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激辯：美國應該尋求和中國冷戰嗎？
9月初，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圍繞“美國是否應該尋求對華新冷戰”話題進行書面形式的辯論和現場的討論。參加辯論的學者有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及東亞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訪問學者馬修·特平（Matthew Turpin）、美國康奈爾大學政府學系中國與亞太研究教授白潔曦（Prof Jessica Chen Weiss）與該大學青年學者、博士研究生Eun A Jo。整場辯論的焦點包括：美蘇冷戰和中美競爭的區別是什麼？什麼叫新冷戰、美國需要什麼樣的對華戰略？美國對華去風險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和需要警惕的風險是什麼？
學者們先以書面的形式進行“開場陳述”，闡述個人觀點，然後是學者對彼此的觀點進行迴應和點評。以下是這場辯論的文字整理。
▲參與辯論學者。
開場陳述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爲，美國和中國已經處於“合作性競爭”關係。美國應該避免美蘇之間的那種“冷戰”，如果美國把對華戰略勝利定義爲像冷戰結束時蘇聯解體那樣改造中國，那很可能會失敗。美國不該妖魔化中國，而是要找到一個比“新冷戰”更有希望的戰略。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中握有王牌。
“中美大國競爭是21世紀上半葉的決定性特徵，但就如何描述這種競爭，各方存在分歧。如果“冷戰”是指激烈的、長期化的競爭，那我們就處於‘冷戰’，但如果我們將該術語拿來比喻過去歷史，那我們尚未進入‘冷戰’，也應該避免‘冷戰’。對冷戰這一歷史事件的各種類比將會誤導我們應對來自中國的真正挑戰。美蘇全球軍事依賴度高，但二者基本上沒有任何經濟或社會依存度。而且，那時候諸如氣候變化這樣的生態相依性問題尚未被提上日程。現在中國帶來的挑戰大有不同。如果我們與中國完全脫鉤，必將給自己、盟友和第三方國家帶來巨大經濟代價”。（全文請見《》）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及東亞政策研究中心的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認爲，中國經濟增長與繁榮離不開同外部世界的持續接觸。她對“中國領導人將美國視爲存在威脅”的觀點提出質疑，並敦促對中國領導人的講話文本進行更精確的分析。
競爭是人類天性之一，在社會各層面無處不在。中美是世界兩大經濟體、軍費開支大國、專利申請大國、奧運獎牌榜精英競爭者，在可預見的將來仍會處於競爭。但這種競爭能否保持理性，還是會滑向一種自我消耗的路線，進而損害中美兩國各自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將取決於雙方做出的抉擇和展現的政治意願。中國的角色不同於蘇聯，很多原因可以解釋這一點。中國願意和任何政體類型的國家打交道，做生意，引領發展，尋求一個讓非西方國家有更大話語權的“多極”秩序。中國對美國本土或美國生活方式並不構成“存在性威脅”（existential threat ）。過去三十年，中國崛起及中國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離不開其改革開放後同美國及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全面合作關係。要想應對中國帶來的複雜挑戰和機遇，美國及其盟友有必要採取更爲精確和多維度的策略予以應對，而不是舉起“全面遏制”的大錘。在經濟方面，美國也要考慮各種對華限制舉措的短期收益和長期後果，以防美國今天的行動所樹立的先例和標準將來反過來傷害到自己。（全文請見《》）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訪問學者馬修·特平（Matthew Turpin）認爲，中國將美國視爲一個事關存亡的“威脅”。他說，美國和中國之間已經處於冷戰狀態。他敦促美國領導人爲長期競爭做好準備，目標是超越中國，不戰而勝或戰則要勝。
