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是如何解決你們同的矛盾?

“跟你們發脾氣,你們要看在我的面子上,能諒解就儘量諒解她。”

這是經常跟我們說的一句話。

但是,具體解決起來並不那麼簡單。這時像個處理家務事的家長,他也不容易。

我跟小矛盾不斷,大矛盾只鬧過兩次。說出來不怕你笑話,都是從打撲克鬧起來的。

50年代和60年代初,沒什麼事幹。不許她插手政治,她閒得慌,每天就是打撲克。她在玩的方面也不同於。輸得起,她輸不起。

極少打牌,下棋也不多。偶爾同康一民下盤圍棋,也是輸的時候多。別人贏了他不惱,別人謙讓他就惱。所以。康一民下棋出招兒總是又狠又兇。輸了,再也無計可施時,便咂咂嘴籲口粗氣,好像這輩子總算嚐到了輸的滋味,不在此生。下來還對我嘀咕:“看來也不是一貫正確,康一民就贏了他。”

則不然。打牌不許別人謙讓,這一條同毛擇東一樣。不一樣的是她一定要贏,贏不了就發脾氣,大家都跟着倒楣。

她總是跟我打對象。“高處不勝寒”一出錯牌就遭白眼.所以玩也玩得提心吊膽。遇上對手弱,比如我手下的幾名衛士,他們牌藝不佳,再爭也是我們贏,這牌就好打些。若遇上對手強,比如那些聰明伶俐的女護士,這牌就難打了。女護士要是不讓着我們,我們必輸無疑,女護士當然要讓着我們.但不能露出破綻,露出破綻麻煩更大。思想上有了顧慮,牌就容易出錯,我一出錯牌,就翻白眼,這牌玩得真像受刑一般。

1952年春,我跟在萬壽路新六所打撲克。

所謂新六所就是中央在萬壽路修建的六棟小樓。中央五大常委毛。劉、周、朱、任,每家住一棟,工作人員住一棟。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就是在這裡寫的。1959年以後,再不曾來新六所居住。

那天打牌,一坐下我就發現臉色不好。心裡不免犯響咕。越犯響咕越出錯牌,越出惜牌臉色越難看,成了惡性循環。縱然女護士們想讓我們贏也不容易辦到。

我又出錯一張牌,剛想反悔,已經將滿把牌擲於我面前:“不打了!你爲什麼說我躲風?啊!

我心裡咯喳一下,臉刷地變白。像聽到口令似地,猛然起身立正。糟了!我心裡叫昔,怎麼被她知道了?

那時,全國正在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從延安時期就不滿意黨內的各種整風運動,特別是“三查”“三整,,中跟發生一次大爭吵後,更是害怕運動,惱火搞運動。不論大小運動,一來她就躲走,從不參加。我曾聽她說過許多不滿搞運動的話:“有些人吃飽了沒事千,整天琢磨着搞別人。”“哼,搞麼,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

這次:‘三反”“五反”運動起來,又躲出去一段時間,不參加組織活動。機要秘書徐業夫問我:“爲什麼運動一來,就走?”我隨口說了一句:“躲風唄。”

現在,話傳到耳朵裡去了,她趁打牌機會把火發泄出來。我無言以對,心裡有些恐懼。

“哼,小鬼息子!”氣得臉紅脖子粗,一個勁喘粗氣,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我又急又慌,說不出話,只好跟在她屁股後面團團轉。

氣不過,走出門又在院子裡轉,我也跟出去在院子裡轉。

“你爲什麼說我躲風?說話呀!啞巴了?你說沒說我躲風?”眼裡含了淚花。

“對,對不起,同志,”我吃力的解釋“我,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書問我,我隨口說的……”

“你這個沒良心的!”眼裡的淚花一個勁轉,“我政治上保護你,你反而誣衊我……”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哪裡想誣衊首長……”

“不要你嘴硬!我聽到的是這一句,我沒聽到的還不知道有多少話呢,你說,你都說了我些什麼?”

“沒有,絕沒有……再沒說什麼。”、

“沒說什麼?我問你,你爲啥挑撥我跟李敏的關係?”

“這是絕沒有的事情!”

