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2023年宏觀政策配置主線就是市場主體

12月28日，由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本站財經、本站財經智庫聯合主辦的“2023本站經濟學家年會”在北京舉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委書記高培勇在會上表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期。面對當前超出預期的經濟下行壓力和更爲嚴峻複雜的經濟發展環境，做好2023年的經濟工作，特別是做好2023年的宏觀政策配置，非常重要也非常關鍵。

高培勇指出，當前社會各界對2023年的經濟發展，以及2023年的宏觀政策配置的期望值相當高，這顯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瞻前顧後、仔細權衡，將可供選擇的各種宏觀政策的舉措做一系統的比較分析之後，我們可以看到，2023年的宏觀政策配置，應該選擇好一條主線。現在看來，這個主線就是市場主體，要圍繞着市場主體的關切而展開。

爲什麼做這樣的判斷？高培勇給出了4方面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有限的宏觀政策的資源要用在刀刃上。從2022年這一年，經濟下行壓力以及宏觀政策的操作當中，越來越清晰地折射出兩個不同於以往的新情況。其一，以往的經濟下行壓力對財政收支往往影響不大且可控，這一輪的經濟下行壓力已經傳遞到財政收支領域，而且影響頗大。特別是以市縣爲主體的地方財政收支運行持續承壓，其運行狀況令人關注。其二，以往面對經濟下行而實施的宏觀調控，往往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向發力，共同發揮作用。這一輪的宏觀調控，在三重壓力，特別是預期轉弱壓力面前出現了新的現象，比如說信貸需求不足以及提前還貸現象，這就嚴重製約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

這兩個方面的新情況構成了一對矛盾，一方面是財政收支自身面臨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在貨幣政策的效應還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條件下，對於財政擴張的政策需求就變得異常強烈了。一方面是需求，另一方面是供給，這是一對高度相關的矛盾。我們面前固然有多重政策選擇，也不乏各類的存量增量的政策工具可供使用，甚至可以說我國宏觀政策的工具箱也是相對充裕的，但無論如何必須承認，相對於以往，我們的宏觀政策資源終歸是有限的。

每當說到資源有限的時候，引申一步來講就是有限的資源要用在刀刃上，我以爲當下這個刀刃就是市場主體。爲什麼這樣說？比如當我們談到三重壓力的時候，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這三者其實並不在同一層面上。其中，最重要的是預期轉弱的影響很大。預期轉弱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注點，應該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預期轉弱上。預期轉強，需求和供給的矛盾也都會隨之化解。

預期轉弱在現實生活中主要表現爲市場主體的預期轉弱，市場主體的預期轉強了，其他主體的預期也都會隨之轉強。

其三，我們要看到市場主體既是投資者，同時也是消費者。當下我們國家有1.6億多的市場主體，除了大約5000萬的企業之外，其餘的市場主體大多是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他既是消費者同時也是投資者，因而我們說只要市場主體的投資和需求增加了，社會總需求也會隨之增加。從這個意義上講，要確保2023年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目標，主要要靠穩住市場主體，這個刀刃就是市場主體，靠得住的也是穩住市場主體。

因此要把明年經濟發展的基點放在市場主體身上，確保所有的政策配置，所有的政策操作首先聚焦於穩住市場主體，這是第一個理由，有限的宏觀政策資源要用在刀刃上。

第二個理由，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體是市場主體。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特別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最可依靠、最需依靠的推動力量是誰？換言之，高質量發展的主體是誰？現在看來，只能也應當是以企業和企業家爲代表的市場主體。大家還記得2022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研討經濟形勢的時候提出了一個明確要求，就是要發揮企業和企業家的積極性，營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讓國企敢幹，民企敢闖，外企敢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推動高質量發展，把市場主體作爲最重要的力量，顯然是有依據的。

