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靜　許士道｜研究生人力資本與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效應研究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1.01.10

摘要

基於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2003—2018年的面板數據，研究了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表明，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均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卻對經濟增長產生了不利影響。進一步分析表明，省域範圍內的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空間相關係數大致爲21.23%。在考慮空間相關性後，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對本地區經濟增長仍然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促進作用有所下降。建議在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和增加創新投入的基礎上，着重解決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協調機制問題。

關鍵詞

研究生人力資本；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產學研協同

一、問題的提出

2017年，從武漢、長沙、成都等城市的人才引進政策開始，全國範圍內陸陸續續開始了“搶人大戰”。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有超過100個城市參與，且“搶人”趨勢仍在持續。縱觀各城市的人才引進政策，學歷通常是其政策內容的核心。“搶人”的城市針對不同學歷的人才進行多重補貼：如落戶政策、生活補貼、住房補貼等，尤以具有碩士和博士學歷的人才爲首要引進對象，甚至對具有碩士及以上學歷的人才取消落戶的年齡限制，以進一步加快人才的引進。

人才是支撐未來發展的重要資源。在我國人口紅利日趨消失之後，人才紅利的挖掘及爭奪成爲發展的重要議題之一，而研究生教育則爲人才紅利的實現提供了重要的路徑。在我國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趨於平緩，而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由於研究生教育通常更注重知識創新和生產以及相關科研能力的培養，因而可以通過更科學的方法增加受教育者的人力資本，這也是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所在。在各地區人才競爭的新格局下，研究生教育通過增加受教育者的人力資本，爲地區的創新型發展奠定基礎，因而研究生教育成爲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的重要途徑。當前的研究生教育服務於國家戰略需求，踐行“高端人才供給”和“科學技術創新”的雙重使命，使得研究生教育成爲我國未來實現人才紅利和創新發展最有效的途徑。不同於本科教育中對科學知識進行大衆化傳播的方式，研究生教育模式是精英化、專業化教育與大衆化教育相結合的模式，而學科分工和學歷分層則是這種教育模式得以實現的基礎。

社會分層理論認爲，社會分層實質上是不同主體擁有的資源不均等帶來社會地位的差異。由於社會資源存在稀缺性，這種地位差異性會一直存在。當社會分層的主流標準開始以學歷爲主時，學歷在社會分層中的地位就愈加重要。事實上，儘管學歷並不能完全反映受教育主體的真實能力，但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學歷卻能具有強烈的信號顯示作用，其暗含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水平、個人能力和人力資本水平，並賦予了學歷持有者一種規範化的社會資格。

研究分層理論的學者通常將職業視爲個人社會地位的綜合性指標。隨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研究生學歷體現了更高的社會認可度，由此產生了相當大的職業壁壘，而研究生教育的分層篩選功能使得層級以下的人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才能進入層級以上。這種壁壘帶來的差異意味着，擁有研究生學歷的羣體將會通過較高的職業門檻獲得相對更高的社會階層地位。由於未來就業市場上存在人才的供需變化，而研究生和本科生存在不完全替代性，且隨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及經濟發展的需要，研究生學歷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本研究在此基礎上嘗試分析，以研究生教育爲基礎的人力資本提升能否成爲經濟發展的高效推動力。

通常認爲研究生教育是培養高層次的創新型和應用型人才最直接有效的途徑，也是培育並釋放人口紅利的主要方式。那麼，研究生教育帶來的人力資本提升是否得到有效運用，其經濟增長效應如何？

較早研究教育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Schultz），其基於人力資本理論計算出美國1929—1957年間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致爲33%，自此開啓了世界各國學者關於教育乃至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的研究。隨着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相關學者如Lucas、Romer等認爲，經濟發展的源泉是內生的，相關的創新和技術水平由經濟體的人力資本水平決定，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夠帶來人力資本的持續積累，並推動經濟的發展。重要的是，內生的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並不會經歷邊際收益遞減，因而教育能夠帶來發展的規模報酬遞增。