“你再說一遍?你敢再說一遍?我叫你派車去接她回家。你爲什麼不去接?”

“接了,我去學校接了。是李敏不肯回來的。”

“是你挑撥!你知道我這個後媽不好當,我哪兒疼,你往那兒戳刀子。你們不是幫助我們搞好關係,你們就會哺咕閒話搞挑撥,你還不承認?”

“這一條我絕不承認。”

“你還挑撥我跟主席的關係!”尖叫起來,頓着腳。淚水流下來。我泄氣地垂下頭,手足失措,唉,爲了那次吃紅燒肉,一再追問我,我“供”出不叫做,發火,再不和一道吃飯。也難怪發這麼大的火。

我看看腕上的表,已經是下午四點,該起牀了。我冷靜一下情緒,儘量沉穩些語氣說:“同志,主席該起牀了,我得去照看。回頭我再跟你作檢查吧。”

我匆匆趕到值班室,恰好按響了電鈴。我理理衣冠,憂思重重走進臥室。

擦過臉後,照例靠着牀欄抽菸看報。我猶豫一下,小聲說:“主席,我踉同志吵起來了。”

自顧看報,漫不經心問一旬:“你爲什麼跟她吵下?”

“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我斟酌着詞句,說:“我說她躲風,她說我是政治誣衊。”

“噢,躲風?”掀起眼皮,顯然開始注意了,問:“那麼,你有沒有說啊?”

“是徐秘書問我,我隨口講了這個話。”我把事情經過說了一遍,然後解釋:“主席,我真沒有誣衊她的意思啊?·”

沉思着點點頭:“嗯。”

“她還說我挑撥她和李敏的關係;挑撥她和主席的關係。主席,我挑撥你了嗎?

想了想,說:“好吧,你下去。我和談談。”

我退出來,見江膏還在院子裡團團轉,就小心翼翼走過去:“同志,主席請你去一下。”

“你可真行哪!”斜我一眼,意思是說我”惡人先告狀”。我垂頭無語。到了這步田地,越解釋越糟糕。

工夫不大,值班室的電鈴又響了。我蹦起來就朝臥室趕。已經不在房間裡了。

“看來問題不好解決喲。”仍然斜靠在牀上吸菸。望着我慢條斯理說:“光靠我幫忙還不行,看來你得寫檢查,不寫檢查問題解決不了。”

“怎麼寫?”我犯愁地間。

“你怎麼說的,就怎麼寫嘛。

“他說我政治上污衊她,我沒這個意思。”

“那就寫沒這個意思。”

“她說我挑撥她和李敏的關係,我沒有。”

“那就寫沒有。”

“她說……就這麼寫檢查?”我忽然覺得不妥。

笑了,指點我說:“叫你學習你不愛學習,連個檢查也寫不來,以後我看你還學不學習?”

我難爲情地跟着笑。

“這麼寫,我教你。”伸左手作紙,伸右子食指作筆,比畫着說:“寫要寫我們兩個人的名字,寫主席、江膏同志,寫到拾頭上,點雨個點,就是冒號。然後另起一行。躲風的話說了,承認,要檢查說的不對,要道歉對不起。再寫個但是,在但是後面多做文章。話是說了,但是沒有搞政治誣衊的意思。至於挑撥。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來。交待的事辦了,只是沒辦成。以後交待的事一定努力爭取辦成。檢查寫完先交我看。”

“謝謝主席。”我趕緊回自己屋寫檢查,怕時間久了忘記教的話。檢查寫完,我送給看。

“嗯,可以。”點點頭,把檢查放在牀頭櫃上,望着我說:“檢查交了,問題還沒解決。你說她躲風,這個話沒說好,怎麼辦?

我茫然地回望。忽然笑了,風趣地擠擠眼:“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風了。”

於是,我從新六所“躲”進了中南海。

“躲”過幾天,派人來電話,叫我馬上到新六所。我匆匆趕到新六所。一見面,就笑着說:“銀橋啊,問題解決了!病了,住在北京醫院。我給你準備好了東西,你帶者去醫院看看江膏,明白嗎?

