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此輪校園示威不會有深遠影響（孫太一）
美國挺巴學運事件不僅不太可能影響實際的政策以及今年的美國大選，它和60年代的反戰抗議也有本質上的區別。圖爲德州大學學生與州警對峙。（美聯社）
隨着示威抗議在美國校園的蔓延，全球媒體都在聚焦事態的發展。 報導的同時，有的人開始揣測隨着抗議規模的不斷擴大，這會不會又是一次類似60年代反越戰抗議那樣的能深遠影響美國政策並改變大選結果的重要社會事件？ 事實上，此次事件不僅不太可能影響實際的政策以及今年的美國大選，它和60年代的抗議也有本質上的區別，當前不同的校園內狀況也很不一樣。
雖然校園內的示威最初大體上都是從抗議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行爲開始的，但事態升級的原因和過程，甚至抗議者訴求都有很大的不同。 哥倫比亞大學是員警最先進行大規模清場的學校。 但學校之所以請來紐約員警清場，主要原因是因爲抗議者（很多都是非本校學生）在清場前一天晚上佔領了漢密爾頓大樓，並對樓內的包括所有攝像頭在內的設施進行了破壞，也把門窗全部封住。 如果仍然是由學生們在校園的營地裡不打擾他人的抗議，估計事態也不會惡化得這麼快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情況可能就是一個例子。
因爲我幾乎每天都會經過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校園，所以最近有一個比較連貫的觀察。 這個校園位於離白宮僅僅五個街區，毗鄰美國國務院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核心地帶，但員警、學生、校方等的互動與哥倫比亞大學很不一樣。 最初抗議者開始安營紮寨的時候，華盛頓特區警方就直接拒絕了校方領導層要求將示威者趕出校園營地的請求，稱他們擔心針對少數和平抗議者採取行動會有更嚴重的後果。 抗議區域周邊首先是該校的一些教職工手拉手圍成一圈保護學生，避免校方或警方對自己的學生採取暴力手段。
而離營地最近的各個方向的一個街區自抗議開始以來就被員警封鎖了道路，因爲帳篷搭到了路中央了——員警可能主要是爲了考慮學生的安全。 所以，在華盛頓，似乎教職工和員警到目前爲止都站在了學生這一邊，學生的抗議也比較有序、平和，只有學校管理層處於對立面。 當然，最終喬治·華盛頓大學還是因爲市長受到不作爲就得去國會作證面臨問詢的威脅後被清了場。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主要的對立面既不是哥大那樣的學校管理層和市一級的警方，也不完全是喬治·華盛頓大學那樣學校的管理層。 因爲在員警清場的前一個晚上，該校親以色列的反示威抗議羣體想盡辦法要破壞親巴勒斯坦羣體的抗議活動，除了朝對方丟危險物品外，還引發了肢體衝突。 因爲兩派示威者出現了羣體性鬥毆事件，本來像華盛頓特區員警那樣僅僅在周邊觀望的洛杉磯警方纔決定第二天晚上清場。 而且警方很有經驗，故意早早圍起來，但按兵不動 ——因爲他們掌握着主動權，什麼時候動手他們說了算。 抗議者這邊，本來當地時間晚上6、7點就已經做好頑強抵抗的準備了，結果沒能一鼓作氣，反而經歷了再而衰，三而竭的過程，等到凌晨，無關人等都回家睡覺去了，員警纔開始動手，而且很順利就完成了清場。
其他幾個我瞭解的包括我自己教書的大學的情況也都和以上三所大學的情況不一樣，但有一個共同點是，此次抗議的核心對立面並不完全是美國的聯邦政府，不是很多人想當然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衝突。 而且，因爲美國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在不破壞學校設施、不導致學校活動中斷的前提下，一般只要和校方報備一下（有的要批准，但批准並不難），便可在自己的校園裡進行正當的抗議。 學校可能會因爲學生缺課而做相應的處罰，但不能因爲政治信仰和立場讓懲罰變得更嚴厲。
因爲哥大被抗議者佔領並封鎖的漢密爾頓大樓在56年前的1968年的同一天（4月30日）也被當時反越戰抗議的羣體佔領，所以很多人拿2024年和1968年進行對比——甚至還有人提到這兩個年份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也正好都在抗議發生後在芝加哥開。 但事實上，兩場抗爭已經有着天壤之別了。
首先，抗議者的行爲有很大的不同。 1968年，當時警方逮捕了700人；進入漢密爾頓大樓的一些抗議者燒燬了很多教授辛苦積累的研究素材，有點打砸搶的感覺。 而這次，抗議者們並沒有被熱血衝昏了頭腦，而是在營地進行平和地交流與對話。 對於想破壞他們示威的人，他們很溫和地將其請出，並設立了營地的守則，明確了邊界。
在期末、畢業臨近的時刻，很多學生也在學業和示威之間找到了平衡，當然與60年代一樣，他們同樣有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與此同時，學生們還很在意照顧羣體內的少數人，去滿足一些人素食或者宗教相關的訴求。 學生記者對現場事件的報導也努力做到客觀、有效。 而另一些人也練習瞭如何與媒體打交道，撰寫聲明，蒐集數據，利用社交媒體等一系列技能。
