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語者的絕種（下）：「印第安白人化」的尊嚴清洗
圖爲寶嘉康蒂的受洗——就是卡通《風中奇緣》裡被浪漫化、但後來病死異鄉的美國維吉尼亞州印第安人，寶嘉康蒂。 圖／維基共享
▌前篇：〈風語者的絕種（上）：蘇族人的語言算不算「美國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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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美國政府編制了印第安事務警司（Superintendent of Indian Affairs），這個印第安主管機關隸屬於戰爭部，說明了在設計上，組織的態度便是將印第安人視爲白人開荒拓野的「麻煩」。
印第安事務警司的負責人麥肯尼（Thomas L. McKenney）出身貴格教會家庭，認爲和平至上。他天真的認爲，解決白人與印第安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教育」，但是不是白人要被教育，而是「要印第安人被白人教育」。因此，麥肯尼說服了美國國會在1819年通過《文明開化基金法》（Civilization Fund Act），成爲了美國對印第安人制度性歧視的開始。
《文明開化基金法》鼓勵民間團體爲原住民提供教育，其中不少是基督宗教團體，開辦多所印第安人專屬的寄宿學校，讓原住民孩童學習白人的知識、語言與宗教觀，使印第安人「白人化」。
《文明開化基金法》原本的目的是要教育所有的美國原住民，但持保守態度的印第安人並不相信白人，拒絕一切形式的教育，最後造成其他白人化的印第安人，反而掌握了較多在白人社會生存的知識與技能，而沒接受白人教育的印第安人則淪爲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弱勢；同時，白人化的印第安人因爲懂得如何與白人溝通，而成爲部落的領導者，甚至跟美國政府籤屬協定，同意把土地賣給白人，使得民族的生存空間更加限縮，惡性循環。
1816年，美國政府編制了「印第安事務警司」，並將之配屬在「戰爭部」轄下，這也說組織的態度，從開始便是將印第安人視爲白人開荒拓野的「麻煩」——圖爲屠殺印第安部落的騎兵隊。 圖／維基共享
▌「英語＝文明開化」的文化清洗
南北戰爭後，美國總統格蘭特組織委員會，希望結束與印第安人的武裝衝突。委員會認爲，語言差異是最主要的衝突來源，「藉由英語來教育印第安各族的孩童，差異會消失，文明開化也會隨之而來......同樣的語言會產生同樣的情感、同樣的想法，文化習俗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同化。長久來看，造成麻煩的差異會逐漸消弭......我們要設計學校，學生應該要強制上學，他們野蠻的方言應該要被消滅，並由英語取代」。一些用英語和原住民語言授課的學校甚至收到政府警告：如果繼續使用原住民語言授課，那麼政府對於原住民學校的補助就會被收回。
1879年，白人軍官普拉特（Richard Praat）設立了第一所聯邦政府資助的寄宿學校，成爲往後印第安人寄宿學校的樣板。這種寄宿學校不在保留區內，所以原住民學生必須離家到這樣的種族隔離學校就學。普拉特更留下了「千古名言」，他認爲這樣的學校能夠「毀滅印第安人並拯救人類。」