“明白。”我一陣高興。

“先不要忙,在你房間裡等我,等機會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間裡等候。十幾分鍾後,北京醫院一名護士忽然打來電話,點名找我。我接過電話,那護士說要煙和一些水果。我記下來,再一查看爲我準備的東西,正好符合的需要。忙帶好東西乘車趕往北京醫院。

一進病房,沒見到人。衛生間裡有水聲,我便站立着等候。片刻,搓着手走出來,一見我便微笑着過來握手:“你來了?坐坐坐。”

我規規矩矩坐好,把東西放在桌子上。

“你對我有意見沒關係,但你不該背後講我。”態度已變柔和。我又解釋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後一定注意。

“你以後有意見直接來找我,不要背後講。當面講什麼我也不會怪你。”說完,馬上轉開話題,談起工作上的問題。研究如何照顧好的休息和飲食。她說:“我身體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們照顧,你們多操操心吧。”

事後我才知道,我在房間裡等候時,給打了個電話:“你不要小肚雞腸。銀橋一聽說你病了,着急得很,買了東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動麼,要有胸懷麼。”

於是,便叫護士給我打電話。她從那裡已經知道我要帶什麼東西去,便主動提出讓我送什麼東西去。一場矛盾被輕輕鬆鬆化解了。沒過多久,我便被提升爲副衛士長。

可是,這件事還是留了條尾巴,我當時萬萬沒有料到。

去北京醫院看望之前,將我寫的檢查退還了我。他完全是隨意說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留着吧。”

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當真保存下來這份檢查。一直保存到”**”。那是1967年,紅衛兵抄家抄走了我的這份檢查。這下子可糟了,說我反就是反對,關了我,鬥了我,家也查抄好幾次。幸虧視察南方經過天津,打聽我的情況,纔將我解放出來。

現在,我那份檢查仍存在天津檔案館,要也要不回來。大概要成爲歷史文物了。

發脾氣多了,我們見怪不怪,不再害怕,有時甚至當面爭吵不下,一直鬧到那裡去。特別是我們這些老衛士,長期生活在身邊,貼身貼心,久而久之便成爲家庭一員了,鬧起矛盾輕易不肯退讓。衛士們的例子不說了,還是講講我自己。”

196O年夏,我跟隨和來到北戴河。住在綠樹掩映的平房一號屋。

那夭,上午1O點上牀睡覺,臨睡前囑咐我下午4點鐘有個會議,3點鐘要叫醒他。我從臥室出來,守在值班室看書。下午2點,副班衛士把我叫到房間。

“來,銀橋,還是我們倆打對家。”興致勃勃召喚。我顯出有些勉強。天天陪她打牌,實在厭煩了。又不能不扛,就用嘆氣和懶洋洋的動作表達不滿。

我的“消極怠工”很快被看出來,她被掃了興,臉沉下來,用勉強裝出來的開玩笑的口氣問:“怎麼了?銀橋。想老婆了?沒精打彩的!”

“沒什麼。”我有氣無力應一聲,看看腕上的表,已經2點半鐘。我嘆口氣,這牌打的真沒意思。

“該你出牌了!”已經面露慍色。

我沒理睬,淡漠的目光望着手中牌,走神一般,愣怔一會兒才機械地抽一張牌扔出去。

沒動腦子,出錯牌了。朝我翻白眼,我故作不見。

“銀橋,你是怎麼了?”的聲音顯出她是盡了最大努力忍耐,就要忍耐不住了。

“沒什麼。”我淡淡他說着,又看一眼表:“主席下午有會。”

“正班有田雲玉!”

我抽了抽嘴角,懶得再說話。夏天人就是發懶。主席是叫我也跟着去,但我沒解釋,只是嘆長氣。

我的沒完沒了地嘆氣,連輸兩盤。接下來的一盤出沒兩張牌,輸局已定。而我還在沒滋沒味地嘆氣。

“不打了!忽然把牌甩到桌子上,嚷起來:“你今天要幹什麼?你要幹什麼?”

“我幹什麼?我要陪主席去開會,現在還要陪你打牌,你說我幹什麼?”

“放肆!你是跟誰說話?”江膏指着我喊。

“我不是跟你說話嗎?是你跟我發態度,”

“你是什麼態度?是你們爲我服務還是我爲你們服務?啊,你說!

