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美中臺新十字路口（王智盛）

（達志影像）

儘管川普在2024美國大選的勝出或許是在大多數人的意料之中，但其強勢的迴歸仍然在國際社會掀起熱議討論。特別是身處臺灣的我們，對於「川普2.0」重返白宮將會對美臺關係和兩岸局勢帶來什麼樣的衝擊，似乎更有一種憂心忡忡的焦慮。這種神經緊繃的即視感，除了川普「不可預測」的領導風格外，某種程度也是來自於川普在競選期間屢屢在臺灣問題上的各種爭議表態。但「川普2.0」真的會讓美中臺關係走向不可預知的十字路口嗎？

著名的哈佛大學國際政治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0年提出美中「修昔底德陷阱」之前，最爲人所津津樂道的是他從1962年古巴危機中歸結提出外交決策分析的三種模式：理性模式、組織過程模式（organizational procedure model）和政府政治模式（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或許我們也可以從這三種分析模式中一探未來川普2.0政府在臺海政策上的可能走向。

首先，從「理性模式」來看，正因爲川普的「理性選擇」就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美國優先思維，外界纔會普遍評判川普更有可能會採取「交易式」的外交。這也能解釋爲何外界多有認爲川普一方面可能對中強硬、課徵高額關稅，但一方面卻也主張臺灣要「交保護費」，因爲對於川普的理性選擇來說，就是透過各種「交易式」的談判來創造最大的經濟利益。

但艾利森已經告訴我們，外交決策本就不只有領導者的有限理性，還受到組織過程和官僚議價的制約。「組織過程模式」強調決策機構是根據標準作業程序（SOP）推動外交政策。從「川普1.0」後期到後來拜登政府，美國重新審視對中政策的辯證已經基本建構完成，界定中國是一個競爭敵手的外交方向也已經是共識，更准此重新淬鍊出在臺海問題上對北京「清晰嚇阻」的SOP。因此，即便是重返白宮的「川普2.0」，在對中政策和臺海問題上的組織決策必然還是會依循這樣的SOP，而某種程度框限了川普在「交易式」外交上的可能選項。

至於「政府政治模式」，則是主張外交政策是官僚或部門之間討價還價的結果，也凸顯出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多元價值折衝。若從目前國際媒體或智庫報告對於「川普2.0」國安團隊的初步研判，國務卿可能是前美國國安顧問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或是共和黨佛州參議員魯比歐（Marco Rubio），兩人反共立場鮮明，魯比歐更是堅定挺臺的頭號大將。至於國防部長方面則以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和共和黨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呼聲最高，前者在國務卿任內友臺色彩鮮明、後者更是長期主張美國應該在臺海問題上應該要轉向明確出兵保臺的「戰略清晰」政策。換言之，若從「政府政治模式」的官僚議價來看，未來「川普2.0」國安團隊在美中臺三邊關係的決策議價結果似乎已經昭然若揭。

綜上分析，從領導人的有限理性選擇、外交組織決策的SOP、到國安團隊的價值取向三面向來看，重返執政的「川普2.0」政府是不是還可能將美中臺關係帶向新的十字路口而不可預測，可能已經有了初步的解答。

（作者爲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