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在大陸》2022年:一位普通臺灣人的大局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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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至今,11月26日因爲北京多個小區無故封區,多個小區發起抗爭。緊接着沒過兩天,我們小區某棟出現疫情,封樓管控,大家也配合。

儘管當時我們這棟樓還未出現確診,但接下來的日子我和阿竹(作者的貓)深居簡出,素日習慣在樓道巡查的阿竹嚶嚶嚶地哀求着,苦苦撓門,我跟他普及了新冠病毒的傳播性。

緊接着大量出現十混一陽性,小區輪流封樓管控,開始倡導非必要不核酸,附近核酸點全關,但要上班的社畜們仍然滿大街尋找核酸點。於是核酸點又恢復,結果又不斷出現十混一,一旦出現十混一又得封樓,封樓社畜們又無法上班,陷入這樣一個閉環:

核酸關→上班要做核酸→核酸開→有確診→封控→確診太多核酸關→大家上班要做核酸→核酸開→確診→封。

記憶中12月6日,鄰居們還在小區羣討論會不會被拉去方艙,緊接着隔天,北京突然宣佈放開,且程度堪比「與世界接軌」。

一開始放鬆,街上多了人,緊接着如同各位近日在互聯網看到的:陽氣一片。我所在的北京各羣,討論的,全是「我第二天了還39度正常嗎」、「我鏟貓屎的時候聞不到味道正常嗎」、「我感覺我家狗子都病了」。

先跟大家介紹我的體質:每年在北方的嚴冬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處於喉嚨癢(嚴重時會腫到說不出話)、流鼻涕、卡痰、打噴嚏的「常態」,在其中又有一定概率會體溫升高、頭暈、頭疼。

放開第一天開始,如果身體沒有異常,就戴上口罩維持正常生活:去無人的超市和商場、去打折的優衣庫買毛衣(一人包辦了所有試衣間)、去買咖啡、正常工作。因爲有外出,放開的前兩週每天測抗原,而且「戳」的一次比一次狠(我怎麼可能到現在沒確診!這不可能!一定是我捅得不夠深)。

鄰居們以驚人速度確診,原本的小區維權羣變成病友交流羣,確診者在上面分享信息交換物資,仍在陰間的人則感覺病毒順着wifi爬進屋來。

前幾日,平日就不太爽的喉嚨腫痛了、伴隨鼻塞、流鼻涕和睏倦,感覺自己「終於來了」,於是足不出戶,把運動飲料、熱水瓶、藥物、體溫計、電腦搬到牀鋪旁邊準備打持久戰。體溫一度升高到37.8,但約一個小時就降到37,然後就沒再發燒了。

病程大概五天好轉,有三天喉嚨腫(腫到吃不下飯),剩下的時間都在鼻塞和流鼻涕。本人是抗原陰性體質,始終沒測出兩條槓(短暫發燒時也測不出來),但五天中有兩天因爲擤鼻涕太多、鼻子破皮流血太痛,沒測抗原,鼻子「修復」之後測了是陰性。

自始至終都在猜是感冒還是確診。若是後者,那或許是幸運地症狀較輕,於個人感受而言是不罕見的類感冒症狀(當然確診有後遺症風險)。不論如何,我會繼續戴好口罩、做好消毒、好好生活。

一些讀者朋友可能會以爲我是「放開派」,因爲之前封小區時我去爭取過,但其實過去三年,我不斷跟臺灣朋友討論兩岸防疫,被認爲是「清零派」的次數恐怕多過另一派。

無可否認,又「自私」地說,12月7日,北京放開那天,心底某塊大石頭,落地了——但那日的心情,與這三年來的事情,環環相扣。

●「大局」

從2020年到2021年,臺灣對大陸疫情的態度處於這樣的演變:

大陸好可怕→臺灣怎麼也這麼可怕了→觀察大陸的疫苗/方法/情況→混亂爆吵期(包含:臺灣疫情防控像不像大陸、哎呀別管像不像了有用就行、WHO也認可中國疫苗了啦等內容)。

2021年臺灣Delta疫情嚴峻時,每天跟我家太后語音,背景必定伴隨救護車的聲音。我也會不斷幻想着「如果父母突然出現意外」的情境。在這三年防疫中,有很長一段時間,臺灣都奉行清零政策——有一位外國朋友在跟我喝咖啡時,知道臺灣曾經會給入境人員「入境檢疫系統」,政府會監控一定天數的防疫追蹤時瞪大眼睛。

