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邊“嗖”得又飛過一顆流星，尾巴拖的老長老長想着北方飛了過去，正巧這會兒一片烏雲不知道擱哪兒飛了過來恰好把那顆紫微帝星給遮擋住了，查文斌眉頭微微一皺心裡有了一個念想：難道……
大約十分鐘以後，我感覺到睡着的石頭晃動了一下，我以爲那是在做夢，翻了個身繼續睡。不料片刻之後一陣更大的晃動直接把我從石頭上摔落下來，我的手撐在地上感覺到大地在搖晃，那座用石板片蓋的屋子上面“嘩啦啦”得往下滑落石板。
“地震！”這是一個從書上看到的名詞，僅僅是聽過而已。
據說那一晚，在中國的某個地上，一夜之間有一座城市被完全抹平，死傷人數達幾十萬。當然這是後話，我們躲在山頭上哪裡知道這些。
從那以後查文斌每晚都出來看星星，他有時還會擺出石子計算。我問他看出了個什麼所以然.他說，這片土地要出大事，而且很快了。
天象和人事往往會有驚人的巧合。據說在1947年陝北志丹縣，有一天下午，西北方天空中有一團很大的火球向西南方墜落。當時陝北的老鄉都說：“蔣介石快完蛋了。”果然兩年多一點，蔣家王朝就崩潰了。
1976年開春以來，周恩來、朱德兩位革命前輩相繼離開人世，唐山發生大地震，毛主席有重病有牀，這其中難道真蘊涵什麼預示嗎？我不得知，或許他心裡早就有了答案吧。
那年9月，毛主席病逝，全國陷入了一片哀悼中，我們在山上，但是查文斌卻在頭一天就已經告訴我了：那顆紫薇帝星沒了。
又過了一個月，秋，四人幫正式倒了臺，全國的各種冤案都被陸續平反。當我看到我家的煙囪第一次冒煙的時候，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
家，我離開了整整一年，但是我總算還有一個家。接下來的時間是平反和無窮無盡的調查，我因爲是逃離的，知青的手續還在東北，這邊的戶口又落不下，分不到糧票也拿不到工分。好在當時都知道我父親的冤案，組織上也沒太難爲我，只是把我和查文斌帶到縣城裡去做了記錄，登記在冊，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他，那是1976年的臘月。過年前，我收到了北方寄來的照片，我、胖子還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不知道他們三人有沒有各自收到。
1977年農曆春節，我曾經去過五里鋪，但是查家沒有人，聽他們村裡的人說查文斌走了，在一個月之前和他那個瘋瘋癲癲的師傅一塊兒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家，兩間土坯房，有一個籬笆圍成的院子，院子裡有一棵棗樹。過節，家家戶戶貼紅掛彩，唯獨這家門框上寫着一副白底黑字的喪聯。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過的，父親的問題基本被調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親也同樣清白。但是經歷了這一波折騰之後，他們倆都老了，一下子就頭髮花白，因爲常年被關在陰暗潮溼的地方，我的父親得了嚴重的關節炎，以至於再也不能下地；而我的母親也同樣落下了病根，她的腰受到了重創，據說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原因是她不願意指認我父親是個特務。
1979年，我已經成年，家道也開始中落，在農村，失去了勞動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經只剩下半個番薯，父親讓給母親吃，而母親則說自己不餓，最後誰都舍不吃而餵了老鼠。那一年，我開始接過家庭的重擔，同樣因爲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塊錢的債務，在那個年月，對於我這樣的家庭絕對是一筆天文數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實在沒辦法後，我準備放手一搏，賣掉了家裡的一頭豬湊了路費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車。
深圳，那時候還是個小漁村，我的目的地是廣州。這裡對我而言是陌生的，我聽不懂那兒的語言，也吃不慣那邊的飲食，但是每天都有無數像我一樣爲了討一口飯吃的人來到這裡，而我也正是開始了露宿街頭的生涯。