在我國，隨着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普及，研究生教育的規模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開始得到重視。袁本濤等通過對比發現我國大陸地區的研究生人才存量與相應的人才需求不匹配，難以實現研究生教育的規模效應。黃海軍和李立國發現，研究生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爲4.11%，遠低於物質資本的貢獻率。李立國和杜帆計算出我國研究生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致在3%~4%，研究生教育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尚有較大提升空間。進一步的研究從空間溢出視角出發，研究了研究生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實際上，研究生教育需要與其他不同的條件相結合，才能釋放出其經濟增長效應。楊玉和趙哲的研究表明，研究生教育需要與區域經濟結構相協調，才能更有效發揮研究生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王樹喬等則證實，隨着人均GDP的增加，研究生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會逐步加強。李立國和杜帆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制度和人力資本相互耦合的前提下，研究生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纔會在更大程度上顯現。也有部分研究表明，研究生教育的經濟效應與經濟體所處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相關的經濟效應越明顯，而當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時，研究生教育的經濟效應會呈現出差異性。

從現有的研究上看，與研究生教育相關的人力資本的經濟增長效應開始得到重視，但相關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間。其一，現有研究通常使用研究生的招生人數、研究生教育投入或研究生學歷授予量來衡量研究生教育水平。但實際上，研究生教育從招生開始到實現經濟效應存在較長的時滯性，且時滯性各異。倘若以研究生招生人數或者學歷授予人數來衡量研究生人力資本，則只關注當期流量，忽略了存量效應；其二，對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勞動者進行研究，體現了對人力資本的應用，而區域內部的創新活動是相應人力資本得以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之一。當創新成爲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時，創新驅動將會影響以研究生學歷爲基礎的人力資本水平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過程。因此，本研究在考慮研究生人力資本的同時，將創新驅動因素納入考量，分析二者的互動如何影響經濟增長。

二、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1. 模型設定。本研究選取了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2003—2018年的面板數據，建立如下模型檢驗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其中，i表示各個省市自治區，t表示時間，λ表示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效應，μ表示不隨個體變化的時間效應，ε表示模型設定存在的隨機誤差項。

2. 變量說明。被解釋變量：gdp表示去量綱化處理後經濟增長。本研究使用各地區年度GDP來衡量經濟增長，並基於價格指數將各年度的名義價平減爲以2003年爲基期的不變價。同時，爲了避免GDP量級上的差異對分析結果可能產生的偏誤，本研究對變量進行去量綱化處理，具體處理方式爲：gdp=(gdp2003-gdpmean)/(gdpmax-gdpmin)，其中gdp2003表示以2003年爲基期的不變價GDP，gdp則表示去量綱化處理後的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pg表示研究生人力資本。本文采用就業人員中具有研究生學歷的勞動者佔比來衡量研究生人力資本。理由在於，儘管各地區的研究生人力資本的絕對數值難以衡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某個地區的就業結構中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就業者佔比更高，則該地區的研究生人力資本要顯著高於其他地區。且在當前的就業結構中，有較多的職業類別僅面向有研究生學歷的人才，同時，研究生學歷擁有者較強的學習能力會強化這種就業結構，最終帶來較強的職業壁壘。因此，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勞動者能夠通過較高的職業門檻獲取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水平。相較於現有研究的衡量方式，這種衡量方法考慮了就業結構中的研究生存量，既避免了使用研究生流量來衡量其經濟效應帶來的不足，也避免了從研究生招生開始到畢業的時間滯後，還能從跨期研究生人力資本積累和應用角度直接衡量其經濟效應，相關數據來源於《中國勞動統計年鑑》。rdqd表示創新驅動，使用各地區的研發強度來衡量，避免了因研發支出的絕對規模差異可能產生的影響，數據來源於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同時，爲了衡量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之間的協同機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研究在迴歸過程中加入了二者的交互項。

X表示控制變量集，包括：市場化程度market，使用各地區非國有勞動人員佔比來衡量；固定資產投資ainvest，使用各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來衡量，並平減爲以2003年爲基期的不變價；外貿依存度open，使用各地區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fdi，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表示，並折算成以2003年爲基期的不變價；基礎設施水平infra，使用每公里公路承載的貨運週轉量來衡量。相關數據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鑑以及各地區的統計年鑑。變量的相關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二）迴歸結果分析

