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後勤不過就是此起彼伏、無窮無盡的一連串困難，問題不斷出現、擴大、併合，前傳後移，有些得到解決，有些暫時隱沒，然後再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現，面對着這些通過嚴肅認真的後勤研究工作揭示出來的千變萬化的困難，人們有時會大惑不解：軍隊是怎麼能夠運動的呢？戰局是怎樣進行的呢？怎麼還能打勝仗呢？
說一切戰爭都是由一連串永無終結的困難和失誤所組成，這是老生常談，克勞塞維茨在談到戰爭的阻力時，所指的也正是這個意思。
但令人奇怪的是，大多數戰爭史著作對這一點只是空說一通，而不作嚴肅認真的研究。雖然論述戰略戰術的書籍在數量上比論述後勤的書籍多幾百倍，但是，就連願對戰爭這一公認爲令人不感興趣的方面進行研究的少數作者，也常常是從一些先人之見出發，而不是以對客觀事物的周密考察爲依據。
如此輕視後方勤務，是因爲沒有看到，但也許正是因爲看到了後勤工作佔據全部戰爭事務的十分之九，計算軍隊運動和補給時所要解決的數學問題，用拿破崙的話說，就是用上一個萊布尼茲或牛頓也是值得的。
現代的一位偉大軍事家英國將領韋維爾說過： “我經歷的戰爭愈多，就愈加認識到戰爭是如何完全依賴於後勤和運輸……你想在何時把你的軍隊移動到何地，並不需要多大的技藝或想象力，但你若要知道什麼地方可以部署你的軍隊，以及能否在該地維持你的軍隊，那就要有豐富的知識，要進行艱苦的工作。爲將者必須對補給和運動諸因素具有真知灼見，以之作爲制定一切計劃的依據。只有這樣，他才知道在什麼時間以及如何去冒有關這些因素的風險，而要打勝仗是非冒風險不可的。”
迄今爲止，人們根據兩種主要標準把後勤史劃分爲若干時期，有些作者繼承克勞塞維茨和毛奇創立的傳統，以軍隊採用的補給制度爲依據，將近代後勤史分爲三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時期。
第一是常備軍時期，當時的軍隊是由倉庫供養。
第二是拿破崙的掠奪性戰爭時期。
第三個時期始於1870-1871年，以從基地實施連續補給的制度爲標誌
。
這種劃分方法偶爾也產生出變種來，例如有一位權威認爲，兵站制度實際上是十八世紀移動倉庫的一種改進，依照他們的看法，後勤的發展，除十九世紀初有一個短暫的倒退時期外，始終是一個平穩的漸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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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作者與此不同，他們研究後勤持續發展的原因時，注意力是集中在軍隊所用的運輸技術手段上，從而把戰爭史劃分爲下述幾個有明顯區別的交替時期，即馬車時期、鐵路時期、汽車時期。
這幾種運輸方式雖然各有其特點和侷限性，但總的發展趨向是輸送能力越來越大，速度越來越高，他們認爲，除拿破崙的所作所爲以外，可以把後勤的發展視爲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
從我們對近一個半世紀後勤體制的詳細研究來看，上述兩種劃分方法似乎都不確切，把十八世紀戰爭描繪成由倉庫供養，說軍隊的運動受其自身補給機構的束縛，這是很錯誤的，拿破崙決沒有倒退到更原始的方法去，事實上是在更大的規模上沿用了前人的通常做法，最後建立起了有史以來最全面的補給系統。
對不起毛奇和那些天才將領們！鐵路和兵站制度的出現並未在運動戰的補給工作中引起革命性的變化，以至於遲至1914年德軍還是預計要靠就地取給維持部隊供應，實際上他們也正是這樣做的。
從華倫斯坦到施裡芬的戰爭史，整個說來特點是很分明的，那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有組織的搶劫，其主要特點首先在於，軍隊只有在不斷的運動中才能維持給養供應，一旦停止運動，如1692年的蒙斯包圍戰或1870年的梅斯攻城戰，他們就會遇到巨大的困難，並不得不求助於其他的人爲辦法來克服這些困難。
直到1914年，情況仍然如此，這是包圍安特衛普的德軍在吃了苦頭之後纔得到的教訓。
如果說這種掠奪終於在1914年中止，那並非因爲戰爭突然有了什麼人道主義的性質，而是因爲隨着彈藥及其他戰爭必需品，包括初次出現的汽車燃料消耗量的巨大增長，軍隊再也不能依靠就地取給來解決大部分物質需要了。
直到1870年普法戰爭時，彈藥在全部補給品中仍然只佔微不足道的極小部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幾個月中，彈藥同其他補給品之間的比例就顛倒過來了，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給養已只佔全部補給品的百分之八至十二，新的需要只能依靠源源不斷的後方供應來滿足
。
因此，這時的軍隊在駐止期間較易保障，而軍隊一旦快速運動時，要對它進行保障幾乎就不可能了，理解這種同以往截然相反的情況需要一定的時間，那是不足爲奇的。
在由此而產生的問題得到解決之前，戰爭演變到了這樣一種地步：補給品，甚至部隊，有時不得不在一地停留數年之久，其原因純粹在於鐵路不能代替馬車，大量的補給品被送到前方，屯積在鐵路終點站，以後就再也不能向前後或左右運輸。
