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聯合國到華爾街，從翻譯官到私募大佬，孫強做對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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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澤宇（本站財經智庫主編）
導讀：
孫強在職業選擇上的每一次轉型，都不是簡單的爲了薪資的提升，而是出於對個人成長和職業發展的深思熟慮。在樂泊克的三年，他積累了寶貴的行業經驗；在高盛的三年，他鍛鍊了自己的金融分析能力；而在華平投資，他找到了真正適合自己的舞臺，在投資界嶄露頭角。
正文：
1992年發生了很多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大事。
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給改革開放注入“強心劑”；同年，國務院批准設立浦東新區，上交所開始全面放開股價，實行自由競價交易，中國金融改革如火如荼……
而在大洋彼岸美國華爾街旁的城寬街85號高盛總部，從沃頓商學院畢業工作了三年的孫強正面臨着人生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正在參加高盛的入職培訓，那一年，他36歲，而在此之前，他已經放棄了聯合國高薪的翻譯工作，而且即將要放棄美國綠卡回國發展。
私募股權投資一直以來都是促進經濟發展和企業創新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對未上市的初創企業來說，PE的重要性不言自明。1992年後的中國，私募投資方興未艾，孫強，就是這一行業的見證人之一。
從1994年至今，孫強已經有三十年的私募從業經歷。他先後供職於高盛和兩大國際領先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華平投資集團和TPG集團，歷任華平投資集團亞太區主席、TPG集團中國區董事長。孫強三十年來投資了衆多在當時還處於初創期的、但日後被大衆所耳熟能詳的知名企業，比如國美、58同城、亞信、神州租車等等。
這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但也不乏失敗的教訓。2024年，他把這三十多年的投資心得總結成一部書——《一個投資家的成敗自述》付梓出版，書中詳細記錄了他的個人經歷以及從事私募股權投資後的成敗得失。
與其他自述不同的是，作爲一個在業界已經成功的“私募大佬”，書中花很大篇幅記錄了他在投資中失敗的經歷，這些失敗經歷都一一被孫強總結成避免再次失敗的經驗，分享給金融從業者。
可以看出，對孫強來說，成功只是一個結果，而失敗的教訓纔有更大價值。而從這其中，也能窺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商業發展變遷和一代人的商業浮沉。
跳出舒適區，30多歲轉行做投資
孫強自幼在杭州長大，高中畢業時選擇參軍入伍服役。
1977年冬，高考重啓，孫強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他成功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攻讀英語專業。大二那年，適逢聯合國在北外公開招聘翻譯官，孫強成功入選，並在1984年被派赴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工作。
放到今天，聯合國都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工作單位，時間自由、待遇優厚，還能接觸世界各國的外交官員。“聯合國是一個舒適區。”孫強自己也回憶道，“離開舒適區總是艱難的，但我不想永遠做翻譯，給別人當‘傳聲筒’，聽不到自己的聲音。”這使孫強萌生了轉行去商界的想法，而這時的他已經30多歲了。
30多歲的選擇並不容易，尤其是要放棄一份穩定且體面的高薪工作，轉而投向一個完全陌生的行業。
“你當時就不害怕轉行失敗，一無所有？”
“本來有的也不多。”孫強說。
