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人“走西口”,到底是去哪了?
作者|饃大師 出品|夾饃星球
2023年9月份,陝西榆林市和內蒙古鄂爾多斯市聯合下發了一則通知,決定建立鄂榆兩地交通互聯互通補網強網工作推進機制。
11月5日,延榆高鐵開工建設,同時北端也預留了榆鄂高鐵接軌條件,未來將構成呼包鄂榆城市羣城際鐵路骨架。
一切都在表明,榆林與內蒙古西部地區正在加強聯繫,協同發展。
從地理上看,兩地相連,脣齒相接,還都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從歷史上看,鄂爾多斯、包頭等內蒙古城市的歷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其漢族居民中,很多人的祖籍就是榆林。
這就牽扯到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走西口。它與闖關東、下南洋並列爲三大人口遷徙現象。
從中還誕生了同名歌曲《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頭……”經諸多歌手演繹,已成爲民歌經典,進一步塑造了走西口的移民文化印記。
那麼,到底什麼是走西口?它經過了怎樣的變遷過程?對今天的社會有什麼影響?
關於“走西口”一詞,“走”好理解,但“西口”指的是什麼,學界有不同的觀點。
一種是特指山西省右玉縣西北部的“殺虎口”,它位於山西和內蒙古交界處,是長城的重要關隘。明朝時,軍隊多從此口出發,抵禦蒙古南侵,所以原名叫“殺胡口”。
明清時期,大同是北邊最大城市,以它爲座標,東邊有重要關隘張家口,叫“東口”,相應地,西邊的殺虎口,就叫“西口”。
山西人去塞外謀生,要從殺虎口通過,所以叫“走西口”。
△今天的殺虎口
另一種是指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舊城),距離殺虎口約70公里,是原蒙古土默特部的居住地。山西人出塞外,多是到歸化城去求生活,走西口也叫“去歸化”。
清朝嘉慶年間編修的《烏里雅蘇臺志略》提到:“南至綏遠城(即歸化城),俗曰西口……東南至張家口,俗曰東口……”
民國時期出版的《西北叢編》一書裡面也有記述:“土人稱張家口曰東口,稱歸化城曰西口,西口居張家口、包頭之間,向爲貨物運轉之中樞。”
這兩種意思都是以山西來定義的,他們也的確是“走西口”的主力軍,但去往塞北謀生的人,不只是山西人,還包括河北、陝西等省長城沿線的人。
陝北人出塞外,沒必要跑到四五百公里外的殺虎口出關,就近從榆林沿線的長城關口過去,不更香嘛。他們的目的地,主要也不是歸化城,而是更近的鄂爾多斯和北邊的包頭。
△走西口重要地點位置對比
即便是山西,比如忻州市河曲縣人,他們去殺虎口也遠,更方便的路線是向西渡過黃河,再經過榆林,北上進入鄂爾多斯。
所以,“走西口”的確切定義應該是:長城以內山西、陝西等地的人,通過沿線長城關口,去往內蒙古西部地區謀生的人口遷徙行爲。
“走西口”這一說法具體出現於清朝,但行爲從明朝就開始了。
明朝建立之初,爲防禦蒙古南下,修繕加固長城,在沿線設置軍鎮,最著名的有九個,被稱爲“九邊”。
位於陝北的延綏鎮,就是九邊之一,總兵府設在綏德(今榆林綏德縣),後移治榆林衛(今榆林市區)。
△明朝長城九鎮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九邊重鎮大同在白蓮教的策劃下,發動了兵變。失敗後,這些士卒、教徒向北逃亡,到歸化城(當時叫土默川)投奔俺答汗。
這是早期的“走西口”行爲,是被迫之下的遷徙。據統計,在那幾十年間,遷往土默特的漢人大概有5萬多人,他們在當地想生存,勢必會從事熟悉的農業,墾荒種地。
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在內閣大臣張居正、高拱的籌劃下,明朝與土默特部俺答汗達成和平協議,對其封王,並通貢互市,史稱“隆慶和議”。
之後,在長城沿邊11個地方開設了茶馬互市,這些市集的出入處叫“市口”。大量商人來往販賣茶葉、食鹽、布匹等貨物,也是一種“走西口”行爲。
萬曆三十五年(1607),延綏鎮巡撫劉敏寬在榆林城北4公里處的紅山頂上,修建了一個觀察哨所,以監控明長城線上的貢市情況,名叫“鎮北臺”。
所以,鎮北臺可謂“隆慶和議”歷史的見證,今天是榆林市的重要旅遊景點。
△榆林鎮北臺
陝北地處黃土高原,溝壑縱橫,乾旱少雨,自然條件艱苦,糧食產量少。爲了謀生存,提高生活質量,但凡有機會,老百姓就會去尋找更好的地方耕種。
