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大律師稱呼的起源──民初法律人的風骨（三）

黃涵之先生任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我們關係不同，一直時相過從，廳內一位名叫任琴父的推事，在外吃花酒，事聞於江蘇高等審判廳。廳長爲楊蔭杭，適逢司法改制，上對下可以命令行事，楊蔭杭遂以命令警告任琴父，並深斥黃廳長約束部屬不周。

涵之先生對楊蔭杭根本輕視，不予理會。我因正當壯年，遇事喜動意氣，從旁甚覺不平，由我撰稿，具涵之先生名還罵，油印散發全蘇各法院，事情遂擴大。楊蔭杭一怒之餘，下令上海地方審判廳全廳改組，連廳長以下通撤掉。但檢察官陳英，以其無理，籤請司法部處理。

司法部派了兩位分事，一爲沈應石，一位姓陳，查辦此事。其間章宗祥、曹汝霖原爲楊蔭杭生死之交，竭力袒楊，而司法總長許世英（靜仁）則主秉公從事，兩方爭執頗力，結果由司法部下令斥楊蔭杭措置失當了事。以後據傳，有人對章說，「謝某是個人材」，章說，「角色是角色，但我對他有成見」。這事過後，涵之先生掛冠而去。我仍繼續作我的律師。

談到當時律師界情形，趁這個機會，我可附帶講上幾句。現在的律師，都稱某某律師，有時候口頭稱呼某某大律師，不過是交際上客氣的話，自稱及招牌上的字樣，一律是律師，無大小之別，若有人自稱大律師，或招牌上寫明某某大律師，一定傳爲笑話。殊不知民國初元，上海律師，無不自稱大律師。登報及招牌，也一律稱大律師，竟沒有一個律師，不加「大」字稱號。

什麼緣故呢，因爲中國律師起源，是仿照在上海開業的外國律師而來的。上海律師以英租界爲最先開業。英國律師制度，原分大律師、小律師兩種，小律師只能辦初審輕微案件，大律師才能辦終審重大案件。並且有許多案件，不能直接就委託大律師，要由小律師轉送大律師，儼然成一階級。中國律師並無這種區別，但既在上海開業，相形之下，誰肯自居小律師，於是每一律師，都稱大律師，招牌上也仿照外籍律師的式樣，銅質橫式，中西兩種文字並列，這就是大律師稱呼的起源。

說起西文大律師名稱，當時相傳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個律師事務所，忽然來了一位高帽燕尾服的外國人拜訪，名片上是某某大律師（英文Barrister）。這位中國律師不通英語，從沒有外國朋友，弄得莫名其妙。見面一談（當然通譯傳話）才知道這位外國來賓，是英牛津大學的法學士，現在香港作律師，有事來滬，見了此地律師招牌上，多半寫有英文Barister字樣，以爲是他的同學，因爲英國牛津大學出身的律師，才稱Barrister，所以誤認。經解釋之後，才嗒然而去。

嗣後好多大律師，都將英文名稱，改爲Attorney，不稱Barrister，以免外國同學，再度光臨。後來我第二次到上海做律師時，就很少有人掛大律師的招牌了。那時（民國9年）上海律師公會，相當負責，對律師風紀，甚爲注意，除名片外，其他登報啓事及招牌字樣，不準於律師上加任何標榜文字，什麼博士，什麼前任某某官職，某某教授等等，都在禁用之列。現在譏諷人的，動輒說是海派，不知當時的海派，也還不是烏煙瘴氣的呢。

外籍律師，收取酬金，多數是分收性質，即是按件取費。總收包辦的辦法，好像不大聽見。中國同業，最初大半仿照外籍的辦法，談話、出庭、撰狀等等，都分別按時間、次數、件數計算。其辦法，談話是每次現付，其他工作是先交保證金若干（有保證人的也可免予先交），到了相當時期，多半是保證金將完，或到每週末（西例）、月底（中例），就由律師事務所開單計算，多退少補。

本文節選自《謝鑄陳回憶錄》，作者：謝鑄陳（蔡登山主編），出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但是中外風習，根本不同，外人重法律，中國重情感，外國律師不問委託人有無交誼，總是公事公辦，照章取費，毫不通融。中國人總覺得面子上不好意思，對陌生的人還好，若有絲毫關係，就很不便收取談話費，以及按次計算，如像西洋夫婦吃包飯坐電車，各開各帳的作風，我們實在追不上。就是委託人也覺得，分收辦法既麻煩，又不便計算這一場訴訟要多少費用，因此趨重於總收。以後中國同業，也就逐漸將分收辦法取消了。

但是中國律師而西化的，不是沒有。譬如我的朋友金泯瀾，他的事務所就有談話券制度。凡來見的，先要交大洋（當時通行幣是銀元）5元，買一張券，等於醫師的門診掛號券一樣，按號傳入，鐘點過了照加。又漢口律師張履鼇（美國法學博士，後來一度任南美某小國公使），也是全盤西化。

有一天他的朋友宴客，席上談起報上登載某訴訟案件法律問題，主人請教他，客人也有幾位同他討論。到了第二天，同他談話的主賓，每人都收到一張帳單，上載談話費若干元。大家都很詫異。主人去問他，說我什麼時候同你討論法律。他說，「不是那天吃飯席上講的嗎。」主人說，「那是隨便聊天，並不是對那個案件討論。而且在座的人，也沒有誰與那個案件有關係的呀。」他說，「我只知道討論法律就照章收費，不問你們有無關係，不然，其他客人同我談閒天的，爲什麼不向他們開帳單呢。」後來傳爲笑談，見了律師朋友，都先說一句，不敢對你說話，怕帳單到門呀。

【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