“我爲主席服務就是間接爲人民服務,政治上一律平等,我沒有陪你打撲克的義務!

“你、你,”氣得身體發抖,說:“你好狂啊,你不就是一個衛上長嗎?你給我出去,滾!

當着衛士們和護士的面這樣喝斥我,極大地傷害了我的自尊心。她喝斥衛士可以,我可是衛士長,三八式幹部,跟隨十幾年,這些衛士平時都是聽從我指揮的。這樣傷害我,以後我工作還有威信嗎?我漲紅了臉,也喊起來:“你狂什麼?你不就是個秘書嗎?萬歲還輪不到你萬歲!

“你說誰?呵.你說誰?你再說一邊,我看你再說一遍!要朝我衝過來,被護士們拉住勸。衛士們就往外拉我。我甩開衛士,迎着喊:“我就說你了,怎麼着?我是衛士長,不是陪你打撲克的。”

於是,我們越吵越兇。完全不是1952年吵架時的光景了。那時我是衛士,現在我是衛士長;那次我說了她躲風。理短嘴軟,這次是她沒理。她說一句我說兩句,陳糠爛穀子的舊賬全翻出來了,誰也不讓誰,互相揭短。吵到後來,她哇哇地哭,我也嗚嗚地哭,邊哭邊互相指着喊。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好笑,簡直像小孩子打架。護士們勸,衛士們朝外拉我。我也知道事情鬧大了,心有些虛,也有些慌,何況也該去開會了,我素性趁衛士拉扯的機會,甩下就朝房間裡跑,邊跑邊哭。

已經起牀,正在看文件。似乎聽到了哭喊聲,皺起盾頭正朝外張望,我一共闖進門,放聲大哭,指着外面說:“主席,罵我,跟我吵,吵……她說,她說我就是伺候她,爲她服務的……”

站起身來,皺着眉頭說:“你們整天鬧什麼鬧?到底爲什麼?”

“打撲克,她怪我出錯牌,我想着主席要去開會,我就沒心打,就發脾氣,把牌就這麼朝我甩……”我正在哭訴,門口一陣亂,也哭喊着跑進來了,立刻又同我吵成一國。站在我和之間,喝令我們不許吵,可是已經吵起來了,誰也不肯先住嘴。大概也聽出我們吵的全是雞毛蒜皮陳糠爛穀子,便一隻手把我往屋裡推,另一隻手把往屋外推,喊着:“不許吵,都給我閉嘴!我看你們誰再吵?你們蠢麼!像什麼話?”

出現了片刻的沉靜。往出推:“你年紀大。你就不能少說一句?”臨出門,我在後面又說了一句。這一來不幹了,回身又往屋裡衝,邊衝邊哭喊着罵。回身瞪住我:“怎麼回事?她不說了你還說?”

我閉住嘴,可是沒完沒了喊,連喝幾聲沒止住,我便忍不住又喊起來。

真氣壞了,打雷似地吼一聲:“住嘴!”屋子裡陡地一靜,立刻接着說:“從現在起,誰再說一句我就追究誰!”

我和都不敢說了。

“我每天忙成這樣,你們還嫌我忙得不夠是不是?你們閒得發慌是不是?打個撲克也吵成這樣,說出去叫人家聽聽,的秘書和衛士長爲了打撲克吵架,還哭,拉也拉不開,你們像話嗎?丟人不丟?”吮吮下脣,將手那麼一劃:“到此爲止,你們兩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都看書去!

從此,我和打對家的玩牌史便結束了。

事後,羅部長和楊主任召集我們開了個整風會,批評我訂稅:“主席操心天下大事,日理萬機,你們不要又給他老人家添亂.要給他創造一個和平安靜的家庭環境。”

這件事對我並沒什麼壓力,就像家裡人吵架一樣,吵得再兇也是家裡的事。解決問題也是家庭內部協調關係的方式。只要幹久了,衛士們都會感覺自己是家庭中的一員,對待我們也如同對待親人一樣。愛也愛得深切,罵也罵得隨便,沒有任何隔閡,無需端個架子“注意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