具體而言，我們還可以從兩方面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其一，市場主體實際上是國民經濟的根基所在。我們最近這一段時間經常用市場主體的概念取代以往的企業概念，市場主體和企業之間最重要的差異就在於，企業僅僅包括的是法人，而市場主體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和非法人組織。之所以在宏觀經濟分析中越來越多地以市場主體來取代企業的概念，最重要的考量就在於市場主體的覆蓋範圍遠大於企業，囊括了包括各類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民合作社在內的所有經濟體，覆蓋了參與GDP創造的所有經濟單元以及國民經濟的主動脈和毛細血管。經濟發展的根基在於市場主體，經濟發展的動力在於市場主體，要推動高質量發展、穩經濟，做好2023年的經濟工作，當然要圍繞着穩住市場主體而展開。

其二，市場主體是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的主要依託。當我們討論到穩經濟的時候，主要指的是三個方面的穩，那就是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同樣，這三穩之間並非並行關係，其間的基礎和決定因素是穩就業。這是因爲，就業穩，居民收入和民生纔有保障，社會財富才能穩定增長，穩增長才有支撐，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物價也才能穩住。

第三個理由，當下最需要疏困幫扶的對象是市場主體。歷史與現實的經驗證明，每逢嚴重災難發生，市場主體的經營困難、利潤下滑、資金斷流、資不抵債，甚至破產倒閉，往往都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困難挑戰。立足當下，無論是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還是跌宕反覆的新冠疫情，這一系列超預期因素疊加，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均集中體現於市場主體，特別是中小微市場主體身上。經濟發展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也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所面臨的一系列新的挑戰也罷，蒙受衝擊最大的也往往是市場主體。所以，在當前的一系列困難挑戰，特別是短期的困難挑戰面前，最亟待渡過難關，最亟待提振信心的是市場主體，最需要實施一攬子紓困幫扶政策的對象就是市場主體。

第四個理由，具有基礎意義的經濟安全是市場主體的安全。“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我國的發展進入了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會發生，因而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時刻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這是黨的“二十大”做出的重要的戰略部署。

2022年以來的國際形勢變化，特別是烏克蘭危機帶來的全球性衝擊，再次向我們表明，發展必須以安全爲前提，安全發展極端重要。所以，做好經濟工作，做好2023年的經濟工作必須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必須在發展中更多考慮安全因素，努力實現發展和安全之間的動態平衡，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要維繫經濟安全，維繫國家安全，它的基礎環節在哪兒？我們知道，作爲國民經濟的細胞，並且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居於基礎地位的就是市場主體，其安全狀況直接牽動和決定着我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主體的安全，既是具有基礎意義的經濟安全，也可以引申說市場主體的安全是經濟安全的根本和起點。維繫經濟安全，首先要維繫好市場主體的安全，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講的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高培勇特別指出，我們講宏觀政策的配置，要圍繞着市場主體的關切而展開，而市場主體的關切不僅體現在宏觀政策的配置上，而且體現在營商環境的改善上。市場主體的關切不僅僅有宏觀政策層面的需求，而且也有對於改革行動的需求。比如，當我們談論到2023年的經濟工作的時候，特別是在談到2023年要以有效投資之進來服務經濟大盤之穩的時候，各類市場主體所提出的關切，對於宏觀政策的配置是一方面，但與此同時他們還提出了5個方面的期盼，一盼要素保障更加及時到位，二盼資金支持進一步加力增效，三盼製造業等領域投資更有針對性的支持，四盼提振民間投資的舉措更加清晰，五盼投資審批更優化，環境更友好。

高培勇稱，從這五盼梳理中會發現，其中有對宏觀政策配置的方面的內容，但除此之外，對於改革行動的需求也是異常強烈的。所以圍繞着市場主體的關切，做好2023年的經濟工作，做好2023年的宏觀政策的配置，必須是改革行動與政策安排各就各位，各行其道、對症下藥。

高培勇最後總結稱，2023年我們只有繼續堅持以市場主體爲中心，着眼於從市場主體這個根上澆水施肥，將宏觀政策的配置一竿子插到底，紮根於包括企業、個體工商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內的所有經濟體和GDP的所有源泉，圍繞着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而持續發力，才能確保穩經濟目標的實現，進而確保黨的“二十大”所確立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安排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