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父母，培養出多少「失敗的谷愛凌」？
文/劉三金
編輯/米利暗
提起精英薈萃的地方，美國硅谷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科技是這裡的代名詞，海量的工作機會和可觀的薪水吸引着無數科技人才在此匯聚，其中包括數量龐大的亞洲移民。
然而在光鮮的背後，很多精英家庭的孩子卻承受着難以想象的壓力。
今年二月份，一個16歲的華裔女高中生臥軌自殺，讓硅谷的高中在美國互聯網又引起了討論。
網友們敘述着自己在硅谷上學時的經歷，以及對硅谷課業壓力的所見所聞。
“我女兒以前去過那裡，那個環境就是高壓鍋。”
“移民家庭給孩子的壓力太大了，競爭激烈得彷彿失控了一樣。”
更令人唏噓的是，在過去十幾年內，硅谷的高中經歷過不止一次的自殺潮。
這些破碎的家庭都想把孩子培養成課業滿分的谷愛凌，然而他們的幻夢都破滅了。
事發高中名字叫做岡恩高中（Henry M. Gunn High School），位於加州的帕洛阿爾託市，這也是硅谷的主要城市。
在這所亞裔佔比近一半的學校裡，學生十分優秀，每年約有20名學生進入斯坦福大學。74%的學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擁有研究生學歷。
與岡恩相距不遠的另一所精英中學Paly高中（Palo Alto High School），情況也類似。亞裔近四成，美國高考SAT成績超出州平均水平近200分。
然而，伴隨亮眼成績一同出現的，是該地區難以忽視的青少年自殺率。
2009年至2010年，帕洛阿爾託有六名高中生自殺。2014至2015年，又有五名高中生自殺。
由於城市裡有鐵道經過，因此學生們自毀的方式也出奇的一致——臥軌。
頻繁且大規模的案例讓輿論譁然。隨後學區採取了多種措施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
不過，此後的幾年雖然沒有再出現過自殺潮，但總還是有零星的案例。
2017年，岡恩一名高年級學生在家中自殺身亡；2021年，已經從岡恩畢業四年的新加坡裔男生臥軌自殺，此前他已與抑鬱症抗爭多年。
在外人看來，精英學校的孩子家庭富足、前途無量，做出這樣的選擇實在令人費解。
事實上，這些悲劇的來源恰恰在於精英文化。
在帕洛阿爾託，學生的首要目標是進入頂級大學。
但申請名校談何容易？二十幾年來，頂尖大學的錄取率不斷下降。
以哈佛大學爲例，1990年的錄取率爲14.3%，到了2015年，這一數字變成了6.2%，如今更是隻有3.19%。
爲了增加成功的機率，學生只能儘可能多地選修高難度課程和參加課外活動。即使他們對這些都毫無興趣。
Paly高中的泰勒·邱，一進學校就參加了水球訓練班。此外她還是校游泳隊、女童子軍、爵士樂隊和話劇團的成員。
回到家後，家裡也有一些雷打不動的規矩：家庭作業做完才能玩，學校佈置的所有任務也必須要完成。
同大多數亞洲父母一樣，泰勒的媽媽每天準時到校接她回家，清楚她每一次的考試時間和成績。
密不透風的作息安排讓泰勒喘不過氣，但她能做的卻只有遵從父母的意願。
最終在一天夜裡，泰勒吞下了一瓶止痛藥。好在父親及時發現，纔沒有釀成悲劇。
競爭是加劇學生壓力的另一大因素。
“有人成功了，就意味着其他人正在落後。”這是帕洛阿爾託學生們的信條。
有時候，這種比較還會延伸到家庭，孩子和父母比，和兄弟姐妹比。當發現自己落後時，就會產生巨大的失望感。
長此以往，沒有進入頂尖大學即是失敗，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公理。
2015年，當自殺潮被媒體報道後，畢業於哈佛的NBA球員林書豪發帖講述了自己在Paly高中的心路歷程。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還是高一的時候，就堅信接下來四年的平均績點將成就我的未來，或者毀掉我的一生。”
“我每天都在思考，每份作業、每個項目、每次考試都決定着我進入頂尖大學還是普通大學，決定着成功與失敗、幸福與痛苦。”
林書豪還表示，無數個星期日的晚上，他都會從沒考好的噩夢中驚醒，一身冷汗。高中短短四年，他就經歷了兩起同學自殺的事件。
高壓程度，可見一斑。
對於亞裔學生來說，面臨的壓力似乎還要更多一些。
即使他們成績很好，也容易被招生官視爲“學習機器”。很多時候，和其他族裔相比，他們要做得更多更好才能進入同一所大學。
這從紀錄片《再加把勁》裡可以窺見一二。
該片展現了舊金山頂尖公立高中洛威爾高中的學習情況。這所學校亞裔學生是主要羣體，東亞人熟悉的“努力”隨處可見。
父母來自中國大陸的索菲婭是網球隊的隊長、慈善組織的聯合主席、編程俱樂部的副主席，同時還是校報的編輯。
父母來自中國臺灣的埃文覺得成績無法定義一個人，但在臺灣習慣了努力的媽媽不這樣覺得。
