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宥倫看了董千里一眼，讓他來替自己向馮冀才解釋。
“馮先生不要急，我們只是說這件事不好辦，但不是說我們《明報》會對這樣的事情坐視不理。只要能證實王擇《老夫子》確實抄襲了，我們一定會把這件事報道出來，讓更多人知道！”
董千里的承諾讓馮冀才心頭一定，頭腦也跟着冷靜了下來。
“我認真調查過，王擇生於天.津，原名王家植，50年代在天.津文化宮做美術幹部，60年代纔到香港，改名王家喜，並以王擇的筆名開始在報紙上發表《老夫子》的漫畫故事。通過對比王澤的《老夫子》，我完全可以肯定，在人物造型與性格設計上，王擇絕對是搬用了朋弟獨創的‘老夫子’、‘老白薯’這兩個漫畫人物。何況連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爲了證明自己說法，馮冀才接着又從公文包裡拿出一打文件資料，有介紹朋弟生平簡介，有佐證朋弟爲《老夫子》原創作者的資料，總共多大數十頁。
就在董千里翻開這些資料的同時，馮冀才又繼續說道：“如今京津一帶50歲以上的人腦子裡大都印有老夫子那個笑話百出的形象。在1957年初社會思想鬆動的那一陣子，朋弟還曾經畫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報》上，漫畫家李濱聲還寫了一篇短文《介紹老白薯》，爲他鼓掌鼓勵。後來各種運動一起，朋弟被打倒。再不敢提起畫筆。而就在朋弟封筆不久。香港卻冒出了一個老夫子。還有老白薯。雖然將老夫子後腦殼的髮辮去掉，大腿加長了一些，還把老白薯的上衣換了一件，名字也從‘老白薯’改稱‘大蕃薯’，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徵卻與朋弟筆下的人物全然一樣，這就是王擇的所做作爲。本來是一種掩耳盜鈴的笨拙剽竊，卻因爲香港和內地隔絕，信息不通。便使得他瞞天過海，其作更家喻戶曉起來！每每思念至此，我都感到十分痛心，這不僅是一個時代的悲哀，更是一種文化的悲哀！”
董千里看了快速地翻完了馮冀才帶來的資料，然後對林宥倫點點頭。
“馮先生，對於朋弟先生的人生遭遇，我個人感到十分遺憾，但就《老夫子》這部漫畫抄襲一事，即便我們把真相公佈出去。結果可能也達不到你預想的那般。”
馮冀才一聽林宥倫這話就急了，正要開口反駁。林宥倫卻沒給他這個機會。
“在感情上，我很能理解馮先生對此事的感受，但站在理性的角度，事情不併不是說把真相公佈出去，然後問題就能解決。首先，朋弟先生已經過世，原告都已經不存在了，也就沒辦法將那邊告上法庭；其次，輿論上的譴責，實際上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老夫子》的讀者羣體基本都是一些未成年人，他們並不會在乎《老夫子》中的人物是誰原創的，或者說他們根本接觸不到此類信息，喜歡這部漫畫的依舊還會繼續喜歡。”
林宥倫的話讓馮冀才一陣沉默，董千里這時候接口說：“作爲新聞人，揭露此事責無旁貸，但是馮先生也要有心理準備，因爲事情揭露以後，就像林先生所說那樣，最多是讓王擇尷尬一下，於整件事的解決並不會有太大的幫助。而且王擇現在已經移居美國，《老夫子》的出版發行事宜都已經交給兩個身在臺灣的兒子在打理，香港媒體把這件曝光，影響也很有限。”
“難道就事情就只能這樣？”對於這樣的結果，馮冀才肯定是難以接受的。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只是將這件事曝光出去，更多的努力還需要馮先生去做……比如收集更多朋弟作品，最好能夠找到當年他出版的一些漫畫冊，再一個就是找到朋弟的後人，說服他們找王擇打官司索賠。”
“朋弟的後人我見過，性格都不是很強，他們沒有這個經濟力量跑到海外來打官司，而且也沒有人願意出頭，想依靠他們來和王擇打官司不是很現實。”
馮冀才搖搖頭，他手上至今都有朋弟後人當年的聯繫方式，但是這些聯繫方式已經都失效了。