“失敗了也沒法再回聯合國工作，多高的機會成本。”
“對自己還是要有點信心。”孫強回憶道，“我看過很多年輕人到了我們這個行業，有自信的人成功率就大很多。”
私募大佬孫強回憶：我爲什麼30多歲放棄聯合國高薪去讀MBA？（來源：C位觀察）
由於良好的英語功底，加之不斷努力，孫強再次迎來人生轉折，他最終被世界頂級的沃頓商學院錄取，並拿到了工商管理碩士及國際問題研究碩士雙學位。畢業後，孫強先是到資助他讀MBA的法國金融家保羅·樂泊克的投資銀行工作，完成了由翻譯到金融行業的跨行轉型。
人生的選擇之所以難做，往往不是因爲面對的選擇太多，而是因爲選擇意味着放棄，意味着高昂的機會成本。“有人統計過，從早晨起牀到晚上睡覺，每一天我們大概要做3萬個選擇，但大多是下意識的選擇，比如吃什麼、坐什麼交通工具等等。”孫強說，“但有幾個人生岔路的重大選擇就非常難做。”孫強坦言。
1992年，孫強再次站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從人生軌跡看，樂泊克投資銀行讓他在國外已經再次擁有了一份收入高且相對穩定的工作，而且還拿到了美國綠卡。但他再次做出了一個在常人看來不易理解的選擇——放棄綠卡回國，降級減薪入職高盛亞洲區。
這個決定要源於1992年初夏，孫強回國探親的經歷。他在北京和杭州小住了半月，發現城市面貌和他出國之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用他的話說，“六年時間，恍若隔世。”受到中國巨大發展潛力的感召，他決定回國發展。當時恰逢高盛在香港擴張團隊，但職位和待遇都不如樂泊克。
後來的事實證明，他賭對了。
當過兵、扛過槍、去過聯合國、又轉行去做投資。這些轉變都有非常大的跨度，也有高昂機會成本。而與每一次選擇所放棄的職位、高薪相比，其實最大的成本，是時間。他回憶剛加入高盛時的那場入職培訓，絕大多數學員都是剛畢業的MBA學生，而他上沃頓本來就是年齡最大的一個，“作爲已經幹了三年投行的新人蔘加入職培訓，感覺怪怪的。”孫強回憶。
無論是孫強所在的年代，還是現在，大多數人都被嚴格框定在“到什麼年齡做什麼事”的規則裡，年齡越大，選擇越難，選擇餘地越小，似乎是每代人的宿命。
孫強跳脫出了這種宿命。孫強在選擇讀MBA時已經30多歲，真正開始從事私募已經年近40歲，但這些並不妨礙他成爲這個行業的翹楚。
“偉大是熬出來的。首先你得熬，第二你得努力，第三得等機會。”這是孫強非常同意的一個觀點。在他看來，年輕人現在普遍面臨的35歲焦慮，從某種程度上看也是好事，因爲之所以能夠焦慮的前提，是至少還有選擇。
著名投資家孫強：35歲焦慮並不是壞事，有焦慮說明你有選擇（來源：C位觀察）
“在做選擇的時候，有時候未來的機遇是看不到的。我上高中時，根本就不知道將來會幹什麼。在部隊那四年，想了想自己還能幹些什麼，於是我就找了個機會學英文。所以在看不清未來的時候，做好內功，把自己的基礎打好，學了一身本事，以後怎麼都會有機會。”這是他給年輕人的建議。
When in doubt, sell half
因爲在孫強看來，人生是一場長跑，而非一城一地的得失。這樣的人生觀也折射在他的投資理念裡。孫強投一家公司，最看重的不是這家公司的業績及財務指標，而是創始人的韌性——“就是一個人堅韌不拔地相信自己能做成一件事”，他舉了物美創始人張文中的例子，即便在被判入獄後，張文中依然堅持學習和工作，最終冤案平反後，公司比以往更成功。“這就是企業家的韌性，財務指標只能反映過去，而未來則掌握在企業家的手中。”孫強說。這樣的投資理念或許可以部分解釋孫強作爲一個成功投資者的原因。
但是，“識人”二字看似簡單，其實在實踐中確有很大難度。私募股權投資作爲未上市企業的重要融資渠道，暗藏很多風險。一方面，這些企業多來自新興行業，投資者需要判斷所謂風口是泡沫還是真的價值；一方面，很多未上市的企業都屬於初創期，內部管理並沒有建立起高效的現代管理制度以及科學規範的財務制度，甚至連創始人團隊，都有很多“看走眼”的情況，孫強也吃過這樣的虧。
私募大佬孫強的投資秘訣（來源：C位觀察）
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在中國剛剛興起，那時做互聯網集成系統業務的亞信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初創公司，孫強看準了它的發展潛力。1997年12月，孫強代表華平投資了亞信，但到1999年初的一天，亞信的創始人之一田溯寧突然提出要離開亞信，去創辦另一家全新的網絡通信公司。“這是一個致命的一個問題。核心人物在公司發展早期的時候走掉，是非常危險的。”孫強回憶道，“但好在亞信有兩個核心人物，田溯寧走了還有丁健在，所以在那個時候，團隊我沒有看錯，賽道我也沒有看錯，他們走的路也沒有看錯，但差了這一個人還是不一樣的。”