「臺灣是民主體制啊?這是違反個人隱私的。」很「西式」的問題。我笑道,臺灣對這個問題的民情大概夾在「西方」和「大陸」中間吧,奉行的是「實用型自由」。

平時當然會喊着「政府不能監視我」,但在惜命的情況下另說。

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挺長一段時間,臺灣和西方媒體上有許多聲音認可了大陸的防疫成果。令臺灣民間及媒體再次回到「大陸好可怕」的原點,是2022年3、4月,上海開始封城——在上海封城的同一期間,臺灣放開了境外來臺的管控,也就是大家認爲的「共存」。

臺灣對上海封城發生的種種事情非常衝擊,但自身也迎來了非常強烈的陣痛。

有一位隻身在上海的臺灣朋友那時非常痛苦,用了一個很激烈的詞——「好想回臺灣,物競天擇算了」。

與此同時,臺灣家人和朋友也不斷告訴我「放開的陣痛」:大家不敢出門堂食、懼怕後遺症、對家裡長輩的擔憂、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學。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臺灣在網路上的主流民意是支持政策放鬆的,甚至有不少年輕人認爲「放開得太晚了」,保守如我父母批評的點也並非「共存」,而是「政府準備得不充分,不然死亡人數可以再下降」(後來北京放開後也有許多人這樣說,我想不論如何當第一時間遭受衝擊,人民都很難認爲「我們準備好了」)。

臺灣沒有存在太激烈的「清零還是放開」爭端,因爲人民普遍接受不了大規模且長時間限制人口流動——套句我朋友說的,「不讓去便利店?臺灣人要崩潰」。

以上種種,都使今年上半年,還在新聞業的我不知道、也不想談防疫。因爲我看到「清零」和「放開」各自殘忍的一面。

在臺灣的家人朋友,聽着我描述上海封城時的一些亂象,會一邊搖頭「真可怕」、一邊告訴我「你知道嗎?臺灣今天死多少多少人,老百姓其實自求多福」,

面對上海朋友,我又會成爲那個讓人討厭的「大局怪」,在心裡糾結「如果按照臺灣的方式,擴展到整個中國大陸,確實會很麻煩」、「但這病毒也封不住啊」。

大陸的防控取得一定成效,然而這種模式又極度仰賴基層治理,基層素質成爲各地防疫成敗、決定個體生死的關鍵因素。加上,沒有人敢「防疫不力」,極端事件不斷出現,一再一再,拉扯我的神經。

一方面,我嘗試想着「整體和大局」:各地醫療條件差異這麼大、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死亡率多少多少,放在十四億人中死亡數大概會是多少多少、可能也在觀察臺灣和香港放開後的數據。

另一方面,作爲個人,我內心的恐懼不斷累積:各種防疫亂象爲何無法被制止?爲何一直髮生?煩死了!這種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

坦然地說,我對這些防疫亂象的煩悶,超過了對家人身處Omicron肆虐下的擔憂——那時我不斷想着,若爸媽生病,得跪求社區人員讓我出去、用微博哭嚎;和毫無阻礙地出門就醫,但醫院爆滿,哪種情況更殘酷?

做新聞的朋友不斷告訴我不能深陷個人情緒,要適時抽離,可以當一個「觀察員」,觀察現在社會的情緒變化,因爲這是一個特殊時期。是,我明白!

2022年,我真的不斷在嘗試理性、理解、觀察、分析。

但許多情緒,是你告訴自己再多「大局」,都無法消化的。

從上半年到下半年,我的這些情緒,沒有紓解,而是不斷堆棧。

●「個人」

在今年的疫情防控,我焦慮最多的,就是可能來臨的「阿竹保衛戰」。

過去三年我一直處於非常繃緊神經的狀態,因爲怕一但確診,阿竹可能被「無害化處理」。特別是當2022年傳播力非常強的變異病毒來襲後,我的恐懼、焦慮和不滿急遽上升。

上海封城與臺灣「共存」同時發生,我絲毫不覺得臺灣政府做得多好,但又無數次陷入「如果不把阿竹帶回臺灣,等他跟上海的小柯基一樣被打死,我得多恨自己」的情緒裡。我下單了大白防護服,以防發生萬一、可以「假扮」防疫人員把阿竹偷運走。