時任的印第安事務委員長阿特金斯（J.D.C. Atkins），在1887年的報告也擺明了，「既然印第安人活在一個英語使用國家，他們就應該學習要用來和這個國家的人民貿易用的語言。除非人民講一樣的語言，否則團結感或社羣感是不可能被建立的，這基本上是一種義務......教印第安人說地方話（vernacular）不僅對他們沒有用，而且對他們的教育和文明開化是有害的，印第安保留地中沒有任何一所學校被允許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來教學」。
「我們必須『教化』印地安種族。」1879年，白人軍官普拉特（Richard Praat）設立了第一所聯邦政府資助的寄宿學校，成爲往後印第安人寄宿學校的樣板。這種寄宿學校不在保留區內，所以原住民學生必須離家到這樣的種族隔離學校就學。 圖／維基共享
「Kill the Indian in him, and save the man.」（「我們必須殺死他印地安的成分，拯救真正的男人。」） 圖／維基共享
於是印第安孩童被迫到寄宿學校上課，不能展示民族文化、不能說族語，只要學生說了母語，就會被懲罰。許多家長爲了孩子好，怕小孩到學校被處罰，也決定不教小孩說原住民語，使得美國原住民語的傳承出現非常大的鴻溝。
曾獲得2015年「年度生命改變者獎」的拉科他語教師拉科塔（Philomine Lakota），是最後一批寄宿學校的學生。致力於復興族語的她，回想起在寄宿學校的時候，曾因爲說了族語而被老師懲罰「把肥皂含進嘴巴里」（一種19世紀下半葉流行於英美的體罰）。她把肥皂吐掉後，拚了命想洗掉嘴中那個噁心的味道，卻怎麼洗也洗不掉，因爲真正感覺「好像燒起來的地方，是我的頭腦」。
那個世代的印第安人有着所謂的「跨世代創傷」。他們經歷瞭如此血腥的文化鎮壓、種族清洗，遺留下了許多酗酒與精神問題；像是拉科塔從燃起想法，到真的執起教鞭，就花了十年的時間處理自己心中的矛盾與衝突，才跨出這一步，走進教室教年輕人重拾族語——那個讓她想起滿嘴肥皂味的語言。
印第安人有着所謂的「跨世代創傷」，畢竟社羣經歷瞭如此血腥的文化鎮壓、種族清洗，遺留下了許多酗酒與精神問題。 圖／美聯社
▌熱血社會學家
到了20世紀，對於同化政策出現愈來愈多批評。因爲有人開始發現，寄宿學校畢業的小孩大部分還是會回到保留地的家鄉去，而不是到白人社會去討生活；當他們回家時，他們並沒有想用學校學到的白人文化去改變原鄉，反而是試圖融入卻失敗而格格不入——既不是白人、也不是印第安人。
其中，罵得最大聲、最有份量的就是科利爾（John Collier）。科利爾是一位社會學家——很容易想像社會學家會對這種事情有多生氣——他氣到乾脆自己組織了「美國印第安保衛協會」（AIDA），瘋狂寫文章大罵印第安事務局（Indian Bureau）。他認爲印第安事務局是美國的一大恥辱，並抨擊有關政策是設計來搶奪印第安人的財產、摧毀他們的文化，「最終將整個民族根絕掉」。
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後，科利爾被任命爲印第安事務局的局長，面對這個他過去罵到一文不值的機構，他一上任便着手改爲在保留地蓋學校，讓原住民小孩可以白天去上課，晚上就回家；科利爾也啓動編撰原住民語教科書的計劃，印第安事務局旗下的學校則開始教導原住民小孩他們的文化和語言。
科利爾一上任便着手改爲在保留地蓋學校，讓原住民小孩可以白天去上課，晚上就回家；科利爾也啓動編撰原住民語教科書的計劃，印第安事務局旗下的學校則開始教導原住民小孩他們的文化和語言。 圖／維基共享