而土地肥沃的河套地區(黃河“幾”字形拐彎處,包括今鄂爾多斯地區)就是目的地之一。
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在《旅程日記》中記述:“俺答議和,河套世爲百姓耕種,世宗命總兵移鎮榆林,邊外盡入蒙古矣。百姓春種秋回,謂之雁行。”
他們春天離家,去河套地區租地耕種,秋天收成了回來,像大雁一樣,又稱“雁行人”。
明朝末年,陝北農民起義,失敗後,一部分士卒也逃亡到塞外,增加了西口地區的漢人數量。
這些由於各種原因,從長城口裡到長城口外的遷徙行爲,是“走西口”的前奏。
大規模的“走西口”行爲,是清朝康熙年間的事。
清朝初年,爲統轄蒙古,禁止蒙漢交流,劃設了“界地”——“於各縣邊牆口外直北禁留地五十里作爲蒙漢邊界。”
也就是從各縣(堡)城牆向北50裡區域,空出來,既不許漢人耕種,也不許蒙古人放牧,形成一條隔離帶。
同時,清朝也在蒙古實行“盟旗制度”,以防止單一的蒙古部落形成統一力量。順治六年(1649),在鄂爾多斯草原置伊克昭盟,即今天的鄂爾多斯市。
△伊克昭盟與榆林府相接
康熙三十六年(1697),伊克昭盟請求朝廷允許出租土地給漢民、開闢漢蒙交易,以增加收入。此時,經過三徵葛爾丹後,清朝對蒙古的征伐已取得壓倒性優勢,便准許了奏請。
之後,陝北府谷、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定邊6縣的百姓,紛至沓來,在原來作爲隔離區的“界地”裡進行墾種,掀起一個走西口的高潮。
因此,有學者把1697年作爲“走西口”的元年。
1923年京華書局出版的《調查河套報告書》中寫道:“自康熙末年,山陝北部貧民,由土默特渡河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墾種。”
一開始只允許界地內20—30裡土地可供漢人耕種,防止侵佔蒙古草場。到了雍正十年(1732),由於鄂爾多斯遭遇荒災,准許漢民越界耕種,“走西口”的規模進一步擴大。
耕種過的土地,地色變白,禿了,被稱之爲“白界地”。相應的,未耕種的界地,就叫“黑界地”。
△清朝種地的漢子
甘肅作家馬步生在《走西口》中就描述了第一個種黑界地的農民:“那一年春天,漢子沒有遠走他鄉,他趕着自家的一頭牛,扛着犁,走出殺虎口,在黑界地裡種起莊稼來。”
大批陝西、山西移民到蒙古謀生,使得單一的遊牧民族地區,變成了農牧混雜地區。因伊克昭盟南部與陝北相連,這裡的漢人,祖先多來自陝北。
隨着蒙漢關係的改善,明朝時作爲駐軍之地的鎮、衛、堡等軍事機構,也開始變成行政機構。
雍正九年(1731),合併雙山、常樂、榆林、保寧、歸德五堡,置榆林縣,爲榆林府治所。
合併懷遠、波羅、響水、威武、清平五堡,置懷遠縣(今榆林橫山區)。
合併靖邊、寧塞、鎮羅、鎮靖、龍州五堡,設靖邊縣。
合併鹽場、磚井、安邊、定邊、柳樹澗五堡,設定邊縣。
這些縣都屬於榆林府,也奠定了今天榆林市行政區劃的基礎。
△清朝的榆林府(乾隆年間,定邊、靖邊改屬延安府)
此時也正值“康乾盛世”時期,天下安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政策的實施,更使人口繁衍速度加快。到了乾隆末年,中國人口突破3億。
人多了要吃飯,全國的平原、河谷等適合種地的地方,已開墾殆盡,人口與土地的矛盾激增。乾隆十八年,人均耕地面積4畝,乾隆四十九年,降至2.6畝。
爲了謀生,北方地區大量的人口向地廣人稀的塞外遷移,去開墾那裡的土地,促生了移民潮。
整個河套地區,在此過程中,紛紛變成農田。尤其是位於陰山和黃河之間的衝擊平原,叫“後套地區”(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也被極大開發。
△河套地區包括西套、後套、前套
乾隆年間,爲防範沙俄東進,在外蒙古設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兩城,駐防重兵,而軍需需要歸化城供給。從歸化到烏、科兩城,要經過後套地區,商旅往來,帶動了當地的發展。
到了嘉慶年間,陝西府谷縣商人甄玉、魏羊,在後套開設了永盛興、錦永和兩個商號。他們僱人在河套地區開挖了最早的人工乾渠——纏金渠。
河套地區水澆地的糧食畝產量,比口裡那些山田的畝產量增加了10倍之多。商人就在此設點,收購糧食,再販賣到外蒙古。
據《榆林府志》記載,道光十九年(1839),在長城邊外的村莊,神木有587個,府谷有441個,懷遠(今橫山區)有479個,共計1507個。
而這三縣原來在邊內的村莊,總共才1926個。新開墾的村莊,佔比44%。