過去幾年，新的地緣政治環境已經形成。中美在一個多極世界共存，但雙方對彼此深度不信任，一方對另一方的世界觀也懷有敵意。但與此同時，雙方都承認無法壓倒對方，這促使兩國避免直接軍事對抗的同時，將競爭推向其他領域。這種地緣政治環境就叫作“冷戰”。首先要區別作爲術語的“冷戰”和作爲歷史專有名詞的“冷戰”，後者指1947年至1991年發生在美蘇之間的歷史時期，有具體的環境因素和行爲體，但術語“冷戰”所界定的環境和之前蘇聯爭霸一樣，完全適用於今天中美之間的形勢。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我們希望它如何展開？持續多久？
冷戰的一大獨特特徵是，它是隨着雙方行爲的積累逐漸開啓的，直到雙方達到喬治·奧威爾所說的“沒有和平的和平時代”（Peace that is no peace）的狀態。如果你的對手不願意承認冷戰的存在，那就有助於你將對方描述爲“抱有冷戰思維”，從而讓對方的政治決策複雜化，即便是你自己發起冷戰。觀察到我們處於冷戰並不值得慶賀，因爲這是一種嚴酷的現實。冷戰代價高且危險，但卻是最不壞的選項。代價更高且更危險的做法是假裝冷戰沒有發生，從而導致模糊性和誤判逐步加深。
冷戰並不是美國想要的結果。美國對華接觸戰略也是爲了促使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使其更融合於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而中國將美國的這種接觸戰略視爲威脅，這不是我們的目標。中國政府一直強調反對導致蘇聯解體的歷史虛無主義，準備應對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長期合作與衝突。美國如何參與這場冷戰並取得成功纔是美國面臨的緊要問題。中國將美國視爲“生存威脅”，美國出臺的戰略需要有妥協、犧牲、負責任的領導和投入足夠的時間。
美國康奈爾大學政府學系中國與亞太研究教授白潔曦（Prof Jessica Chen Weiss）與該大學博士研究生Eun A Jo認爲，冷戰的類比更多的是扭曲事實而不是澄清事實。她們不認爲美國和中國已經處於冷戰狀態，敦促美國努力與中國實現和平、建設性的——也是競爭性的——共存關係。
冷戰的類比很誘人，但也忽視了經濟和科技的依賴程度，而正是這種依賴關係使得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可再生能源轉型等共同挑戰時扮演必要角色。冷戰式對抗不是中美的宿命。比起向外輸出革命，中國政府更注重內部安全。事實上，如今幾乎沒有其他國家願意因意識形態結盟。美國將國內民主與專制之間的鬥爭投射到全球政治中，不會引起潛在合作伙伴的共鳴。到目前爲止，美國對中國經濟政策最具體的表述是“去風險，不脫鉤”。對美國而言，最好的做法是與中國建立一種和平的、建設性的——或者也是競爭性的——共存關係。至少，兩國須在一個多元化世界中重燃認同共同利益的實用主義精神。美國的戰略必須把競贏中國的努力置於美中兩國能夠爲世界提供什麼的積極願景之下。在當今更加多極化的世界中，美國必須設定更現實的目標，並優先考慮讓自己國內的自由主義家園井然有序。（全文請見《》）
觀點交鋒
約瑟夫·奈（Joseph Nye）：
我驚訝地發現諸位觀點有積極的共鳴之處。沒有人希望看到馬修·特平（Matthew Turpin）所說的作爲一個歷史名詞的“冷戰”；所有人都同意，正如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所說的那樣，中美之間長期而激烈的競爭已經存在。但帕特里夏·金接着說，“競爭是人類生存的一個決定性特徵”，重要的問題是這是什麼類型的競爭，這種競爭從理性滑向災難的區間內處於什麼位置？或者用馬修·特平的話來說，我們已經面臨着一個“嚴酷現實”，但到底有多麼“嚴酷”仍是一個尚無定論的問題。他指的是多極世界中的“所有領域”。
但世界“多極化”程度究竟有多大？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過，“多極化”這一術語過度簡化了一個現實：當今國際力量的分佈猶如一盤三維空間的國際象棋：第一板塊的軍事力量仍然是單極的，第二板塊的經濟力量是多極的，第三板塊包括衆多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爲體（恐怖分子、黑客等），力量非常分散。就第一板塊軍力而言，儘管中國在覈武器領域的投資逐漸讓這個世界更加多極化，但如果考慮到一個國家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軍力投射的能力，這個世界仍然是單級的；就第二板塊的經濟力量而言，這個世界是多級的，美國、中國、歐洲和日本都是“大國”，過去十年一直如此；在跨國關係的第三塊板上，諸如氣候變化和大流行都超越國家控制能力，所以傳統的“國家極化”的說法毫無意義。這三個板塊是不同的，代表着不同程度的潛在衝突與合作。要想推出明智的戰略，就不應混淆三個板塊之間的差別。
