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歷史學中的求證派與解釋派

一個歷史學者，同時應該是一個思想者，不應該僅僅從狹義上來理解歷史學者這一概念。在一般人看來，歷史學者就是考證史料真僞，還原歷史真相，而我更感興趣的是把握歷史的大勢，發現大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從中尋求對現代中國人安身立命有意義的東西。

我關注的是，歷史上的人們面對困境與挑戰時是如何做出選擇的，他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如何影響或支配了他們的歷史行動。前人的歷史選擇對後世產生了什麼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做的研究，不同於一般科班的歷史學者。不過，我離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者還是有距離，但這應該是我的目標。

在我看來，歷史學者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分爲“求證派”與“解釋派”兩種類型，前者揭示過去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的真相，他追求的是“是什麼”的問題，例如，元英宗是元朝的一個年輕皇帝，即位不久就被刺殺，原因是什麼?你通過史料證據把這個問題研究清楚了，並講清了前因後果，就滿足了人們求真的需求。我當年在研究生階段寫的《元英宗與南坡之變》就是通過元代史料，求證這個皇帝被弒事件的前因後果。

解釋派則不同，它是爲社會大衆提供歷史上發生的重大變化的因果解釋。例如，爲什麼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中斷過的中華文明，在20世紀初，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全盤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潮?並且，爲什麼這種思潮還席捲了主流知識分子?“把線裝書扔到茅坑裡去”成爲當時流行的口號，這種反傳統主義對後世產生了什麼影響?支配這種反傳統思潮的心理基礎是什麼?這種解釋如果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那麼它就會成爲人類用來理解當下現實的經驗資源。

作爲解釋派的歷史學家，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歷史何以從A點到B點，爲什麼會發生這種從A到B的路徑轉變，這種歷史轉變如何影響人類或一個民族後來的命運。

歷史事件、歷史變遷的大背景、大矛盾、大沖突、大結局、大影響、大意義就是解釋型歷史學家研究的中心問題，我特別強調六個“大”字，是因爲解釋派的歷史學家，最忌的是鑽牛角尖，他的重點是探究已經發生的歷史事件的宏觀性、貫通性，他要考察的是歷史的變化軌跡，這種變化帶來了什麼，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教訓與啓示，他追求的是歷史中的“爲什麼”的問題。他們的使命就是對歷史變遷做通透的、貫通性的理解。

清代史學大師章學誠說“《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這一論斷最適合於指歷史的解釋學派。歷史學的最高境界就是一個“達”字，就是對歷史有一種由此及彼的通透的解釋。

當然，解釋學派首先要對歷史的大勢有洞察力，其次要對大勢之所以如此給出一種合乎學理的解釋。我經過多年來對近代史的研究，用前後相繼的十個階段來概括中國近代史，從而對從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華請求通商事件到五四思想運動的中國近代歷史，做出如下貫通性的解釋:

第一，鴉片戰爭以後，保守的文化造成中國人應對西方挑戰的屈辱與挫折;

第二，屈辱與挫折，激發了士大夫官紳中的非理性的、盲目的排外主義的崛起(從火燒圓明園到天津教案);

第三，盲目排外造成改革動力不足，導致中外五次戰爭的失敗(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

第四，五次戰爭失敗導致清王朝統治合法性危機出現，中國不得不進行遲誤的變革(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清末新政);

第五，權威危機下的清末新政這一遲誤的變革，導致排滿民族主義思潮的廣泛興起;

第六，排滿主義的抗爭者缺乏組織力量，導致意義重大卻不成熟的革命(武昌起義與辛亥革命);

第七，不成熟的革命導致“舊者已亡，新者未立”的權威貧乏症(民國初期的弱政府);

第八，權威危機導致強人的崛起(袁世凱的強人政治);

第九，強人政治受舊傳統影響而失敗，導致中國政治的碎片化(北洋時代);

第十，中國的碎片化，產生的文化地獄感，就是五四中國激進反傳統的思想革命的起源。

這是我對中國近代史的十個邏輯階段的大判斷。簡單地說，就是五次戰爭，三次改革，一次革命。我想，我可以把自己歸類爲尋求歷史的新詮釋的解釋派學者。

在我看來，解釋學派特別重視思想性，只有思想型的學者，而不是技術專家型的學者，才能實現對宏觀歷史的解釋。解釋派的歷史學要有更宏觀的視角，以人類命運與民族生存之道爲思考對象。有思想者情懷的學者，才能做出有現實關懷的大學問來，所謂的大學問，就是於學術中體現出意義感來。

解釋學派的歷史學者，還必須特別關注各種社會科學方法與思想研究方法的運用，因爲只有運用了不同學科和邊緣交叉學科的方法與理論，才能完成複雜豐富的歷史現象的解釋工作。包括文化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哲學、政治學、政治社會學、經濟學、新制度主義理論、人文地理學、國際關係理論、觀念史，等等，都是我曾經在不同時期關注過的學科，在我看來，它們都應該是解釋學派的十八般武藝，它們都會在對不同事件的解釋中發揮作用。也許我天生對各種社會科學知識興趣廣泛，恰恰幫助了我去實現自己的學術理想。

獨立思考，超越功利動機地研究與寫作，然後把研究成果轉化爲社會需要的思想資源。力求從中國歷史中汲取中國人的集體經驗，提供理解當下中國與未來中國的思想資源。這樣，一個學者對知識的好奇心與陶醉感就會上升爲一種思想之力，這也是做學問者人生的最大意義與樂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