正是在清朝的大疆域和和平環境中,漢族百姓的遷徙潮,讓許多偏僻之地被開發,也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
“走西口”的第二個高潮是光緒年間到民國25年之間。
清朝光緒三年(1877)至四年(1878),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等地,發生了一場罕見的旱災饑荒,因1877年爲丁丑年,1878年爲戊寅年,史稱“丁戊奇荒”。
當時山西大面積種植鴉片,導致糧食耕地減少,一旦遇到旱災,自然加重了糧食短缺。所以,任何大的災禍,都是天災和人禍交疊的後果。
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稱之爲“二百餘年未有之災”。朝廷欽差閻敬銘巡查災區,寫道:“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何止千人,目睹慘狀,夙夜憂惶,寢不成眠,食不甘味者,已累日矣。”
慈禧太后也急得不行,決定每日用膳費用減少一半,後來又下令宮內停止葷菜,只用素菜,等到下雨後,再恢復葷菜。
丁戊奇荒,約計1000餘萬人餓死,2000餘萬災民逃荒到外地,其中一部分人到災情較輕的西口地區謀生,再次掀起“走西口”移民高潮。
△逃荒圖
蒙古很多未開墾的牧場,租給災民,變成農場,以察哈爾右翼爲例,災後新墾土地近萬頃。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賠款”之後,清政府爲增加財政收入,決定進一步移民實邊、開放蒙荒,並任命兵部侍郎貽谷爲墾務大臣,所以又叫“貽谷放墾”。
清初建立的禁止漢人進入內蒙古地區和禁止墾種蒙荒草原的政策,徹底被打破。
所以,還是那句話,“窮則思變”。
隨着“走西口”的推進,大量漢人移居蒙地,也徹底改變了當地的生態和人文環境。
到了民國三年(1914),北洋政府設置了綏遠特別區,包括清朝歸綏道(歸化和綏遠)的12個縣,以及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等地,也就是內蒙古西部地區。1928年,改稱綏遠省。
可以說,綏遠省完全是“走西口”這一人口遷徙行爲促成的一個行政區域。
△民國時期綏遠省位置和區域
早期“走西口”的人,是被生存所迫,離家求生,春去秋回,和今天的“打工人”一樣。同時,朝廷也限制蒙漢接觸,不允許種地的漢子帶妻子定居,夫妻只能長時分離。
出門在外的人,最需要精神慰藉。在西口地區,便誕生了“二人臺”這一藝術形式,在蒙族民歌的基礎上,吸收了漢族社火的舞蹈,多由一醜一旦二人演唱,載歌載舞。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走西口》這齣戲和民歌,講述新婚妻子玉蓮送別要走西口的丈夫太春,反覆叮嚀,依依不捨,情意綿綿。
唱詞“二姑舅捎來信,西口外好謀生”,點名西口是打工的好去處。“哥哥往前行,拐個彎彎看不清,上房我瞭一瞭,再瞭瞭心上人。”親人的掛念,聽者無不動容。
對於走西口者來說,這齣戲頗能感同身受,傳播甚廣,以至於成爲二人臺的代名詞。
△八十年代的《走西口》磁帶
有些走西口者離家之後,沒有明確的目的地,流浪到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落腳,甚至死了也無人知,成爲孤魂野鬼,被叫做“刮野鬼者”。
有民歌唱道:“十月裡狐子冰灘上臥,提起你走口外我心難過,人家回來你不回,你在那口外刮野鬼……”唱的是一個妻子對走西口的丈夫的掛念,別人都回來了,他卻沒回。
由此可見走西口的艱難和辛酸。
隨着蒙地被開發,人口聚集,當地也慢慢變成了和故土一樣的村落,很多人也在口外定居下來,成爲常住民。
光緒十年(1884),任陝西巡撫的張之洞,發現“走西口”現象,流民來去,治理混亂,遂提出在西口外搞“編戶立籍”。
也就是說,給口外生活的人頒發戶口,這樣一來,他們不再把口外只當作工作的地方,而是作爲家鄉來長期投入和建設。西口人的原籍觀念,開始淡化。
△今天的河套平原盛景
據統計,光緒二十五年(1899),榆林靖邊縣邊外居住民1349戶,人口8372人,佔到靖邊縣總戶數和總人口的59%和58%以上。
還有一批手工匠人,也是走西口的一部分力量。蒙古王公貴族爲了興修王公府第、寺廟等大型建築,會從內地招募石匠、木匠、工匠等,相當於技術人才引進。
到了清朝末年,新學興起,但西口地區十分缺少知識人才,所以很多內地人,開始到西口地區從事教育。
《西北叢編》講道,後套地區天主教堂附設的小學,聘任的是陝西府谷人擔任教師。鄂爾多斯的達拉特旗,則有神木縣人李如堂坐館教學。