正如帕特里夏·金指出的那樣，在總體的政治競爭中，這種程度的多元化會產生不同影響。蘇聯曾試圖輸出其意識形態並挑戰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存在，中國則不這樣做。在真正的冷戰兩極競爭中，美國面臨的“蘇聯挑戰”將許多外圍衝突變成了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代理戰爭。在多極化和多個權力中心體系下，將邊際利益轉化爲零和衝突的壓力比在兩極分化條件下要小。因此，人們可以預期中美這種長期的激烈競爭是可控的。
但是，正如我擔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時經常對分析師們所說，每一項評估都應該附帶有一個小方框，解釋自己的假設，並列明可能導致自己分析完全錯誤的原因。我可以想到至少有三種情形可能會對我的上述評估產生影響。一是臺灣問題引發的意外危機失控。例如，如果中國試圖封鎖臺海，導致一艘美國軍艦被擊沉或一架美國飛機被擊落，那麼美國援引的制裁和《對敵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可能會迅速將這種可控的競爭升級爲歷史名詞意義上的“冷戰”。
第二種情形可能是，中國如果更加自信地輸出其意識形態，並挑戰美國的全球軍事地位。第三種情形可能源於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教授與該大學博士研究生Eun A Jo將當前的美國努力描述爲“去風險”，而不是在經濟“脫鉤”。正如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所說，我們的戰略是“小院高牆”。但如果美國出現經濟衰退和/或共和黨的孤立主義派與民主黨的保護主義派的共同發力，美國保護主義的擡頭和驢象兩黨對中國的妖魔化可能會使這個“小院”不斷擴大。在這種情況下，競爭更有可能偏離帕特里夏·金所強調的理性的一端。對於我們來說，沒有一個未來是可以預見的，但考慮其他可能的情形，可以提高我們按照我上面建議的思路設計穩健戰略的能力。
馬修·特平（Matthew Turpin）：
如果這場新冷戰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的不安全感，那麼我相信我們可以實現建設性的和平共處。不幸的是，這並不是這場新冷戰的起因。中國國內安全和對外接觸之間的矛盾與兩難境地始終存在。一些人（白潔曦教授）說“氣候危機”和能源轉型是爲中美實現建設性共存提供了機會，我對此深度懷疑。早期的能源轉型，從風能到煤炭再到石油，只會加劇地緣政治競爭。無論一國領導人承認與否，能源轉型已經面臨很大的安全壓力。
我將“冷戰”定義爲一種“狀態”（condition），這個詞是指在除直接軍事衝突以外的所有領域內，雙方開展長期、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冷戰”的目標是比你的對手更持久，不戰而勝。處於冷戰狀態的國家必須制定適合各種形勢的戰略。
而我的同事將“冷戰”定義爲一種應對地緣政治狀況的“戰略”（strategy）。他們拒絕使用“冷戰”一詞，反映出他們並沒有認真考慮這是第一次冷戰在不同環境下的翻版。我認爲不要把策略和狀態混爲一談是很重要的。
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教授與博士研究生Eun A Jo:
假設（如馬修·特平所說）中美之間已經存在全面的敵對狀態，就等於誤判兩國在穩定雙邊關係、維護一個有效的、包容的國際體系、推動民間、商業和科學領域緊密交流的共同利益，這種關係有助於遏制衝突，並使兩國社會受益。這些共同和相互依存的利益，無論多麼緊張，仍然是當前時代的一個決定性特徵，即使雙方的政策制定者都在採取措施減輕風險和減少脆弱性。
任由美國對華冷戰的展開，只會損害我們自身利益，增加熱戰的風險，扼殺互惠關係，將我們與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夥伴隔離開來（它們並不希望與中國建立敵對關係，擔心受到牽連），並危及我們應對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等全球挑戰的能力。制定有針對性的限制措施來保護國家安全，同時又不損害關係到美國領導地位和競爭力的開放性，這已經很難的了，而將中國視爲敵人只會進一步削弱我們保持這種平衡的能力。
發動一場全面的競爭將使美國和中國付出超出雙方承受能力的代價。爲了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影響力，即使在全球力量平衡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美國必須重新投資於一個包容性的秩序，在這個秩序中，中國必然會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在乎的是國內，而且（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認爲，不應該尋求改變中國，使其轉型，而是應努力支撐西方民主體系。
