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中壢事件戲劇性見報──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十三）（龍城飛）
民國66年（1977）11月26日，《聯合報》刊出中壢事件完整報導，其中第3版主標題「選務糾紛引起騷擾 中壢事件民主蒙污！」副標題「雖屬偶發影響治安甚大 懲前毖後痛切記取教訓」。（圖文：龍城飛）
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本次的主題將繼續討論民進黨組黨十年前的1977年11月19日發生的「中壢事件」，本文引用2021年12月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教授主編出版的《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中周天瑞、邱傑、楊志強的回憶以及事後《聯合報》的報導。
一、周天瑞對於「中壢事件」新聞報導的回憶
關於周天瑞的「中壢事件」回憶，風傳媒近日（2022年初）開始連載〈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我經歷的「中壢事件」〉，其中主要部分摘自《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筆者可以參考。周天瑞是臺灣媒體大老，曾任《中國時報》採訪主任、美國《中國時報》總編輯，後創辦《新新聞》雜誌，現在經營《優傳媒》，2019年7月出版《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周天瑞先生學養與膽識過人，他與其弟周天瑋皆與筆者熟稔。
筆者敘述當時周天瑞回憶兩家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處理「中壢事件」的過程。
當晚（1977年11月19日）大概快11點的時候，餘先生找我們去他家開會，被找去的人有總主筆、總編輯、執行副總編輯、地方通訊組主任，以及我（周天瑞時任採訪主任）。他剛換上睡袍，準備就寢，告訴我們今晚協調的結果：黨部正式交代，這個事情（即中壢事件）淡化處理，最好不要見報，背後什麼原因都不能提。並說，我們就配合吧！
第二天果然各報都乖乖聽話。時報在第3版做了簡單報導，雖然餘先生沒有說一個字都不能登，這個簡單報導簡直簡單到等於一個字都沒登，完全不具實質性，令人看不懂。《聯合報》登的也差不多，沒有「違規」。對於這種所謂「新聞協調」，兩報隔三岔五地會輪流違規一下，誰都別怨誰，這回倒是都挺守規矩，可想而知，昨晚黨部必有一番千叮萬囑。
至於當天黨部怎麼進行新聞協調？哪些人蔘與其事？從餘先生親自出席就知道，那是報老闆層次的會議，連總主筆、總編輯都不受邀！我猜起碼是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親自召集，邀了媒體大老闆一起開的，傳達中央指令。至於是不是他跟蔣經國有過請示而得到的結論，我不清楚，但極有可能，因爲秘書長也不敢擅自作主。大概他們一邊注意事情的發展，一邊來回請示參商，否則爲什麼會開到那麼晚？從下午事件發生，到晚上餘先生開會回來，這當中記者該寫的寫，編輯該編的編，此時編輯臺編好的版面早已成形。如今餘先生一聲令下，回頭編輯臺就即刻抽版、換搞，一切重來，緊急應變。
沒想到過了一個星期，《聯合報》在第3版全版登載了中壢事件的全部狀況，吃幹抹盡得連骨頭都不剩！這讓餘先生簡直氣昏，等於被《聯合報》的王老闆擺了一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即刻召集我們討論因應之策，隔天我們也用全版（按：《中國時報》11月27日第3版）回敬了過去。由於事件本身已經被對手談光了，時報就另闢蹊徑，遍訪黨外人士以及許信良等違紀競選而當選的原國民黨人，這個內容的強度完全不輸中壢事件。
從這樣的見報過程顯示，在戒嚴年代，重大和敏感新聞當天的處理，往往要遵從黨部的指示，黨部說不能見報就不能見報。但是在報紙的競爭和報業工作者新聞良知的驅使下，消息的管控也未必那麼順風順水、密不透風，真相的揭露只是時間差而已。
