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雜談-魯迅

因爲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裡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麼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爲升學，教員因爲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爲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

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麼分別，並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麼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着苦痛的爲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裡，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於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並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於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裡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裡研究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瞭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爲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

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麼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並不計及那些，就如遊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爲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爲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爲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隻限於文學方面，因爲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於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爲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嘗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麼關係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爲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麼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裡面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麼，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衆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爲怎樣放達，下意識裡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爲“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人發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爲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爲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爲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嘗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

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瞭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爲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麼呢，而讀者因爲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爲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佔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着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鞽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着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嘆息道，我們只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擡着驢子走。

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徵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擡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只看書，便變成書櫥，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爲他只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裡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爲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幹荔枝，罐頭荔枝，陳年荔枝，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枝。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

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爲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歷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麼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爲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只好先行泛覽，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現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