投資亞信是孫強投資生涯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因爲它給孫強上了重要的一課。2000年3月3日，亞信在納斯達克上市，當時正值美股互聯網泡沫的頂峰，亞信上市當天收盤股價暴漲314%，總市值達50億美元。發行新股後，華平持股18%，價值9億美元，相對於1000萬美元的成本，升值了80倍。
但遺憾的是，孫強錯失了在頂峰退出的機會。隨着美股互聯網泡沫破裂，納斯達克指數暴跌78%，5萬億美元市值隨之蒸發。亞信股價也從100多美元跌倒50美元，當時華平的六個月禁售期已滿，浮盈還有40多倍，這時本是最好的撤出時機，但孫強沒有減持。“這是一個很大的失誤。”孫強事後回憶道，“我當時跟田溯寧、丁健（兩位亞信創始人）都成了好朋友，產生了比較深的友情後，對於投資的判斷就開始有誤區了，沒有看到大勢。”
同時，他也低估了退出的難度。美國證券法規定，上市公司重要股東、董事均屬於知情人士，只能在公司業績公佈後的4-6周內買賣股票，以防止股價大幅波動。因此孫強能夠減持的窗口期本來就很短，他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股價下跌。最終，華平投資亞信從浮盈幾十倍降到了3.3倍。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私募投資都一直是一個殘酷的行業，因爲機會總是稍縱即逝，投資人需要結合時弊，在短時間內做出最富商業價值的投資決策，這極其考驗投資人的判斷力和洞察力。
“所以，後來我自己給自己總結了一條經驗叫‘when in doubt, sell half’，就是在有浮盈時，看不準的時候起碼賣一半，賣了一半如果它再漲上去我還有一半；如果跌下來我已經套現一半了。其實我們那時候如果能賣一半亞信的股票，基本就鎖定回報了。”孫強總結道。
泡沫還是真價值，關鍵看應用
縱觀孫強三十年的投資歷程，雖然過程曲折，但是他的投資所涉足的領域基本上都踩中了時代的發展脈搏。戶外廣告、房地產、零售、TMT等，這些曾經高增長、高回報的行業，都有他的投資足跡。“做投資，對宏觀大勢的判斷是非常重要的。”他說。
中國從來不缺風口和概念，但是真正富有投資價值的板塊總是鳳毛麟角。對在私募行業摸爬滾打三十年的老兵孫強，判斷一個行業和公司是否有價值，是他多年的必修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他的心得，就是“判斷一個行業是泡沫還是真的價值，我會優先看這個行業有沒有大規模的應用。”他舉例道，“比如區塊鏈和元宇宙（AR）的概念已經存在有十年以上了，雖然各種新聞、解說天花亂墜，但還沒有大規模的應用。而人工智能就不同，AI出來以後，我去TCL找李東昇，TCL已經在大規模地應用。他們就講，生產電視機有一個很小的工序，原來用機器人都做不了，就得用手工。但是現在用AI來做，效率提高30%；包括我們使用ChatGPT來處理工作、撰寫報告等，效率都會有非常大的提升，應用非常廣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是一個真正的潮流，不會是泡沫。”
私募大佬孫強親授經驗：如何判斷一個行業是泡沫還是真價值？（來源：C位觀察）
“如果要在中國投資AIGC，相較於投資大模型，投資垂直模型可能會是更好的選擇。現在是撒種觀察的好時機。”孫強認爲，AIGC在中國的發展趨勢會更多地集中在應用層面。大模型的研發優勢主要在美國，而且動輒耗資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金，相比而言，中國有廣闊的AIGC應用的消費市場，且中國消費者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較高，因此在AIGC的應用場景方面，中國會更有發展優勢。
私募大佬孫強最新研判AI投資：投垂直模型，不要投大模型（來源：C位觀察）