我開始不斷想像如果我虛胖的身板確診,我得多聲嘶力竭才能救下阿竹?每次核酸對我而言都像是一次「阿竹是生是死」的命運轉盤,我知道有部分地方對寵物很好,我知道不能一概而論,很多人跟我說「北京不會這樣啦」。

但我不敢保證自己幸運。

與此同時,我開始很憤怒:我明白要保護老人小孩,我配合防疫政策,說隔離就隔離,甚至如果去方艙乃至要到我家「消殺」都認命,鄰居有老人小孩嘛!被損毀的小米電視什麼的,我重買,木頭地板房東重鋪。(房東聽到這話臉綠了一半)

只要讓我有時間安置阿竹就好。只要不要「無害化」阿竹都可以。

爲什麼我連這種「卑微訴求」都不能?爲什麼我連「我的家人不要被殺」這種基本安全感都無法達成?2022了,全世界誰因爲變異病毒殺貓打狗的?殺了阿竹、圍上柵欄、裝上鐵門,可以防止病毒嗎?

我知道防疫人員辛苦,平時笑臉相迎、鞠躬說謝,但因爲網路上層出的事件,我不否認心裡對他們亦有深深的防備。

我就這樣一直陷在這種情緒裡。

互聯網上的隨便一個時事熱點,都想酸上兩句。我感覺自己像個高壓鍋,憋着焦慮,無處可宣泄。就像幾個月前一位來北京出差的臺灣記者朋友表示,「感覺整個社會在壓抑着一股情緒,遲早爆發。」

於是,當北京這波疫情開始,我看見小區樓下裝上綠色柵欄的一瞬間,我爆炸了。因爲我第一個反應是——如果我確診,這幫人一定會「無害化處理」阿竹。

我不是第一時間反彈的少數人。對於無故封小區人們的反彈,從二環到五環外。我想着幾個月前上海封城時,我的朋友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北京不會封城」、「不會有那些亂象」、「這裡是北京」。

這裡是北京。

北京開始封小區時,或許大家或多或少,都想到了上海和被封一百天的城市。

後來我好幾天把自己封在家,反鎖大門,誰敲門都不出聲,跟躲債主一樣。

比起很多封控一天、一天沒工資的人,我只是陷入「阿竹保衛戰」——「只要擔心貓」這個事實可能已經足夠「奢侈」。

我知道有人會說我很幼稚、太個人主義、「死者不會說話」。

但放開後,比起經濟會不會更好的期待,我只有」阿竹不會被消殺了」的放鬆。

放開後互聯網上輿論嘈雜,但就我所在小區和各羣的感受,人們已經足夠冷靜和有秩序,大多的反應是「面對吧,我們也沒有更好的方法了」,有老人和孩子的也會表達擔憂。但在網上不斷有人傳「某某某好了之後幾天後又復陽了」、「日本有地獄犬」(同時期忙着訂機票去日本的臺灣朋友都一臉困惑:地獄犬是啥?)——確實很像半年多前臺灣剛放開時,人們的焦慮和恐懼。

爲什麼放開防疫?理性上我認爲北京難有長時間封城,外加病毒封不住,只能如此,與部分人的抗議無關。

但在感性上,當北京人民平均體溫39度時,我也不斷胡思亂想——如果上海那時就開始跟民衆科普病毒和確診者如何居家,給大家時間準備藥品,現在大家是不是更能冷靜呢?

如果再早或再晚一點放開,情況會更好嗎?

「如果那些極端的手段能被制止,是不是大家還能耐心配合防疫到明年春天?」這個,是我在北京放開第一週、看着空無一人的商場時,很真實的想法。

●我們回不到過去

不論如何,如今去爭執「封城還是放開」誰比較聰明睿智,根本沒意義了,病毒可能短暫封住——花上高昂的經濟代價。不可能在未來幾年,每個一線城市輪流、甚至同時,封上兩個月。

兩種模式各有各的殘忍,也各有各的「正確」。互聯網不喜歡這種兩面討好的話,但看過今年兩岸的情況,你會真心這樣認爲。就算是我身邊不喜歡大陸政府的臺灣朋友,在講起防疫時也沒用「哪邊就是更好啊」這種優越態度,反而大家都是一句嘆氣,「沒辦法啊」。

臺灣的放開,亦是無奈之下、沒有更好辦法的選擇。

我父母和姊姊在臺灣都沒有確診過。但我祖母數個月前新冠確診過世,九十歲。儘管生前她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但對家人而言都是遺憾。

