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刑警：高光時刻，葉茂生成爲“炮灰”，程序正義的意義是什麼

作爲一個法律和刑偵的門外漢，筆者更願意用主觀角度來解析劇中人物在演技上的好與壞，甚至還能解讀一些自己從劇情中感悟到的東西。

而這一次，當李文聽到“牛玉國案”再一次打回重審，當李文用手捂着臉，痛苦的說道“啥時候是個頭啊”時，我決定做一次大膽的嘗試與解讀。

作爲一個兒子、一個父親，我可以理解葉海平在父親墳前，用一種帶有質問的口吻問秦川和李文“你們不是警察嗎？爲啥殺我爸的兇手，不能給我爸償命啊？”

我也能理解何青蓮看到秦川和李文無言以對時，用一種無法理解的眼神看着二人，並用力抱緊葉海平離開墓地的無助。

此時同爲警察的秦川與李文，何嘗不是經過了旁人難以理解與感受的痛苦心理折磨。

畢竟已經犧牲多年的葉茂生，時至今依舊沒有得到本應屬於他的正義。

畢竟躺在這裡、長眠於這裡的，是與秦川從小一起長大的最好哥們，是李文本可以依靠的精神、家庭與生活的支柱。

可最終呢？因爲司法制度的改革，因爲法制化與正程正義的推進，讓葉茂生因爲當年的約定俗成，而成爲了這場大變革下的“炮灰”，讓葉海平成爲一個永遠無法替父親“報仇”的女兒。

這會是成年之前葉海平心中永遠無法理解的坎，也會是李文在以後生活與工作中時常會遇到坎，更會是秦川難以面對自己的坎。

可對於李文和秦川來說，同爲警察的他們心裡清楚也知道，無論牛玉國最終能否爲葉茂生償命，無論葉茂生最終是否會成爲李文口中的“炮灰”。

在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之間，他們二人只能選擇程序義、只能站在程序正義一方。

也許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所謂的“法理情”常常會變成“情理法”，而這也是什麼《我是刑警》中常常會出現受害者或嫌疑犯家屬來鬧的重要原因。

當代表着“理與情”的實體正義被擡高到高於“法”的位置時，便有了“有仇必報”“私力救濟”的“大復仇思想”。

這種所謂的“大復仇思想”就是實體正義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常見於武俠小說、古裝劇等影視文學作品的重要精神支柱。

而作爲以“已經確立的秩序”爲判斷準則的程序正義，則是“法”的重要體現，也是在大多數人眼中不近人情、不合理的重要體現。

更重要的是，作爲爲觀衆提供情緒價值的重要形式，影視或文學作品很難從程序正義這個角色來設定人物鋪墊故事。

因爲最終這將導致讀者或觀衆與作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因爲這會讓《我是刑警》這種敢於直面程序義的電視劇，因爲這種不合情理的劇情而翻車。

而這也是爲什麼《我是刑警》在涉及到案件本身時，往往都會讓秦川以“神探”之姿出現，最終一定能還被害人一個公道，還給無辜者一個清白。

因爲只有將程序正義的“受害者”設定爲葉茂生這樣的烈士身上，只有讓戰鬥在一線的刑偵警察成爲“炮灰”，纔不會讓觀衆因“情理”問題而對劇情本身產生反感。

或許這樣一段分爲三個部分向我們展示程序正義的劇情，是很多人忽略或沒有意識到在講什麼的。

或許只有少部分人在看到葉海平的質問時，對眼前這個從小便失去父親的女孩子感到同情與悲憫。

可又有多少人會與筆者一樣，認爲這樣一段劇情的出現，纔是《我是刑警》最大的高光時刻。

《我是刑警》用葉茂葉或其他警察的犧牲，用牛玉國或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脫罪，來證明了在程序正義面前只有“無情的法”沒有“有情的理”。

因爲只有程序正義被正確且不添加任何外力的情況下被執行了，才能保證實體正義被毫無瑕疵的實行。

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實體正義或許就是法律的最終目的，而程序正義則是達到這個最終目的的手段與方式。

但這並不意味着爲了達到實體正義這個目的，可以犧牲或忽視掉程序正義。

正如《我是刑警》中的葉茂生，因爲缺乏屍檢這個強而有力的證據鏈，不僅讓葉茂生成爲了所謂的“炮灰”，更有可能讓牛玉國成爲被冤枉的嫌疑犯。

在程序正義面前，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人，無論是警察還是檢察官，無論是律師還是法官，他們之間都相對平等，也是不能摻雜任何“情與理”的。

只有在摒除掉“情與理”後，才能確保“法”的正確性與可信度。

也只有確保了“法”的正確性與可信度，才能用程序正義來實現所謂的實體正義。

也只有這樣的實體正義不斷出現，才能真正讓葉茂生這個“炮灰”當的有價值，甚至成爲程序正義背後最燦爛的那片煙火。

關於《我是刑警》的解讀暫時先寫到這裡，更多精彩解讀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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