那個時候的氣氛十分緊張，情治單位對許信良的動靜、對《中國時報》這批「來路不明的年輕人」（據內部消息透露，這是情治單位給周某人這幫人的形容詞）與許信良之間的互動，高度關切，力求掌握。（周某人即周天瑞，這幫人包括當時周天瑞的屬下陳婉真，陳婉真和許信良頗爲接近，許信良的《風雨之聲》就是由陳婉真執筆的，當時陳婉真本欲在家鄉彰化參選縣議員，被周天瑞勸退而去美洛杉磯採訪棒球賽──筆者注）
以上週天瑞的說明，令筆者相當好奇，當天國民黨中央奉蔣經國先生指示，對此事的交代是「淡化處理，最好不要見報，背後什麼原因都不能提」，然而發生這麼大的事，怎麼能夠不讓事情傳出來呢？外國媒體不可能一直不知道這件事，黨外雜誌也不可能不乘機大肆渲染。如周天瑞所說「真相的揭露只是時間差而已」。而《聯合報》老闆王惕吾又爲何敢不從國民黨中央的交代呢？
二、關於《聯合報》報導「中壢事件」的回憶
邱傑先生，摘自《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國史館羅國儲攝（圖文：龍城飛）
由《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第358-360頁，《聯合報》記者邱傑回憶：
第二天（1977年11月20日）下午報社忽然打電話來，要桃園特派員吳心白、我和哥哥楊志強3個人立刻搭計程車到臺北總社。3個人一進去就被指示將中壢事件的一切從頭寫到尾，不必有任何顧忌，儘量寫。我們不知道外面在做些什麼，而外面也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送印刷廠的最後關頭，從第1版直到第4版原有新聞幾乎整個抽掉，我們寫的中壢事件被放在第1、第2版全版，鉅細靡遺地刊出。原先的第1版第2版則擠到其他各版。
這一招真是嚇人，主要是要做到完全保密，杜絕一切事蹟外泄的可能，連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報導加標題再配上照片，版面真是精彩無比！那天很多同仁都來搶自己的報紙，當天加印了好幾次。
國民黨文工會等單位看到這樣的報導，真是氣到跳腳，他們對《聯合報》搞出這一套來，氣得要找王惕吾算帳。我後來在《報人王惕吾》書裡看到，各報羣起而攻，告到蔣經國那裡，經國先生找了幾個情報頭子，問《聯合報》報導的跟事實有沒有不同？他們回答沒什麼不一樣，因此經國先生就說這件事就不追究了。要不然那時各報怒火中燒，好像恨不得要燒掉《聯合報》似的。兩大報老闆都是中常委，至少也該把王惕吾的中常委摘掉纔對。當時我們在中壢的記者楊志強可說是中壢事件全程採訪的目擊者，後來我鼓勵他寫《選戰風雲》出版。
楊志強先生，摘自《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國史館羅國儲攝。（圖文：龍城飛）
據《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第380-382頁，《聯合報》記者楊志強回憶：
《聯合報》老闆王惕吾當天（1977年11月19日）透過總社給我指示，國民黨文工會希望各報淡化處理中壢事件，要我們顧慮自己的安全，不一定要跑現場。我基於工作職責，把它當作大新聞處理，因爲這些新聞即使現在不發，遲早有一天會用到，所以當天我從頭到尾都在現場採訪拍照。
文工會對於中壢事件的新聞到底要不要把真實狀況告訴民衆？還是要淡化處理？一直舉棋不定。淡化的話，謠言滿天飛，不是辦法。但是把事實告訴民衆，文工會也怕因此會引起更大的騷動。
中壢事件後的第五天（1977年11月24日），發行人王惕吾把我找回總社，要我把所知道的事發經過，一五一十地向他及總編輯張作錦報告，我認爲中壢事件並不是事先策畫的民衆暴動，而是偶發的事情。王發行人要我再深入採訪，把一些資料補足，後天回總社發稿。我回中壢後，當晚又接到總社指示，要把發稿時間提前一天，也就是後天就要見報了。於是，我和邱傑兩人用最快的速度補足資料，趕在截稿前發稿。發行人王惕吾叫我和邱傑到他辦公室寫稿，不要在耳目衆多的編輯部寫。
王惕吾和張作錦對我和舍弟邱傑的文稿每一則都看。通常報社11點截稿後，就會把稿子送到揀字房排版（當時還沒有電腦排版和排版軟體，一切人工作業──作者注），但揀字房有一些其他報社的臥底，我們報社有什麼大新聞，他們就打電話回去報告，讓《聯合報》搶不到獨家。那天晚上，爲了防止外泄，總編輯一直把稿子壓到子夜12點半，才送進揀字房。1977年11月26日，《聯合報》用3個版面刊出了中壢事件的報導。