走西口從早期的物質層面,上升到精神交流層面,這已屬於正常的社會交往了。
建國之後,走西口的行爲依然有發生,只是規模減少。
初期的土改運動,把地主的土地和財產分給貧農,農民有了地種之後,走西口的動力減少。但有些地主爲了逃脫鬥爭,會跑到偏遠的口外地區躲起來。
事實上,儘管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但陝北的土地本身貧瘠,在農業生產技術沒有提高的情況下,糧食產出依然有限,吃不飽肚子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遇到災年,還是有百姓走西口。那時候戶口管理還不嚴,去往塞北的途徑比較多,也能得到之前在口外定居的親朋的照顧。
到了1958年,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戶口登記條例》公佈施行,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爲“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並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
△宣傳戶口登記制度的圖冊
內蒙古當地政府也對外遷人口的來源進行調查覈實,之前躲到這裡的地主、富農,還是被劃定了出身成分。
在此之後,受政策限制,走西口行爲在名義上停息了。很多偷偷走西口的人,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可能被遣返。
這種狀況持續了20年。改革開放之後,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減輕,口裡與口外的交流恢復。
尤其是1984年的“一號文件”,強調農村工作的重點是“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提高生產水平,疏通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生產”。“流通”一詞很關鍵。
同年,國務院發佈《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集鎮落戶,城鄉二元戶籍政策開始變化。
之後,陝北又掀起一股走西口潮流。不過這一次不是去墾荒種地,而是做長途販運生意。把榆林本地的粉條、小米等土特產販賣到口外,又把口外的牛羊肉、皮襖販賣到口裡。
△八九十年代的榆林
1987年3月16日的《陝西日報》報道:榆林縣鎮川鎮現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農戶從事販運和服裝加工,產品大部分走了“西口”,該鎮農民年加工服裝二百多萬件,產值達一千多萬元。
不過,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沿海地區進入高速發展期,是全國人口流動的主要目的地。陝北人想出外打工賺錢,最好的地方不再是塞外,而是東部發達地區。
新世紀後,隨着能源經濟的崛起,榆林脫掉了貧窮艱辛的命運,成爲西北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2022年,榆林市GDP6543.65億元,並登上“中西部非省會第一城”寶座。
榆林與口外幾個大城市,在歷史上頗有淵源,現在的聯繫也更緊密。
2018年,《呼包鄂榆城市羣發展規劃》出臺,決定發揮各城市優勢,促進區域內部協同發展。
△呼包鄂榆城市羣
在此背景下,榆林被列爲國家現代煤化工示範區,陝西省還專門出臺支持榆林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榆林在中省發展版圖中的地位全方位提升,正全面打造陝西向北向西開放門戶。
回想過去,一代代“走西口”的榆林人民,要突破政策的限制,經歷長途的跋涉,忍受勞累、孤獨和危險,只爲給家裡人掙一口飯吃。
而今,這種被迫的遷徙已經成爲往事,正常的旅遊、商務、交流往來,成爲主題。尤其是在城市羣協同發展之下,早先移民去口外的榆林人,和現在榆林人,彷彿又擁有了共同的家鄉。
歷史兜兜轉轉,唯有好的政策、安定的環境、穩步的發展,才能讓老百姓真正獲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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