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爲自由媒體人這一年，我過得還好麼？

39歲那年，距離卡塔爾世界盃開賽還剩三個月，張楠“退休”了。

張楠是某互聯網大廠的體育記者，裁員消息傳來時，恰好是她在這裡供職的第15個年頭。就在那之前的幾個月，她剛剛帶領着20多人的團隊從北京冬奧閉環裡出來，在家門口出了職業生涯中最長、也是最近的一次差，整整兩個月。那時，團隊中的所有人都沒想到，幾個月後，大家要就彼此說再見了。

離職已經過去一年，這一年，張楠沒有放下她熱愛的體育，她成爲了一名自由媒體人，依然會去前方，依然報道着她所看到、聽到、採訪到的消息，區別是平臺變了，並且每一次出差前要先覈算成本，要麼自己承擔費用，要麼自己尋找合作。

張楠說，她雖然不是記者了，但她還是想當個記錄者，就像一位同行對她說的：“無論環境如何，有些新聞本質的東西是不會變的。”

以下爲張楠的講述。

過去這兩年，經濟的下滑、行業萎縮，很多人都經歷過前一天還要“起高樓”，第二天“樓就塌了”的事情。“退休”消息傳來前，我沒有任何的心理準備，我只是清楚地知道，我不想說再見。

那時距離卡塔爾世界盃開賽只有三個月了。

我去了世界盃，這一次，沒有單位給我報銷差旅。

在卡塔爾世界盃上，我們曾經駐西班牙的通訊員張謙有一天回公寓興奮地告訴我，她在賽場上見到了一位70多歲的西班牙資深記者，也是國際體育記者協會的副主席。她很奇怪到了這個年齡，爲什麼不選擇退休，而是跑來賽場。

老人告訴她，做了一輩子體育記者，似乎每幾年自己的生物鐘就會提醒他，該去世界盃了。於是在這樣的生物鐘驅使下，他來到了卡塔爾，儘管他什麼都不用寫，也不用採訪，只是爲了遵循一種幾十年養成的習慣。

作爲一個體育人，那些賽事已經成爲了我們的生物鐘——每四年的世界盃、奧運會、冬奧會、亞運會；各種單項賽事的世錦賽、足球的洲際比賽等等。如果有一天發現我是在電視機前觀看的這些已經進入生物鐘的比賽，可能自己會覺得一切都紊亂了。

從離職的絕望到充滿希望，我幾乎是無縫連接，很快就規劃好了自己的未來。感謝平臺過去曾經賜予我的經驗，也感謝在國際上對於體育記者都有着足夠的尊重，我走上了自由媒體人這條路。

說這條路艱辛，但憑藉多年前方的經驗，在單項協會依然得到了認可，可以作爲持證記者繼續參與到賽事中，好像也沒有很難；說這條路簡單，可能也只有自己清楚當所有前方成本都要精打細算，還要不斷爲自己尋找賽事僱主的過程有多難。

卡塔爾世界盃是我以自由媒體人身份參與的第一次賽事，也是我在前方參與報道的第四次世界盃。當我站在揭幕戰海灣球場邊的一刻，我承認我還是哭了。世事變遷，我依然能站在這裡，讓自己有那麼一點小感動。

卡塔爾世界盃決賽現場

世界盃之後，疫情過去了，我們即將回歸生活的常態。我在年初再次做出了一個自己都有些佩服的決定——遠走歐洲一個月，去看自己想看的比賽，去採訪自己想要採訪的人。

整整45天的生活，我獨自走了7個國家，十幾個城市。去了好久沒去過的羽毛球全英公開賽；看了兩場歐冠；來到散落在歐洲踢球的中國女足球員的家，瞭解她們的旅歐生活。我甚至還去了二十多年來一直心心念的大加那利島，在我最愛的作家三毛家前面的海灘感受來自大西洋的海風。

去年去歐洲，在張琳豔家

大加納利島三毛家

我也會因爲一個人拖着兩個箱子被困在愛丁堡一眼望不到頭的樓梯上，而欲哭無淚；因爲歐洲罷工，不得不坐夜大巴一晚上從瑞士輾轉到法國，再到盧森堡，只爲了趕上早上的飛機飛哥本哈根完成採訪。