我對《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至爲感佩，他對我們說：「你們手執的是春秋之筆，不要小看自己，沒什麼不能寫的，沒有人膽敢叫你不寫，也沒有人敢扣你的稿子，除非是稿子份量太小。如果有，你來告訴我。」王惕吾對於報社的立場是：第一，堅決反對共產黨，第二，堅決反對臺獨，第三，正派辦報。但是，《聯合報》的政治組記者頗偏袒國民黨，當時《中國時報》的立場反而比《聯合報》還要中立一些。儘管王惕吾本人堅持言論自由，爲了聲援雷震《自由中國》案，引發高層震怒，進而發動抵制，禁止軍方和公務機關訂閱《聯合報》，亦不爲所動。《聯合報》總主筆黃年的論述相當客觀公正。
由以上楊志強和邱傑的說明，筆者認爲在時間上，楊志強是正確的，中壢事件後的5天（1977年11月25日），他們被召回總社秘密撰寫中壢事件。值得注意的，爲什麼王惕吾會在事件後5天想到要完整地公開報導中壢事件？由於筆者手上一時找不到《報人王惕吾》這本書，不知道王惕吾先生在書中有沒有說明他的想法？筆者推論，王惕吾事先得到蔣經國先生默許的可能性不大，應該是他想已經過了幾天，新聞已經過時，應該可以當重要歷史事件報導，如果一直不報，當時的黨外刊物也不可能不報導，但是爲什麼不是3天、4天后？而且高度機密作業，慎防國民黨文工會以及《中國時報》等知悉，形同「伏擊（ambush）」，事後證明大獲成功，氣煞國民黨以及各報。
如周天瑞所說，《中國時報》老闆餘紀忠大失顏面，事實上1977年11月19日當晚《中國時報》已經準備報導中壢事件，結果在國民黨中央照會下，「餘先生一聲令下，回頭編輯臺就即刻抽版、換搞，一切重來，緊急應變」，完全配合黨的指示。然而之後王惕吾居然會「伏擊」，而且如周天瑞形容《聯合報》報導中壢事件，「吃幹抹盡得連骨頭都不剩」，似乎至今周天瑞仍氣憤難平。此事全程戲劇性極高，頗有黑色幽默！
三、關於《聯合報》對於「中壢事件」的報導
民國66年（1977）11月26日，《聯合報》刊出中壢事件完整報導，其中第3版主標題「選務糾紛引起騷擾 中壢事件民主蒙污！」副標題「雖屬偶發影響治安甚大 懲前毖後痛切記取教訓」，如此說：「11月19日下午，中壢市因爲選舉引發了一場騷擾事件，中壢警察分局起火，很多車輛被焚燬，爲此次極爲成功的地方選舉蒙上污點。糾紛發生後，新聞報導不夠詳實，警方的調查結果未及時公佈，因此外界謠言紛紜，有些傳聞十分離譜。爲了避免可能引起的後遺症，爲了澄清不實傳聞，本報特派記者多人深入採訪，訪問了與糾紛有關的當事人以及當時在現場目擊的人士同時分訪警方負責人士和中壢警察分局附近的居民，瞭解事實真相，對中壢事件的始末作儘可能詳細而真實的報導，讓我們對此一事件作冷靜的檢討，從而接受此一事件帶給我們的教訓。」
《聯合報》定位中壢事件爲「選務糾紛引起騷擾」，《聯合報》報導的目的在於「糾紛發生後，新聞報導不夠詳實，警方的調查結果未及時公佈，因此外界謠言紛紜，有些傳聞十分離譜。爲了瞭解事實真相，對中壢事件的始末作儘可能詳細而真實的報導。」筆者相信一大早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閱報以後，發現《聯合報》立了大功，如果再拖下去，事情越傳越亂，影響面太大，再出來解釋已經太晚。
在版面左側，有中壢事件關係人鍾順玉、郭塗菊夫婦的照片，下面報導標題爲「二老詳述投票經過 選票未經別人之手」，其中說：「11月19日上午10時許，77歲老人鍾順玉和71歲老人郭塗菊（女），一起到中壢國小213投票所投票，他們兩人領取選票後，在秘密圈票處圈選。一直不見出來，主任監察員范姜新林（中壢國小校長）就和另一位許信良所推介的監察員邱玉汀，一起到圈票處查看，發現鍾順玉正把自己的私章蓋在縣長選舉票上，而不使用投票所準備的圓形圈票戳記。范姜新林就問鍾順玉爲什麼不用圓形圈票戳記圈票，該蓋私章違反投票規定，變成了廢票。鍾順玉和郭塗菊仍然把票投入票匭後離開投票所。但幾分鐘後，他們又回來了，表示剛纔投票蓋了私章，成爲廢票，請求再發給一張選票重新再投，范姜新林當然予以拒絕。這兩位老人出去後，不久就傳出主任監察員在選票上動手腳作弊，謠言愈傳愈多。當天中午，有兩個人到213投票所找范姜新林，指責他不該在選票上動手腳舞弊的事情，許信良所推介的監察員邱玉汀立即表明身分，向他們說明事實經過後，滿意的離去。投票所工作人員認爲是兩位老人不懂得投票規定，而發生誤會。」
這件事因爲有在投票所發生狀況時的許信良所推介的監察員邱玉汀出面說明，事情相當明朗，主任監察員范姜新林並沒有指導兩位老人投票，更談不上作票。