中美兩國領導人都確切認識到，考慮到中美兩國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之間的緊張關係，一個和平、富有成效的共存關係仍然是可取的——甚至是必要的。美國必須抓住這個機會，重新思考自己支持什麼，而不僅僅是反對什麼。美國和中國應該致力於爲多樣性創造一個安全的世界，而不是一場耗資巨大的意識形態衝突，正如約翰·肯尼迪總統所說，美國應該尋求一個成功機率更大的戰略目標。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
四位學者都同意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美國面臨着一個艱鉅任務，那就是要準確地評估它今天所處的地緣戰略形勢，並制定一個明智的戰略予以應對。正如所有討論者所指出的，毫無疑問，競爭是當今時代的核心特徵。但就中美競爭的本質以及競爭是不是當前中美所處環境的唯一特徵的問題上，四位學者存在分歧。
正如約瑟夫·奈、白潔曦和Eun A Jo在各自的觀點中所闡述的那樣，今天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不僅僅是競爭。兩國在經濟上仍然高度相互依賴(即使雙方都在採取措施“降低”兩國關係的風險)。他們還面臨着共同的生態挑戰，如氣候變化和大流行，正如奈所說，這些挑戰“遵循物理和生物規律”，沒有中美合作根本無法解決。
另一方面，馬修·特平認爲美國和中國在所有領域都處於敵對狀態。他把中國領導人的講話當做證據。但如果仔細閱讀中國領導人講話文本，就會發現馬修·特平存在誤讀。中國強調政府幹部保持對黨的信仰，其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鬥爭的表述，和美國領導人讚揚美式民主制度和價值觀的演講，都能體現出兩國競爭中的“意識形態元素”，雙方都相信各自制度的優越性，並相信歷史最終會證明他們的信念。但雙方(目前)都不認爲對方是存在的威脅，而且(目前)都認識到，一種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務實關係是最現實的，也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
雙方嚴重的誤解無法得到糾正、外交挫折導致的幻想破滅、臺海及其他地方局勢因極端民族主義而加劇的意外（或有意）升級，都有可能將局勢推向更具破壞性的方向。中美可能無法在不久的將來達成一種更實際的共存關係，甚至可能以犧牲雙方共同利益爲代價，轉向“所有領域的敵意”。但正如約瑟夫·奈在這裡所說，華盛頓可以“管理一種比新冷戰更有希望的戰略”，它始於準確的評估和明智地發揮好美國手中的王牌。
總結性論點
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教授與博士研究生Eun A Jo:
我們不認爲中美處於冷戰，不認爲我們處於馬修·特平所說的和中國處於“除直接軍事衝突以外的所有領域內，雙方開展長期、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還沒有達到這一狀態。今天的國際環境更復雜，正如約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樣，存在軍事、經濟和文化領域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賴。這使得零和衝突既不可取，也不太可能發生。
但宿命論思維很可能會把我們引向零和衝突，這就是小心解讀中國信號的重要性所在。正如Kim所說，中國領導人的講話常常被斷章取義。中國政府尋求加強黨的監督的同時，也在繼續強調私營企業家的重要性和市場的作用，並且不會對外輸出意識形態。
正如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陳喜娜（Sheena Chestnut Greitens）所寫的那樣，當前不斷升級的道路可能“沒有明顯的出口”。但是，穩定雙邊關係的努力可能有助於抑制這種不安全局勢的升級，加強對行動界限的規範，併爲兩國社會提供急需的時間來應對更緊迫的國內和全球挑戰。我們不應該接受太平洋兩岸日益增長的、相互強化的悲觀情緒，而是要必須重燃中美兩國長期以來發揮巨大作用的務實精神。
馬修·特平（Matthew Turpin）：