廣州是現實的，也是殘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轉着只想能夠餬口。我沒有多少文化，我也沒有社會經驗，扛過沙包，也去工地攪拌過水泥，力氣和二三十歲的比有差距，最終我謀得一份在廣州拉黃包車的活兒，也就是人力車伕。
廣州作爲最早的開放城市，這裡的一切對我這個鄉下土包子來說都是超乎想象的，這裡的人腦子精明。比如他們從香港進電子產品回來加工，一塊電子手錶的成本只要兩元錢，但是批發出去就可以達到十塊，很快當時我從那些坐在我車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這麼一塊表如果帶到北方，那它的價格將會再翻兩番。
這樣的利潤是建立在那個年代的信息不對稱和資源缺乏的賣方市場，龐大的中國人被文革壓抑了十年之後社會需求瞬間釋放了出來，一盤盜版的卡帶運到北方都會有人搶的頭破血流。於是，半年後，我也加入了這個大軍：倒爺！
我倒騰的第一筆貨是喇叭牛仔褲，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廣州拉了整整半年黃包車攢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車。在上海，我剛走出火車站之後就打開了包裹就地擺攤，不到五分鐘，這批貨被人一搶而空。欣喜若狂的我當天就定了返程的車票，從此，倒爺的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衣服、電子產品、音響製品，生活用品，五金機件，總之什麼賺錢，什麼貨好拿我就拿什麼。大約有一大半的時間，那陣子我是在火車上渡過的，而去往的城市也僅僅是隨着我能買到最快的北上列車，無論終點是哪裡。
這樣的生活我持續了半年有餘，期間有虧有賺，虧的多半都是上當被騙，畢竟還是年輕。賺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過去後，我本人依舊還是兩袖清風，四海爲家。
我和胖子再見的時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帶了一大箱的鄧麗君卡帶，市面上的暢銷貨。在西安老的城門樓子下面，我一邊啃着羊肉泡饃一邊不急不慢的打開了拉鍊包，把那些卡帶一張張的放在一塊藍布上。
“兄弟，這卡帶咋個賣？”
我頭也沒擡隨口答道：“一本五塊，三本十塊，要多少？”
那人說道：“這麼貴，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錢，怎麼樣，就五毛我全要了！”
“滾、滾、滾！”我最煩這種沒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雙腳還停留在原地，一隻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帶伸了過來。
“咦，你這人，我說了不賣！”我擡頭一看，一張臉盆大小的臉帶着深藍色雷鋒帽正衝着我“嘿嘿”直笑，那張大手抓起一把卡帶掂量了幾下道：“就五毛，賣還是不賣？”
“滾犢子！”我站起來一拳打了過去，他還是那麼的結實。
鐘鼓樓廣場一家餃子館叫“德髮長”，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擺着一罈杏花村，我是不勝酒力的，但是我還記得兩年前我們分開的時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須的，我們整整喝了一個下午。
胖子繞道太原後回了成都已經是兩個月後，轉輾通過朋友找到了他父親的戰友打聽到了家人的下落。他的父親是個正直的人，在監獄裡自殺了，是用長褲撕成了布條吊死在牀檔上的，他的老孃隨後也跟着去了。倆夫妻死後屍體就被扔在人民南路的廣場上，一連七天都沒人敢去收屍，最後是他爸身前的幾個部下偷偷找了倆獨輪車半夜拉走的。
胖子家的那個大宅也成了革委會辦事處，他也就跟着沒了去處，臨走前，胖子到汽車連去偷了一箱汽油半夜溜回了大院。那地方他太熟了，從小跟那長大，守院子的狼狗以前都跟他在一個碗裡吃飯，把那棟原本屬於自家的宅子用汽油澆了裡裡透透，一把火點了之後就開始逃。到現在，他也還是個黑戶，有家不敢回，只能在西安這一帶混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