基準迴歸結果如表2所示。從迴歸結果可以看出，研究生人力資本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這一結論爲我國擴大研究生教育的數量和比重提供了經驗證據。儘管研究生教育推遲了部分勞動者進入勞動市場的時間，但接受研究生教育能夠顯著增加受教育者的人力資本，也使得高學歷的研究生更有能力運用前沿知識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持有研究生學歷表明個體勞動者擁有較強的學習能力，相關的勞動個體在進行生產時更能通過“幹中學”“職位匹配”等方式提升其生產效率，進一步增加其擁有的人力資本。因而，就業結構中的研究生人力資本越多，經濟增長水平越高。從估計係數上看，研究生人力資本每增加1%，則經濟增長水平大致可提升0.0925%。

創新驅動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促進了經濟增長。創新驅動水平增加1%，則經濟增長水平大致增加0.1712%。在我國要素投入驅動經濟增長作用逐步減弱的現實背景下，以創新帶動科技進步成爲我國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這一結果證明了我國加大科技投入、實行創新驅動戰略的合理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的交互項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儘管此抑制作用在加入所有控制變量之後變得不顯著，但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變量與交互項的聯合顯著性檢驗均拒絕了原假設，且結合前幾列的迴歸結果可以認爲，此抑制作用是顯著存在的。這一結論似乎與常識相悖，但是結合我國當前科技研發的產出效率和產學研相結合的現狀，這一結果卻也不無道理。2018年，中國政協委員遲福林教授指出，近年來我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不超過30%，距離發達國家70%左右的轉化率存在較大差距，科研投入和產出存在脫節現象。從科技成果應用上看，我國當前的產學研現狀也存在脫節現象，我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動呈現出“科研孤島”的特徵，衆多科研單位孤軍奮戰和重複研發的成果大量涌向技術市場，造成了脫離需求的技術供給現象。一方面由於科技產出和科技應用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另一方面在於科技成果的供給方需求方之間存在供需錯配，表現爲科技產出得不到市場認可，而市場主體的高科技需求又得不到滿足，供需脫節導致了二者之間的不協調發展。當就業結構中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勞動者逐漸增加時，相應的高科技成果需求會逐步提高，而創新驅動的供需錯配帶來的失衡，使得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勞動者無法高效發揮其潛在的生產效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

（三）進一步分析：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分析

隨着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和信息化網絡的建設，各地區之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區域間人口和各類生產要素流動的地區壁壘逐步被消除，市場分割現象也逐步得到緩解，人力資本和創新活動的經濟影響也逐步呈現出了跨地區的特徵。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地區間的經濟增長是否表現出了明顯的空間外溢特徵。爲此，本研究通過建立空間自相關（SAR）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SEM）對此問題進行驗證，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gdpit-1表示本地區經濟增長的滯後項，gdpt表示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w'表示設定的空間權重矩陣的第i行，X'表示控制變量集，包含的控制變量與上述分析相一致，m'表示擾動項空間矩陣的第i行。

關於空間權重矩陣W的設定，本文采用相鄰矩陣表示，其中矩陣的第i行第j列元素表示爲：若i地與j地相鄰則對應元素爲1，否則爲0。考慮到海南省與任一省份均不相鄰，但海南省與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距離較近，且經濟往來愈發密切，因而，本研究的相鄰矩陣中，設定海南省與廣東省及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對應矩陣元素爲1。迴歸過程中對矩陣進行標準化處理。

