿路給村裡的孩子發糖，挨家挨戶給村民發了3000元現金，一袋10斤的恆大大米，和一桶5L的恆大食用油。
在破舊的老房子裡，許老闆和鄉親們一起吃午飯。桌上擺着往日常吃的口糧：
地瓜、黑窩頭、煮白菜蘿蔔、地瓜湯。
一年後，恆大河南公司的合作方對項目合資公司審計，發現合資公司賬目上，多出了一筆莫名其妙的帳目：
200多萬元的大米糧油支出。”
有時候他簡直就是一個封建帝王。
“許老闆在深圳的總部大樓，是租的卓越的寫字樓，總共42層。
一般人只能上到40層。40層是一個特別大的會議室，專門用來接待省市級領導。有權限上到41層、42層的人不多。除了許老闆自己，還有名爲總裁辦、商務辦的部門。
41層有餐廳、茶室、健身房和KTV。那兩年宴請不少，許老闆一般會要求喝路易十三，因爲喝慣了茅臺的客人喝不慣洋酒：
這樣許總就能掌控全場。
在這家十幾萬員工的公司裡，許老闆就是真正意義的皇帝。任何一個高管，不管是凌晨幾點鐘，只要錯過他的電話，都會有發配邊疆的風險。
42樓是會所。出入的也都是總裁辦、商務辦的小姐姐。許太有所聽聞，特意去過一次42樓。
她是黑着臉出來的。”
許家印出差的時候，喝茶用的水和茶具有專車一路跟隨，在北京開會想喝廣東涼茶了，讓秘書半夜敲開涼茶店的門第二天乘坐第一班飛機送到北京。“紅塵一騎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歷史上楊貴妃不過也就這種待遇。
許家印出門要提前控電梯，一秒都不能等。爲了不等電梯，恆大集團有20個人專門負責控梯，電梯管理員年薪30萬。不過這30萬也不好掙，如果沒管好電梯，可能會被許老闆罵上一個小時。
除了保鏢之外，男性不能隨便靠近，房間溼度不能大於50%，睡房要求絕對安靜，電器上有指示燈的要用膠帶粘起來……
許家印喜歡K歌，同時喝皇家禮炮。飲食上，他只吃進口水果，比如吃葡萄只吃日本的晴王葡萄，據說一斤上千元。
許家印的罪與罰，雖是個人行爲，但損害的是一個羣體的聲譽。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民營企業家尤其需要信心的特殊時期。
我們無從得知許家印的心路歷程，但他至少兩次失去了自由。一次是物理意義上的，一次是精神意義上的。
據說許家印一次喝醉酒後，曾問部下：我怎樣才能流芳百世？
後來他老家聚臺崗村的村民做了一個功德碑，上面就寫，許家印爲國育才、造福後代：
流芳百世。
不記得是誰說過了：沒有計劃出來的偉大。但是這些年來，許家印步步爲營，精心把“榮華富貴”“流芳百世”打造成了一副靈魂的枷鎖。
一位媒體朋友跟我說起過一件往事：
2020年8月19日，他去恆大集團拜訪一位高管。這位高管的職責範圍，就包含歌舞團和足球俱樂部。因爲兩人交往較爲密切，閒談期間，恆大高管不時在接聽老闆許家印發來的語音指示，並不避諱。其內容大體是，從9月開始，每人每月縮減百分之五的成本，年底前縮減百分之二十。其中一句話，讓這位媒體人印象深刻：“現在淨利潤連銀行利息都快不付不起了”。
這件往事說明，早在三年之前，許家印就已經清晰地認識到恆大面臨的危險局面，併爲此進行了佈局。
這個坎，許家印沒能邁過。
最早感到危險將至的房地產公司，是在2018年秋天喊出“活下去”的萬科。而和恆大一樣高負債的碧桂園、融創的掌門人，在進退之間，選擇了和許家印不同的路線。
以恆大和碧桂園兩相比較，二者有着明顯的不同。
比如，恆大已經資不抵債，面臨的是信用風險，而碧桂園因過去的積累和對多元化擴張的剋制，資產遠大於負債，目前還是現金流風險；
比如，在多元化擴張方面，地產、文化、體育、消費、新能源等，多達八個板塊，燒掉了有限的現金流，而碧桂園的擴張相對剋制，即便有建築機器人等項目，也和本業多有相關；
比如，恆大財富在可以預見的相當長的時間內將無法兌付，而碧桂園在處理跟投資金方面沒有引發亂局；
再比如，楊國強正在出售資產，並借給上市公司3億美金無息貸款，至此，楊國強持有上市公司債權超過110億元，相當於之前公司的分紅款迴流到了公司主體……
融創的孫宏斌也選擇了資產出售和合資合作等方式，爲公司引入了更多的現金流。
相比之下，許家印的選擇，是技術性離婚、保護性破產和現金大挪移。
直到“保命”的緊要關頭，許家印捨不得的，還是金錢富貴。
許家印自然會收穫枷鎖，但我們更需破掉我們心頭的枷鎖。
無論怎樣，我仍然不願意把許家印的罪與罰，歸結爲他一個人的罪與罰。一定是我們所有人的合力和“共謀”，讓許家印成爲今天的許家印，成爲了一個在公衆面前前後判若兩人、用巨大的落差撕裂着我們的許家印。
復旦大學教授王德峰說，一個民族有自己的業力，近代史上，中國兩次偉大的政治進步都葬送在袁世凱手上，在變法和共和的緊要關頭，他兩次都選擇了開歷史倒車。
王德峰說，“袁世凱還活在當下。我們民族的生長，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點袁世凱的影子。袁世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落到中國人頭上的。他是中國文化精神病症，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遺毒的沉澱與泛起，這個病至今還沒治好。”