此版的右方有「地方人士看騷亂事件 肇事者觸犯法律 應依法公開處理」，其中說「對於中壢事件選務騷擾事件，行政院蔣院長已指示內政部查明實情，依法處理。地方人士共同的看法是，根據目前瞭解中壢事件是謠言與誤會造成，所以治安單位處理此一事件時不必引用軍法。而且他們認爲，在司法審理過程中，應儘量公開，一方面使關心此事的人都能瞭解，一方面也昭司法之公正。」《聯合報》的立場清楚，呼籲國民黨方面不以軍法處置暴動羣衆，後來國民黨方面果然低調與淡化處理中壢事件。
此版的右下方有「警察局長談實況 始終未使用武力 衝近指揮中心才用催淚瓦斯 江文國如受傷可能另有原因」，其中說：「桃園縣警察局長王善旺昨天接受記者訪問，說明了當時的情況：「那天在場警察，包括保警大隊，警官學校學生及中壢當地的警察。保警只佩備瓦斯槍，官學學生連警棍都沒有，一律徒手。中壢駐地警察也奉到嚴格命令，不準使用槍械。鎮暴車有電網，當晚直到被燒燬都一直未使用。」
值得注意的，對於中壢事件的因應，在執政的國民黨方面，明確來自於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的密切觀察，指示絕對不準使用槍械，警察幾乎完全是以徒手防禦羣衆的暴動行爲。
關於《中國時報》在《聯合報》發表中壢事件報導的次日，民國66年（1977）11月27日，星期日，匆忙披掛上陣，作出訪問此次地方選舉中部分勝選者的報導。由於篇幅，筆者下次再向讀者報告。
初步的小結
對於中壢事件的反思，國民黨方面當時應如何因應？其實「法不罰衆」，當反對政府的羣衆形式開始規模化時，這個政府必須非常警惕其治理狀況。國民黨長期以訓政心態與作法延續其統治，形成實質性的一黨專政，其司法系統與國安、警察、特務、軍事力量，以中共的術語來說：「爲鎮壓人民的工具」。然而國民黨又奉行三民主義，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民主選舉，在本質上與中共不同。這造成國民黨的自身矛盾處境，也必然在逐步失去地方政權的過程中，被掏空其政權基礎，結果是難以再回地方重新建立其地方政權及建設工作，而又想要保持中央執政，進退維谷，韓國瑜現象說明部分情形。
這樣的狀況國民黨在其大陸時期已經發生，來臺後又重複一次，終於被以羣衆力量起家的共產黨和民進黨推翻。今後若仍期望「翻身」，光講三民主義和中華文化是不夠的，而國民黨習於兩蔣強勢領導，否則四分五裂，看來短期內復興機會不大。
關於在民國66年（1977）11月19日中壢選舉中是否發生國民黨作票問題？至少在中壢國小投票所中，應無作票事宜。然至今在一些偏綠教授的著作中仍然影射范姜新林有作票嫌疑，筆者認爲這是政治立場影響了學術的撰述。然而絕大多數的讀者不可能像筆者如此仔細查看有關中壢事件的一些回憶錄和文章，必然以訛傳訛，日久積非成是。
筆者對於臺灣史學界、媒體業以及政治人物長期以來的藍綠現象，認爲應該有所改善，現在就是美國的情形亦然如此，媒體不能客觀中立，中國大陸一黨專政，情況更是明顯，形成了政黨、媒體、學術、族羣、財團、宗教等多方面結盟的共犯結構，多數民衆陷於天羅地網之中，要染成什麼顏色，自身完全沒有選擇。另一方面，對於中壢事件，傾向國民黨的學者研究的相當少，包括其他多數類似的一連串的事件，都以偏綠學者的研究著作佔大多數，這使得國民黨與藍營羣衆幾乎不瞭解形成民進黨與綠營族羣的背景，造成藍綠盲目對立與仇視，更談不上彼此反思了！
另外，《聯合報》1977年11月26日的中壢事件報導中說「桃園縣警察局長王善旺昨天接受記者訪問」，應是楊志強或邱傑奉派於11月25日所做事後的採訪，而未驚動《中國時報》等報社當地記者與採訪主任，此事令筆者感覺意外，事後《中國時報》採訪主任周天瑞調職，應與此事有關，周天瑞可謂「大意失荊州」，決想不到《聯合報》會「秘密行動，背後出手」。
總體而言，不論《聯合報》、《中國時報》還是國民黨，在中壢事件中，沒有察覺到臺灣社會中慢慢滋長反對國民黨長期掌握政治權力與廣大資源的優勢力量，而仍多以執政者自居，筆者認爲是其真正生存與發展的危機。以趙少康的話說，國民黨到現在還以爲自己是執政黨，而民進黨則到現在還以爲自己是在野黨。
（作者龍城飛，原名楊雨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未完待續，龍城飛專欄每週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