孫強認爲，AI大模型的底層需要算力支持，算力的背後需要大量的能源供給。而中國又有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宏大願景，所以，傳統高污染的化石能源勢必無法成爲算力支持的主力能源供給。因此，中國市場對光伏等清潔能源的進一步開發、研發和利用將有巨大需求。從這個角度講，所謂光伏及新能源行業的“產能過剩”只是英美等國在成本和價格方面競爭不過中國而找的藉口，這並不影響光伏等新能源行業依然是一個好的投資賽道。
私募大佬孫強：說中國產能過剩是英美競爭不過找的藉口（來源：C位觀察）
讓資本耐心起來，關鍵看機構資金
2024年4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積極發展風險投資，壯大耐心資本。”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以銀行爲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爲主，銀行融資往往追求大項目、低風險、短期回報。而在各種新科技、新技術企業不斷涌現的當下，新興科技企業往往需要長週期的資本投入，這與銀行爲主的間接融資體系不甚匹配，就需要引入更多耐心資本，私募股權投資就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在孫強看來，耐心資本至少需要包含三個條件：
第一，耐心資本不是市場通過散戶渠道融來的錢。比如，前些年的“全民PE”現象，全國各地一度掀起的PE投資熱潮，各行各業的人都去投PE，這種情況一定是不可持續的，這樣的熱錢也肯定不是耐心資本。
第二，耐心資本要求投資者在投資時，對標的企業有清醒的判斷，即既要相信自己對所投企業未來會盈利並帶來投資回報的判斷和決策，也要把企業在短期內不會立即產生回報的風險因素考慮在內，投資人應該考慮好企業創造價值、帶來回報所需的時間週期，做好心理預期再做投資決策。
第三，在投資之前，投資者就應該和企業管理者在企業未來的發展路徑、商業模式、管理制度等方面達成共識，避免投資之後產生分歧和矛盾，影響企業後續融資及經營發展。
在孫強看來，耐心資本的投入必須由企業管理者和投資者相結合共同推進，“這兩邊一邊沒有耐心都不行。”
中國爲什麼缺少“耐心資本”？終於有人說明白了（來源：C位觀察）
投資中國企業的資本通常給人“快進快出”的印象，對於中國目前耐心資本相對不足的情形，孫強認爲，這與中國的實際國情有關。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用四十多年時間走過了很多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經濟發展歷程，經濟發展週期相對較短，環境的高速變化使得中國消費者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各個行業的發展和變化速度也非常快，“企業如果來不及轉舵，可能就落伍了。”孫強坦言，“在中國做投資確實有這個顧慮，大家就怕自己的資金由於所投企業轉型滯後於市場而被套牢。”
在孫強看來，資本不見得一定是要追求在越短的週期內得到越多的收益。因爲，如果資本撤出後，投資人還會面臨再投資的問題，而再找到一個好的項目標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對投資人來說往往是更大的成本。回報的可持續性，往往是投資人更看重的因素。如果一個項目可以持續爲投資人帶來合理的預期回報，投資人不見得一定還要轉投更高風險更高收益的項目。“投資人追求的是回報，並不是時間。”孫強說。
孫強認爲，從中國的私募股權投資週期來看，機構資金不足也制約着耐心資本的發展壯大。比如，在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市場中，機構投資者的構成更爲豐富。美國大的保險公司、大的退休基金和養老基金都投PE，且資金佔比遠高於中國。機構資本都是長期資本，長期資本不足就使得中國私募投資的投資週期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因此，加大機構資本投資PE的力度和規模，可能是壯大耐心資本可以思考的一個可行路徑。”孫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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