“他們已經搬家了，電話也打不通。這些後人之間好像相互也不聯繫。感覺他們支撐不起來這件事。我當時做了那麼多工作，他們聯繫上這個聯繫不上那個的……那時我就感慨，朋弟先生恐怕是後代無人，這個冤枉可能就要一直背下去了。”
林宥倫和董千里對視一眼，彼此都看到了對方眼中的無奈，按照馮冀才的說法，拿這件事想要依靠法律途徑解決基本上是無望了。
即便是朋弟後人中有人願意打官司，但是朋弟作品的版權並不屬於某一個後人，只要和其他後人的意見不統一，這件事後期就還得扯皮，這樣想把王擇告上法庭估計還是遙遙無期。
收下一堆材料，送走馮冀才，林宥倫和董千里在一起繼續說起了這件事。
“王擇生於1926年，朋弟生於1907年，當年朋弟漫畫大紅大紫之時，王擇應該也是他的忠實讀者，由欽佩到模仿，這並非不可思議。朋弟雖然是老夫子人物的原創者，但王擇的《老夫子》能有今日的成績，和朋弟並無太多關係，主要還是王擇自己的功勞，如果王擇能坦誠地將這件事講出來，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董千里對王擇的印象還是不錯的，所以纔會說出這番話來。
“王擇一身就只有《老夫子》這麼一部作品，頂着原創者的光環這麼多年，要他承認模仿了別人，談何容易？”林宥倫搖搖頭，心裡倒是真的很同情朋弟的遭遇。
一生畫了1200幅漫畫，到頭來手中的藝術被多年的“革命風暴”掃蕩得空空如也，畢生創造的人物又被人全盤端去。想一想朋弟最終的人生境況，真如一片冰天雪地！
董千里接着便問：“那這件事的報道我們應該怎麼來發呢？”
林宥倫心中已經打定主意，“這篇專題評論就由我來寫吧！”
——
林宥倫不像金鏞那般勤筆不輟，經常在報上發表評論文章，自從他從金鏞手上接過《明報》之後，報紙上頭版上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再看到他親筆署名的文章，所以當這篇名爲《香港代表性漫畫風光三十年：一個老夫子，兩種人生！》出現在次日《明報》頭版最顯眼的位置處時，整個香港文化界都被此事驚動。
《明報》編輯部爲這篇文章配了兩張圖片，一張是朋弟水墨畫風格的老夫子，一張是王擇漫畫風格的老夫子。
在文中，林宥倫並沒有刻意提到王擇抄襲的問題，只是以一種平淡敘述的口吻，介紹了朋弟和王擇兩位“老夫子”作者不同的人生經歷。
而在文章結尾處，林宥倫留下了這麼一段話——“不是所有的靈感都能獲得讚歎，也不是所有的天才都可以成爲大師，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生而逢時，是王先生之幸，生不逢時，是朋弟之哀，朋弟若泉下有知，肯定會對王先生說，你還欠我墳前一炷香！”
老夫子自上世紀80年代起在香港逐漸式微，隨後轉戰臺灣，抄襲之事20年裡都沒有人在講，林宥倫的文章一發表，關於《老夫子》漫畫涉嫌抄襲的討論立刻成爲了香港文化界熱議的話題。
消息傳到臺灣，立刻就有記者以此事向王擇的兒子小王擇求證，對方當即否認，並稱林宥倫是在說謊。
這樣的回覆，卻是一下子就惹怒了香港的很多的文化人，黃霑第一個站出來炮轟王擇。
“平心而論，如果沒有王擇的二次創作以及臺灣香港的推廣和普及，只靠大陸方面的創作和渠道，老夫子這個漫畫形象絕對不會取得現在這麼大的影響。但是有個問題王擇應該承認，就是自己在創作老夫子上受了朋弟的影響。他一直不表態，這就不夠仗義，不夠光明磊落……最讓我難以容忍的是，王擇的兒子有什麼資格站出來說話，說句不好聽的話，當年朋弟成名時，他還連精.子都沒變成呢！”
黃霑開了這個頭，香港文化界人士也紛紛對此事發表意見，就連處在半退休狀態的金鏞，也爲此事難得的出聲。
“我知道批評王擇，肯定會有人說我是在拉偏架，但是任何東西，從一到二很簡單，從無到有卻很難。也許原作者朋弟並不是一個十分想要出名的人，但是你應當表達敬意，除非他明確反對你這樣做。王擇父子在推廣老夫子上做出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坐實確有模仿借鑑之處，他們至少欠原作者朋第一個標示，這與任何其他事情無關！哪怕朋弟再也看不到了，這也是對逝者最起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