不過科利爾不是英雄。在上任之時，正逢美國經濟大蕭條，有學者的分析指出：納瓦霍族保留地因爲畜養的牲畜過多，超過了環境乘載力，已經引發環境退化，進而可能威脅到納瓦霍族的傳統生活方式；科利爾深感認同，因此啓動「納瓦霍牲畜減少計劃」（Navajo Livestock Reduction），結果使得納瓦霍族喪失一半的牲畜，影響到他們的經濟收入，也讓科利爾成爲一些公民團體抨擊的對象，設法讓他滾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打後，美國國會又大幅削減科利爾的經費，許多印第安人也加入軍隊去打仗，科利爾的政策沒有維繫太久，他便在1945年二戰結束時下臺。
二戰過後，社會又反過來檢討科利爾的保留地學校政策。批評者認爲，這種非寄宿學校讓學生在放學之後的閒暇時間，打混摸魚，在骯髒的環境四處遊蕩，不說英語、對學習漠不關心，完全違背了教育的目的。這些反對派認爲的解決方法，就是讓原住民小孩回去寄宿學校。不過幸好科利爾還是留下了一些珍貴的改變：這次，至少批評者認爲，小孩如果說了印第安語言，也不至於需要懲罰。
二戰納瓦荷密碼兵的故事，被吳宇森改編成好萊塢電影《獵風行動》。但有意思的是，飾演片中納瓦荷大兵的演員Adam Beach（後），其實不是納瓦荷人、而是加拿大出生的第一民族。 圖／電影《獵風行動》
圖爲麥克阿瑟與美軍的原住民大兵。二戰過後，社會又反過來檢討科利爾的保留地學校政策。批評者認爲，這種非寄宿學校讓學生在放學之後的閒暇時間，打混摸魚，在骯髒的環境四處遊蕩，不說英語、對學習漠不關心，完全違背了教育的目的。 圖／維基共享
▌寄宿學校的垮臺
到了1960年代，從黑人社羣興起的民權運動瓦解種族隔離學校，印第安人的寄宿學校也隨之消失。
這種社會平權的運動延伸到了教育政策，諸如1968年的《雙語教育法》（BEAct）、1972年的《印第安教育法》（Indian Education Act）與1975年的《印第安人自決與教育補助法》（ISDEAA）紛紛出籠，開創了不少新的可能性。學校得以教授原住民語、各個民族也對於原住民的學校有更多掌控權，更重要的是，家長有權決定小孩要去哪裡唸書。
1970年代，夏威夷人開始要求夏威夷州政府設立夏威夷語學校，積極面對語言復振；1978年夏威夷州修法使夏威夷語成爲官方語言，儘管夏威夷在美國本來就是特殊案例，但夏威夷人的積極也激勵了美國本土的原住民族，愈來愈多美國的原住民自治政府也開始通過政策，鼓勵家長和學校教年輕人印第安各民族的語言。
夏威夷人的積極，鼓勵了美國本土原住民社羣的文化復興暈動。圖爲1998年8月7日，一批夏威夷原民舞者在國會山莊前大跳傳統草裙舞，警醒並抗議美國併吞夏威夷王國的100週年，以及過往歷史對於夏威夷原民的歧視性壓迫。 圖／美聯社
之後美國國會終於在1990年通過《美國本土語言法案》，等於在聯邦層級終止了過去一百多年來血腥的語言謀殺方針。該法案宣佈：美國政府有責任協助原住民復甦他們獨特的文化與語言，政府必須保護且推廣原住民使用母語的語言權利，該法後來成爲補助族羣自發族語教育計劃的來源。
從1990年聯邦層級的《美國本土語言法案》，到南達科他州終於要成爲美國本土第一個將原住民語列爲州官方語言的修法，這長達三十年的時間，有不少族語復振的工作者，像Philomine Lakota這樣克服童年創傷，站到第一線、教育年輕人面對自己族羣的文化與歷史，也有像海涅特這樣的政治參與者，決定挺身議場，讓自己的語言重新回到其在這片土地應該有的位置。
語言的誕生可能需要花上幾千甚至幾萬年，但卻能在短短一百年內瀕臨滅絕。語言很難自然死亡，大多是政治或社會壓力使然，但語言一但踏上了死亡的道路，所屬羣體要花上非常大的力氣和投入來挽救這個珍貴的集體記憶。有些人認爲不重要、消失了也沒損失的事情，對於其他人來說，卻是他們用生命的重量去挽回的，不可承受之遺憾。
有些人認爲不重要、消失了也沒損失的事情，對於其他人來說，卻是他們用生命的重量去挽回的，不可承受之遺憾。 圖／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