同帕洛阿爾託一樣，這裡的孩子也相信答錯一題，整個人生都會不同。因爲那意味着：得分從A到B或從B到C，這會影響整體成績，進而影響平均績點，最終影響進入哪所大學。
不過，在洛威爾，就算GPA4.0、SAT接近滿分，被斯坦福錄取的概率也只有五分之一。
學校的物理老師直言：“即使你應該被錄取但你可能也進不去常青藤大學。因爲——你是亞裔。”
在名校招生官眼裡，洛威爾的學生只會背誦一堆材料。而他們想要的，並不是這種千篇一律的學生。
紀錄片的最後，索菲婭被哈佛、耶魯等六所名校拒絕，埃文也被所有藤校拒絕。
2021年，一位SAT接近滿分的亞裔學生接連被六所名校拒絕引起廣泛熱議。
這名學生直言不諱地表示：“作爲亞裔美國人，我有20%的機會被哈佛錄取，作爲非裔美國人，我有95%的機會。”
〓 當事人Jon Wang
至於原因，不得不提到美國的“平權法案”。
上世紀六十年代，爲了保障少數族裔享有平等進入大學的權利。美國高校依照“平權法案”，爲特定族裔學生保留固定的名額。
這原本是促進公平的事情，但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亞裔與非裔、拉美裔同時進入候選名單時，該法案卻傾向錄取非裔等其他少數族裔。
在很多人看來，這已經屬於反向種族歧視。
有公平招生組織認爲，在亞裔美國學生中，對偏見的感知導致了“異常高”的焦慮和自殺水平。
再加上移民家庭向上流動的壓力，與骨子裡難以卸下的緊繃，亞裔青少年心理負擔更重也就不足爲奇了。
極端一些的，則走向了更可怕的不歸路。
2010年，一場綁架案震驚北美。
來自越南華裔移民家庭的珍妮弗·潘僱兇綁架父母，其中父親遭遇重傷，母親不治身亡。
從上學起，珍妮弗就是“別人家的孩子”：三歲學鋼琴，六歲學花樣滑冰，家中擺滿了獎盃和證書。
學校裡的珍妮弗成績也很優異，小學時門門功課都在85分到95分之間，屬於班級的榜樣。
整個童年，她都在訓練和家庭作業中度過。
滑冰訓練到晚上十點——熬夜做功課——第二天早起訓練，這一條按部就班的作息成爲珍妮弗的日常。
就連週末她也很少去同學家玩，朋友的生日派對更是幾乎不參加。
〓 珍妮弗·潘
不過，在嚴格的教育和模範學生的光環下，珍妮弗漸漸養成了極端完美主義的性格。
如果朋友的成績超過她，她就會很惱火，暗暗下決心一定要贏回來。不允許自己輸的好勝和志氣一直根植在珍妮弗的骨子裡。
然而到了八年級，珍妮弗還是等到了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挫折”——沒能當上畢業生代表。
習慣了當優等生的珍妮弗無法接受現實，她覺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毫無意義。
到了九年級，珍妮弗的成績便開始大幅下滑，各科均分掉到75，從門門得A的好學生變成了中等生。
爲了避免父親看到成績後的憤怒，珍妮弗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製造一份假成績單。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後，便再也無法關上。於是，珍妮弗的行爲愈發大膽。
高中最後一年微積分掛科導致她無法上大學，她製造了假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被“錄取”後，她每天都揹着書包按時“上學”、“記筆記”，實際上則是前往社區圖書館。
後來她又騙父母說自己以優異成績轉學到多倫多大學的藥學專業。
這期間，她還瞞着父母交了一個涉嫌販毒的男朋友。
〓 珍妮弗的男友
可紙哪裡能包得住火？謊言越多，被揭穿的壓力就越大。終於有一天，事情徹底敗露。
大發雷霆的父親不許珍妮弗再踏出家門。
無法獲得自由的日子裡，珍妮弗覺得這一切都是父親造成的。殺掉父親的念頭從此在她心裡埋下了根。
三個月後，便有了上面提到的悲劇。
諷刺的是，庭審時，珍妮弗的父親說直到慘案發生前的那一刻，他都覺得家人過得幸福快樂。
績優主義像植入華人家庭中的病毒，你無法抗拒它的魅力，每一個成員都爲光鮮亮麗的成績而着迷。
而一旦超過了它應有的限度，便會將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彼此憎恨。
身在高度競爭環境中的硅谷更是變本加厲，因爲如果你的人生樣本是谷愛凌，那麼不僅僅要上常春藤，而且所有課業都要拿到A。
與此同時還要成爲單項運動的奧運冠軍，出入名利場與各國頂級名流推杯換盞。
但是，世界上又哪裡有這麼多的谷愛凌呢？那一整套的“優秀”模板，又真的適合每一個孩子嗎？
參考資料：
1.San Francisco Magazine.Why are Palo Alto's kids killing themselves?
2.紀錄片《Try Harder》
3.紀錄片《別人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