其次，警方的操作也很不一樣了。 無論是哥大還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警方都通過各種方式，儘量避免事態升級，在沒造成嚴重傷亡的情況下就帶走了幾乎所有大樓和營地的抗議者。 這種協作經驗的積累在哥大之後清場的幾個校園裡尤爲明顯。
而學校的管理層，則在這次事件中暴露出深刻的問題。 他們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對金主負責，還是對學生負責，做決策時完全沒有聽取本應參與學校治理的教職工的意見，與60年代相比有着重大的退步。一些學校領導層越來越把學校當作營利機構在運作，與學術精神日益脫節。 這使得他們並沒有用心在解決問題，滿足訴求，而是在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要時時考慮金主的感受。
當然，1960年代美國的抗議直接涉及到的是大多數美國人自身的利益，除了服兵役外還涉及到民權、反種族歧視等多重議題，更可能讓多元的美國社會聚攏，進行抗爭。 而當前的以哈衝突，在美國國內缺乏大規模的有強烈訴求的受害者，很多人都是因爲價值認同、身分認同而將自己代入，並不直接受害。 這也是爲什麼這一輪抗議規模比1960年代要小得多。 像哈佛大學這樣的抗議，抗議學生們已經自行決定拆帳篷收場了。
很多人可能已經注意到，在不同的校園裡，抗議者的訴求很不一樣，有很多甚至都沒有把「停戰」作爲主要訴求，而是更希望學校管理層「轉移投資」，不再把資金注入說明以色列發動戰爭的公司。但這樣的解決方案是否真的有用，是否真的能實現他們的目標呢？有研究學生運動及訴求效果的學者指出，這樣的做法其實恰恰不利於他們的訴求。 因爲一旦學校減少持有相關公司的股份，他們的話語權相應的也會減弱，這些公司就更沒有必要來聽取學生的訴求來改變行爲了。
另外，我們同樣看到，諸如布朗大學、西北大學這樣的知名學府與學生抗議者達成了一定的妥協，彷彿是校方做了讓步。 但事實上，校方可能僅僅是以此拖延時間，讓學生們提交一個具體的「轉移投資」的操作方案，然後答應對相關方案進行投票。 而在學生研究操作方案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會發現一些大學可能根本沒有直接投資以色列的公司（比如密西根大學），很多學校，都是託管專業機構管理資產，買的也有很多都是包含各種投資組合的指數基金。 而一旦這個研究和撰寫方案的過程經歷數週或者數月的話，學生們都放暑假了，可能事件本身已經化解了，但抗議者的政策訴求也許並未實現。
學校層面是這樣，政府層面也一樣。 拜登在觀望了一段時間之後，終於發聲，但很顯然，他依然決定堅定地站在以色列這邊。 這不僅涉及到個人偏好，也有對政策延續性的考量。 所以，拜登政府的對以政策不會轉向，頂多就是支援的力度會略微有些變化，比如暫緩提供進攻性武器，等風頭過去之後再重新提供。 當前，拜登和布林肯都已經提到了不會支援以色列在拉法的地面進攻行動，布林肯最近在中東也是希望能在以色列發動更爲慘烈的戰爭之前，能夠在和談上取得進展。
但拜登政府的這點微調顯然改變不了真正在地面推進攻勢的以軍。 尼坦雅胡也已經明確表示，無論和談是否成功，都會進攻拉法，而且也已經向美方和一些國際組織通報了相關的計劃。 也就是說，最近的這輪抗議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都很難實際影響政策和結果。
前文已經提到，目前的主要矛盾還是校方和學生或者不同派系抗議者內部，政府和社會的矛盾並不是最主要的。 雖然拜登會比川普更擔心抗議，畢竟抗議已經直接造成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也給拜登政府披上了「和川普時期一樣混亂」的陰影，但真正參與該議題甚至關心該議題的羣體仍然是少數。
最近一次哈佛大學做的針對18-29歲年輕人的民調詢問了這個羣體最關心的、在他們心目中最重要的議題。 問卷給了16個不同的議題，而巴以衝突僅僅排在倒數第二位。 年輕人最關心的依舊是通膨、醫保、住房、槍枝暴力、就業等直接與他們息息相關的議題。 在迦薩地帶的受害者畢竟不是美國人 ——這和當年反越戰的羣體和邏輯很不一樣——有不少當前參與抗議的人也是職業抗爭者。 所以，雖然對一小部分在乎的年輕人而言，這個議題他們很在意，但絕大多數年輕人並不十分在意這個議題，就更談不上對這個羣體的投票產生實質影響了。
另外，即便因爲這一議題，一些年輕選民對拜登產生了反感，但他們知道任何不投給拜登的票都將是在說明川普，而他們中很多人憎恨川普的理由要遠遠超過不喜歡拜登的原因。 因此，在考慮了拜登以外的其他選項之後，很多人最終可能不得不還是不情願地把票投給拜登。 當然，這並不是說拜登連任是大概率事件了。 拜登的民調依然低於川普，在6個關鍵的搖擺州里有5個都明顯落後，他要連任依舊挑戰重重。 只不過，真正讓他連任受阻的因素可能仍然是美國國內的經濟因素和社會議題，而不太會是巴以問題。
所以，此輪校園示威雖然很吸引眼球，也讓一些人浮想聯翩，但不太會有實際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爲美國克里斯多福紐波特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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