臺灣從「共存」至今,人們被迫適應了「就是會持續有人確診,甚至長輩死亡」的「新常態」,從恐懼走向去日本泰國旅遊。很多大陸網民問,準備好輪到自己家了嗎?我在去年就準備好了,也跟家人討論過了。

現在臺灣的大街上,人們還是緊緊地戴着口罩,我爸媽連去公園都不曾摘下。所謂迴歸正常,也回不到病毒出現之前;所謂放開,也不過是另一場挑戰的開始。

我很懷念2012到2019的那段時光,縱使曾經失業、賣內衣、用幾千塊的薪資活在北京,但那時整個氛圍都給我一種「在這裡努力一下,未來還是可期」的感覺。短短几年互聯網產業崛起,在大陸做媒體的小年輕能得到比臺灣十幾年老記者更好的待遇,和機會。

今年我老跟朋友感嘆,「活了三十三年,今年是第一次看見臺灣人對經濟的信心高於大陸的」。

更有諸多負面輿情:從失業率、到電影院放映的外國片數量大幅減少。唯一正面的是,我周圍在這裡的朋友們不論是臺灣還是大陸的,都認爲,這是陣痛,總會往前走。

我們回不到過去,但也會有新的篇章。

而最近一個月,生活在北京的人們有糾結、有衝突、有「終於還是走到放開這一步」的放鬆或無奈,無疑也是一個特殊時期。作爲在北京十年的臺灣人,還是收穫了一些驚喜。

我此前一直告訴臺灣朋友,北京很多人很習慣生點小病跑大醫院,大家到時一定很恐慌,自顧不暇。但在我所在的小區,幾百人一棟樓的商住混合樓,一個月前都還是陌生人的大家在羣裡互幫互助。

因爲幾個月前姊姊有從臺灣寄感冒藥,所以我沒有缺藥品。而我作爲「抗原大戶」(十一月就買了抗原,外加公司給了一些),也分一些去給鄰居。

有人互換了藥品。有人把家裡多餘的藥分給原先陌生的人們。附帶一提,本小區需求最旺盛的兩樣產品爲抗原和溫度計,我的溫度計就是從鄰居那裡買的。

大家相互聊天鼓勵,呼籲「扔的垃圾要消毒,以免傳染給環衛工人」,並分享各自的家庭療法(我被種草了薑汁可樂)。

12月20日,據小紅書分享,三里屯恢復了一些人潮,恢復健康的人出去逛街,持續陰性的人猶在害怕,雖然抗原陰性、但仍處於「身體恢復期」避開去公共場所的臺北笨蛋在抓耳撓腮寫公衆號。

有什麼是除了疫情之外,今年我的新體悟嗎?還真有。

今年認識一位可愛的外國大哥,一聽到我是臺灣人,會先入爲主地跟我講「他覺得臺灣人愛聽的話」。這情景過去我碰過多次了,新認識的大陸朋友偶爾也這樣——並無惡意,單純想跟你拉近距離,並且表示「我們是一隊的、我懂你們臺灣人」。我並不喜歡這樣,有種被看輕的感覺,我三十三歲、好歹有好幾年媒體工作經驗了,別整這些!想好好討論政治或新聞,就好好說!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表明「專業態度」後,對方往往會進一步講出自己在大陸更深刻的經歷和理解——與剛纔那種「我們跟臺灣人是同一陣營的喔」的輕率態度完全不同。

在跟這些可愛的傢伙聊天時,我一再一再,將這些年對大陸的理解,透過口述給別人重新整理了一遍。也一再一再,發現自己跟前幾年相比,有哪些新的想法。

對於做媒體的人而言,這都是一次次日常訓練。

由於工作需要,我採訪過很多各行各業的臺灣人。有人天生聰明,又從小成長於臺灣第一學府附近(傳說中的學區房),早早地對中國大陸甚至是馬克思主義有了認識。但更多人跟我一樣,被動地、稚嫩地,從「大陸原來是這樣」的一驚一乍中逐漸成長。

今年的我,常常一邊看新聞一邊在家原地轉圈,「到底現在正在發生什麼」、「到底接下來會怎麼走」?如今也這樣過完了一年。

「今年所經歷的事情,會變成未來的養分」,這話非常雞湯,但也確實如此。

我們都回不到2019年了,2023年也未必騰飛。但——明年臺灣將預熱選戰,還可能選出賴清德當下一任領導人呢。

未來或許可怕,但也挺值得一看的,不是嗎?(郭雪筠/臺北女孩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