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宏觀調控不要變成微觀干預

本站 財經6月訊 本站 財經《 意見中國－－經濟學家訪談錄 》欄目近日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他是典型的經濟學者。他的經濟判斷，總是基於大量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他用踏實的實證研究證明，大量的政府幹預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他認爲政府應注意宏觀調控的界限，在調控工具上應謹慎選擇。他反對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採用對抗思維，而主張根據中國的實際需要增加匯率彈性。以下爲訪談實錄：

宏觀調控不要變成微觀干預

本站財經：盧老師，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政府出臺了很多宏觀調控政策，您是研究宏觀經濟的專家，請問中國的宏觀調控有哪些特點？近些年來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

盧鋒：中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目標。最近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同學做了一個專題的研究，對這樣一個問題進行了一個比較專門的研討，其中一個基本的結論或者概括性的發現，就是我們現階段的宏觀調控政策在工具的選擇上具有一種比較明顯的，多樣化的特點。所謂多樣化的特點就是說除了也採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常要採用的這樣一些參數型的、價格型的、間接性的調控以外，同時可能也根據不同階段的情況，比較多的，或者比較頻繁的採取一些產業政策，類似產業政策或者部門性的、數量性的一些調控手段，甚至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也採取一些直接的行政干預的方法，構成了中國現階段宏觀調控政策手段選擇的多樣化特點。我想這個特點當然也是跟中國現在的轉型經濟這樣一個背景相聯繫的，客觀上也起到了一些積極的效果，但是同時我們要認識到，這樣一種表現和現象也在反應了我們的宏觀政策的架構還不夠完善，可能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理順經濟關係，進一步完善開放宏觀經濟政策的架構，來使我們的宏觀調控政策更加有效，跟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這樣一個基本體制規定更加協調。

本站財經：我們的宏觀調控政策似乎有很多目標，比如又想防通貨膨脹，，又想治理產能過剩，又想保持GDP的增速，這種這種多目標的宏觀調控是可以實現的嗎？

盧鋒：這個問題很重要。狹義的宏觀政策應該說是側重於調整總需求的。

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轉型階段中，我想它既需要重視一般的市場經濟一般原理規定下的宏觀調控的範圍的界定，但是同時大概也很難侷限於這樣一個比較狹義的定義，所以它把有一些比較明顯的，超越了總需求管理的一些政策目標也納入到宏觀調控的概念當中，這個確實也是導致目前宏觀政策多樣化、宏觀政策可能會進入到微觀領域的一個重要的體制背景。

你說中國現在的宏觀調控完全是非常嚴格的守着總需求，可能也不現實，也未必是最好，但是反過來我們也要注意，如果把宏觀調控的範圍界定得過寬，可能又使得我們干預的範圍跟市場經濟調節的界面又有一些交叉或者有一些矛盾，在這裡面就需要找一個比較適當的平衡。

本站財經：在治理產能過剩的時候，政府經常會出臺一些限制民營企業投資的政策，這是不是對民營企業產權和經營權的不尊重？

盧鋒：這個例子可能就恰好說明了，剛纔我們講到的如何理解宏觀調控的問題。你看在過去一段時期裡面，因爲擔心經濟生活領域有一些產能過剩以及可能帶來的一些問題，所以有關部門採取了很多措施，對產能過剩加以治理。我在專題研究報告中把所有的措施歸納爲五大類。我非常樂意肯定有一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積極的，比如說給企業、市場提供一些信息，發揮政府的信息優勢。

像環保的治理，像排放、污染方面的治理有時候也在產能過剩的概念下進行。我想環保本身這個措施是合理的，但今後可以慢慢跟產能過剩的概念摘鉤。你環保要控制污染，產能過剩產生環保問題也應該控制，產能不過剩，但是如果企業犯規了、觸犯了環保的紅線也應該控制。

其中比較引起關注的就是在產能過剩的概念下，利用各種方法限制有一些部門的投資。這個問題實際上跟前面講的宏觀調控的範圍界定恰好非常有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具體案例，爲什麼這麼說？宏觀的總需求管理，往往會涉及到投資，或者說，投資的限制這樣一種管理措施，具有總需求管理的含義。

但是第二方面它又有中國特色，爲什麼？因爲我們對投資的限制，第一，主要不是採用一種總量的參數調節的辦法，不是用利率、也不是說政府財政政策的改變來減少投資。它不是一個總量的控制，而更多的是一種部門性的控制。具體的機制我想大家都比較瞭解。有關部門可能認定了某一些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或者說有可能出現產能過剩、疑似產能過剩，那它可能就要採取一些部門性的准入、覈准，包括一些數量控制的辦法、產業政策的辦法，通過這些辦法限制投資。用這些辦法限制投資，確實是需要值得反思的。獨立於這樣一些監管的要求，額外地說產能過剩，我不讓你投某些項目，或者有選擇性的說，有哪些地方哪些企業不能投，這個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宏觀政策跟微觀決策機制的一個關係界定的問題，搞不好的話，可能就會出現國家的領導人也擔心的宏觀調控干預微觀這樣的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