在迴歸分析之前，本研究採用Moran指數對變量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進行檢驗，檢驗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S2表示樣本方差，wij爲設定的空間權重矩陣的第i行第j列元素。在進行Moran指數檢驗時，本研究考慮變量在空間上可能存在的正反雙向相關關係，因而在檢驗過程中進行雙尾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除了被解釋變量的Moran指數外，本研究同時彙報了核心解釋變量的Moran指數作爲參照。從Moran指數的檢驗結果上看，地區間的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且空間相關指數在20%上下波動。由於相鄰省份的地理環境、文化環境均存在較強的相似性，因而發展的路徑選擇可能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同時，相鄰地區的政策也更容易出現正向外溢性，在發展過程中地區之間也會存在一定的模仿效應，這表現在各地區經濟增長的Moran指數的顯著正相關性上。同樣可以看出，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也在大部分年份中呈現出明顯的空間相關性。從結果上可以看出，變量在地區之間存在明顯的空間相關性，因而分析其空間相關性是合理的。相關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列示了本研究的空間相關性的分析結果，爲了便於對比，本文同時列示了基礎迴歸的結果。根據對數似然值檢驗原則，空間自迴歸模型的擬合優度優於空間誤差模型，因此本研究以空間自迴歸模型爲基準進行分析。空間自迴歸模型的空間滯後項的係數ρ（rho）顯著爲正，這表明本研究考查的空間相關性是存在的，從滯後項的係數可以看出，相鄰地區間的經濟增長大致會有21.23%左右的空間相關性，這與Moran指數的分析結果相吻合。

從變量的迴歸係數和顯著性水平上看，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的估計係數依舊顯著爲正，但估計係數較基礎迴歸有所降低，表明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一定的正向“漏出”。原因在於，當前有形的基礎設施網絡和無形的信息化網絡建設使得地理空間上的絕對距離被相對縮短，區域間的生產要素更多表現爲跨區域流動，與此相關的要素市場分割現象也得到了有效緩解。由於高學歷的勞動者對人力資本應用和技術平臺的要求更高，更容易出現跨地區流動，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出現了明顯的“漏出”，從0.0925下降至0.0531。同時，以創新爲代表的新興經濟驅動力不僅會帶來直接的空間要素流動，同時還會通過“示範效應”和“學習效應”間接提高區域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而言，創新驅動對臨近地區的間接推動作用可能佔據主導，這使得創新驅動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直接“漏出”水平不高，從0.1712下降至0.1527。而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的交互項的係數依舊顯著爲負，這表明即便考慮空間相關性，區域內的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的不協同機制仍然存在。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使用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2003—2018年的面板數據，分析了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第一，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的互動作用對經濟增長產生了不利影響；第二，相鄰地區間的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相關性，相關係數大致爲21.23%。考慮空間相關性後，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對本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依舊顯著爲正，但促進程度有所下降，而研究生人力資本和創新驅動的互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依舊顯著爲負。

（二）政策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爲了加強我國當前就業結構中的研究生比重，實現研究生人力資本的積累，我國的研究生教育要注重規模的擴大和結構的調整。既要將當前的高等教育結構向上移動，逐步擴大研究生招生的規模，也應優化研究生培養的結構，注重研究生培養方式的多元化，提升研究生教育的深層次人力資本，推進研究生人力資本由量到質的轉變。

第二，在實施創新驅動方面，要加大各地區的科研創新投入，尤其要突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地位，增加關鍵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創新投入，搶佔科技高地，提升創新驅動的質量。國家層面上，要統籌謀劃地區間創新驅動發展的長期佈局，深化地區之間的創新體制協調機制，實現創新驅動空間溢出的積極聯動。由於創新驅動發展中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因而各地區要給予區域內部的創新活動一定的容錯率，加大對創新活動的支持力度，搭建企業、高校、政府互通互促的橋樑，切實做好對創新行爲的保護，引導創新成果落地。

第三，針對當前的創新驅動成果與應用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協調問題，要加強創新主體之間和成果應用方之間的交流合作，既提升科研經費的利用效率和產出效率，也要完善科技研發與市場主體需求之間互動機制。高校、科研院所和研發企業的科技創新成果需要技術市場以及合作協議的“驗收”，使得科技成果最終實現落地。因而，創新驅動中的科技研發要着眼於市場上研究生人力資本應用的需求，帶着需求搞研發要遠勝於帶着獨立研究成果找市場，因爲從源頭上接觸市場能夠使產學研過程更加高效，與其“推着船去找海”，不如從根本上讓科技創新活動服從於市場需求，徹底解決科技創新成果與市場應用之間的脫節問題，形成從市場需求開始，途經科技研發，最終落地到市場應用的產學研相結合的科研生態鏈。

作者

江　靜，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江蘇南京　210093

許士道，南京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江蘇南京　210093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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