抱有”中美都能和睦相處”的願望是完全合理的。在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找到某種方法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建立持久的關係將是極好的，但這種情況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發生。
正如美國保守派外交學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所說，我們已經與中國陷入了一場新的冷戰，“否認主義”只會加劇我們的問題，並使直接軍事衝突更有可能發生。我們不應尋求一種虛幻的“建設性共存”，而是應直接面對現實，向美國人民解釋這種競爭意味着什麼。只有以清醒的方式面對這一挑戰，我們才能設計出一種可持續的戰略來促進我們的利益，同時阻止直接的軍事衝突——一種比冷戰更具災難性的後果。
我對那些在成本和風險面前畏縮不前的人表示同情。這場新的冷戰將是令人生畏的，可能會消耗我們幾十年的注意力。在國內，我們將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取捨，我們當選的領導人將不得不達成某種兩黨共識，我們無法保證成功。美國想要形成和維持一個聯盟也將是困難的，但我們與盟友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遠遠高於與中國建立基於共同利益的持久關係的可能性。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
當分析人士評估21世紀中期中美關係的軌跡時，最壞和最好的局面會是什麼樣子？軍事衝突會造成人員傷亡，軍備競賽會造成資源緊張，人類安全隱患增加；無法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全球衛生災害，兩國民間關係破裂，這些都是災難性的局面。考慮到美中關係的現狀，如果能在未來20年裡阻止這種事態發展就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成功了。
一個好的起點是，中美要明確地認識到，一方屈服於另一方所有要求的這種“徹底失敗”是不現實的。兩國領導人還應該向國內民衆和彼此堅定地表明，外交接觸既不是浪費時間，也不是向對方的讓步，而是建立更穩定、更富有成效的雙邊關係的必要手段。
這些努力不一定會奇蹟般地解決兩國的很多問題，也不會突然讓兩國在一系列跨國挑戰上協調一致，畢竟中美過去在所有問題上的看法從來沒有一致，今後也不會一致。但是，雙方多領域競爭的同時，也應該追求共同利益。即使是美蘇都可以在冷戰期間設法以有限的方式合作，而相比較惡言，中美的相互依存度更大，命運也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彼此也應該尋求超越冷戰式競爭的關係。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
我仍然認爲諸位觀點有相當多的重疊之處。馬修·特平正確地提到，人們不應該把狀態（condition）和策略(strategy）混爲一談。這就是爲什麼我在開頭指出，如果“冷戰”意味着一種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狀態，那麼我們已經處於這種狀態，但如果它意味着與1945年之後的冷戰時期類似，那麼我們不是，也不應該基於這種假設來制定我們的戰略。
狀態也會因時間和問題領域的不同而變化，權力分配也會隨之變化，雖然中俄有人可能會把這種權力分配寬泛地形容爲“多極化”（multi-polarity），但這個詞可能會讓我們的分析人員感到困惑。在軍事力量平衡方面，美國仍然是唯一一個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投射軍事力量的國家，但就經濟力量而言，世界是多極的（美國、歐洲、中國、日本），而且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如此。即使在經濟領域，中國在貿易相關的次要問題上也表現出色，但國際貨幣體系仍然更接近單極。而在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等不受政府控制的跨國關係議題上，談論兩極是沒有意義的。換句話說，不能採取一刀切的做法，我們應該根據這種情況來制定中國戰略，而不是基於誤導性的歷史類比。我已經在上面的評論中描述了美中關係中的各種權力狀況，並提出了適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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