過去這一年，我跟了7站羽毛球的比賽；完成了我的世界盃、女足世界盃、亞運會、亞洲盃第四圈現場採訪大滿貫；我終於站在了世界盃的賽場上，完成了直播的單邊出鏡連線；我看到了自己主筆的第一本跟女足有關的書；我採訪了自己職業生涯第一次游泳世錦賽；時隔六年，我再次來到了田徑世錦賽賽場，跟自己喜歡的項目……

去年羽毛球世錦賽

亞運會和金牌合影

女足世界盃現場採訪水慶霞

這些都是曾經我以爲可能實現不了的事情，在41歲“退休”後這一年，實現了。

這一年有什麼困難和不開心的事情麼？說沒有肯定是不可能。但比起之前工作附加給自己的壓力和沒有意義的內卷，好像也都不算什麼了。除了偶爾會因爲自己精心規劃剪輯了一個視頻發佈在社交媒體上，漲粉才只有個位數，會讓我Emo一個小時。沒什麼煩惱能超過這個時間。

離開平臺，我時常在想如何去定位自由撰稿人和自媒體，這依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自由撰稿人除了會供職於不同的平臺提供內容，身份和記者無異，都是提供更多的內容信息；而自媒體則更復雜，他們有的提供有效信息，有的搬運整合信息，也有靠個人魅力撐起一片天。任何形式都有自己的存在價值和受衆，我不排斥，不羨慕，因爲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優質的內容也一定會找到需求的出口，只不過是多少的問題。弱水三千，我可以享受只取一瓢的快樂。

還記得在卡塔爾的時候，我見到了認識十幾年的日本體育自由撰稿家協會的主席大住良之先生，他如今也已經73歲。剛認識他的時候，他身上有着日本人特有的認真，甚至有些古板。我告訴他，我現在已經進入到他的行列，成爲一個自由記者。這一年在各個賽場，見到熟悉的同行朋友，都會告訴他們我工作的變動。幾乎所有人都是帶着一臉驚訝，無法相信曾經很強大、注重內容的平臺怎麼會在一夜之間放棄了。大環境如此，受衆獲取信息的渠道多種多樣，平臺運營的壓力越來越大，這些都是不可逆的。

幾乎每一次的亞洲盃、世界盃我都會見到大住良之先生，在卡塔爾的時候我跟他相約一年後的2024年亞洲盃見。他說他不確定自己會來：“我最近幾年身體不好，心臟一直有問題。不過，只要我還活着，我想我還是會來的。”這些年出國跟比賽機會多了，他的英語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我當時就覺得鼻子一酸，眼前有些朦朧，互道珍重。

一年後的亞洲盃，日本隊前兩場小組賽都沒有見到他，讓我有些擔心他的身體。第三場比賽前，終於在新聞中心見到他的身影。他笑着說：“你看，我還活着，所以我還是會來的。但未來，終歸有一天會有年輕人來接班。”

今年年初，老公對我說：“你接下來一年把咱家房子裝修好吧。”

我對他說：“不行，我沒有時間。”接着，我去了卡塔爾亞洲盃。

這次亞洲盃對我帶來的衝擊，是我做自由媒體一年多以來最大的一次。不僅僅是因爲足球市場不好，而是我在亞洲盃上看到全亞洲的足球記者都是如何工作的。韓國近幾年也開始涌現很多自由撰稿人，他們每天樂此不疲地奔波在賽場裡，成爲了最敬業的一批記者。幾乎每天都會做一場直播，儘管只是自己一個人隨便找個桌子就開始聊。他們不在乎有多少人觀看，只要有人從他們這裡獲取信息，他們就覺得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雖然他們的內容產出比傳統的日本體育撰稿人更多樣，視頻、直播都是主要的手段，他們依然有每天寫文字的習慣。儘管沒有平臺願意付稿費，他們就通過自己的blog來整理當天的採訪內容，以及自己在現場的感受。

讓我自己有些汗顏的是，我過去一年除了那本跟女足有關的書，幾乎沒怎麼寫過文字了。“無論環境如何，有些新聞本質的東西是不會變的。”這是韓國記者洪在民告訴我的。儘管，在亞洲盃他和同行拼的民宿，爲了節省開銷，經常要吃泡麪。但他依然爲自己產出的內容，讓更多的人看到而開心。

每一天都爲自己而活，去享受比賽，去讓別人更快更近的感受比賽帶給我們的快樂，用自己的方式去傳達賽場裡的信息，這或許就是繼續將比賽刻在我們生物鐘上的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