這個病，也體現在許家印身上，體現在我們身上。
我也不想在道德上鞭笞許家印，我只是感嘆，他從神到魔的轉變，充滿了魔幻現實主義色彩。
我只是感慨，在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之後的中國，許家印爲什麼距離現代文明那麼遙遠。
他雖然是個商人，但把恆大搞得像個小朝廷，說明他或早已不把自己當人看了。
我們做了什麼呢？多少年來，我們所做的，不是拼命爲成功者塗脂抹粉，然後在他倒下時踩上一腳嗎？
多少年來，我們的公共輿論，不是在大力構築財富本身這一語境，而極少平視商人或企業家作爲人的一種質素，更鮮少論及企業家精神嗎？
一個喜歡排名的社會，一定是一個不以平等爲基礎的社會。恰恰中國就有這個傳統——工農士商——商人的地位一直很尷尬。
他們要麼獲得建立在財富基礎上的豔羨，要麼處於主流邊緣。這種撕裂，和出事前後許家印在輿論中形象的撕裂也無二致。
企業家從來不應該被當作一個特殊的羣體。
王德峰還說過一句話：“社會劃了一系列標準來評判不同人，這個標準應該拿掉！”他現在在民間，上課抽菸的名氣遠大於學術的名氣。大家關心八卦，始終大於關心思想。
以至於在這樣的一個語境下，萬科創始人王石在很長時間裡，都不接受自己商人的身份。他的理想，是成爲醫生、偵探或者記者，
後來，他在《我是如何接受了“商人”的身份》一文中寫道：
“直到2004年，我去無錫遊訪梅園時，參觀了一座反映榮毅仁家族創業歷史的小型博物館，知道了榮宗敬、榮德生創業的故事。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上個世紀初他們對未來規劃的胸懷和氣魄。榮家當時向政府提出過一個叫‘滬蘇無’的概念，也就是把無錫、上海、蘇州規劃爲一個城市圈，用京浦鐵路連通，這和改革開放之後提的‘蘇錫常’經濟圈何其相似。很感慨，如果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中國的現代化騰飛至少早半個世紀。
……參觀梅園時，原來以爲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把榮家的私家公園充公了，或者是他們捐獻出來的。聽了講解才知道，20世紀30年代建的這個梅園，一開始就是給公衆建的。他們當時並不能說已經非常富有了，就已經有了這樣的公共意識和公益行爲，顯然比我們這一代企業家要做得更自然、更純粹。從這一點就能看出，我們這一代企業家，還沒有達到他們那一代民族企業家的水平。在他們那一代人身上，能夠看到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
……他們是儒家文化薰陶出來的，有一種‘以天下爲己任’的胸懷。”
後來，在紐約洛克菲勒中心門前阿特拉斯的雕像前，王石感慨萬千：“這座雕像落成於1937年，當時，企業家精神這個概念在西方也是剛剛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紐約企業家的自我期許——‘我們就是承載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巨人’。從那之後，美國社會建構起了一套有關企業家的英雄敘事，正是這種英雄敘事和道德勇氣，才使得美國企業家勇於承擔社會責任，積極投身到各種公益事業中去，並贏得社會尊重。”“應該說，就是在那個階段，我才接受了商人/企業家的身份，認定自己這一輩子就是做企業了。既然要做一輩子，就不能看不起它，不然怎麼把它當作一輩子的事業來好好做呢？”
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啓發：如果說進行大革命的法國人在宗教上比我們更不虔信，他們至少還保持着一種我們所缺乏的令人讚美的信仰：他們相信他們自己。他們不懷疑人類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熱衷於人類的光榮，相信人類的美德。
中國第一代“首富”牟其中曾說：“做好一個窮人，有骨氣就行了，而做好一個富人，則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靈魂。”
他還說過：“我不着急中國趕超不了美國，我着急的是，中國人學不會做一個好富人的本領。”
價值觀不會因爲我們看不見而不存在。
就目前來說，把民營企業家當“自己人”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首先是要把他們當“人”，他們自己也要把自己當人，把他們當人的人也要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