同十八世紀比較，戰略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了後勤的附庸，機器產品——炮彈、子彈、油料、複雜的工程器材——終於接替農產品成爲軍隊消耗的主要物資，戰爭這回真的被錯綜複雜的補給臍帶組成的巨大網絡束縛起來了，不能移動了，變成了一個規模大得難以想象的相互屠殺的過程。
後來的機器產品——汽車、履帶、飛機是否能使軍隊解決機械化戰爭帶來的難題呢？這也是一個爭論未決的問題，有些人曾以現代的運動戰同過去的運動戰互相對比，但由於找不到恰當的比較標準，所以結論沒有說服力。
看來探討這個問題的一個較有成效的辦法是，不以當代軍隊的實際運動速度同先前的軍隊作比較，而看一看他們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實現不同技術手段所決定的最大理論速度，換句話說，就是測量一下阻力這個難以捉摸的因素的影響。
這樣一考察，就會遇到，十八世紀軍隊的最大持續速度爲每小時3英里即士兵徒步的行軍速度，而他們有時能一連兩三個星期每天行走15英里之多，而現代的車輛，即便是履帶車輛，每小時也能輕而易舉地行駛15英里。
但是，無論什麼軍隊，就連在北非追擊隆美爾的英國刀刃部隊和在滿洲追擊日軍的馬利諾夫斯基的坦克部隊，一次也只能在很少幾天內保持每天75英里的速度。
考察這一問題的另一個辦法是研究所謂的極限距離，亦即運用某種運輸手段從基地對軍隊實施有效保障的最大距離，我們已經說過，這個概念本身沒有多大作用，因爲支配它的偶然因素太多，然而，以它爲依據作一番理論的研究，看來仍有意義。
假定一輛載重一噸的大車由四匹馬曳行，每匹馬每天耗用飼料20磅，則這輛大車在其有效載重全部耗光之前能走的最大距離是：20x2240÷80=550英里，但實際上能連續行駛的距離大約只有120英里，只有理論數字的22%左右
。
與此相比較，一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5噸卡車，假定裝的全是油料，在其負載用光之前大概至少能跑5000英里，但是，在歐洲戰場上，卡車連續行駛的實際距離最多隻有500英里，僅爲最大行駛距離的10%。
隆美爾比任何別的指揮官都更善於從他的運輸車輛榨取最後一英里行程。但就連隆美爾，當他試圖把上述數字的500英里增加一倍時，也陷入了無法解決的困難。
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十八世紀軍隊不僅沒有受倉庫束縛，其行軍速度不僅不低，而且，就其利用運輸工具行駛能力的理論極限來看，他們比現代軍隊還強得多，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爲無論什麼機器——人力的或機械的，其部件越多，則阻力越大，這是報酬遞減率的一個極好的例證。
根據上述事實，我們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未來三十年內，各種運輸工具無論有多大的發展，運動戰的速度在最近的將來不會有顯著的上升，這一點在二戰後期的戰爭中得到了證明，美軍在理想的條件下作戰，握有完全的制空權，對一個已經不入流的對手發動了襲擊，儘管如此，它也未能連續使每天的進軍距離超過40英里，於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認爲1914型的軍隊已經危險地過時了，那就是對本世紀後勤的發展情況缺乏正確的理解。
事實上，本世紀後勤發展的特點是，新出現的一系列運輸工具的速度和行程，大部分被阻力的巨大增長，特別是被補給品的龐大數量所抵銷了。
因此，即便明天出現一種嶄新的、空前有效的運輸工具，它的最大理論效能也只有一小部分能被實際利用，所以它對運動戰的速度的影響也將是很有限的。
還有一個更有意義的重要問題，那就是後勤部隊同戰鬥部隊的比例問題，這個比例常被看作是大致衡量軍隊效率的一個標誌：比例愈低，效率愈高。
然而，這是對後勤部隊與戰鬥部隊相互關係的一種誤解，撇開那些有着浪漫主義英雄色彩的政治家和雄心勃勃的將軍們所能產生的影響不談，軍事組織所追求的目標，不是以最少的後勤部隊應付差事，而是要儘可能地造成最大的戰鬥力。
假定爲了達到這個目標，在某個戰局中，每個戰士之後必須有100個人泵送油料、駕駛汽車和修建鐵路，那麼，100:1就是最佳比例，但是，這個比例從理論上說包含着無數組成因素，因而確定最佳比例是一項極爲困難的任務
。
爲此，值得設計一套非常複雜的模型，使用一整套計算工具，並由一位數學天才來負責控制。
不僅如此，當一切計算都已完成，並據此作好了種種準備時，又很可能因爲新的戰略需要或政治需要而前功盡棄。
實際上，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明二十世紀的大多數作戰計劃人員，試圖解決過後勤人員與戰鬥人員的最佳比例問題，早先的計劃人員更不待言，非但如此，大多數軍隊在進行作戰準備時，看來都是按臨時確定的標準盡力而爲的，他們花很大的力氣盡可能多地籌集軍用車輛、各種卡車，以及鐵道兵等，很少考慮作戰部隊與後勤部隊之間應有怎樣的合乎理想的比例，才能從理論上保證軍隊走出最遠的距離。
而且，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方面所作的唯一一次無所不包的嘗試--諾曼底登陸作戰也並未給人以多大的鼓舞，儘管霸王行動的計劃連對最後一桶油料都作了詳細規定，但執行這些計劃卻成了罕見的因循保守，甚至膽小怕事的大表演。
不僅戰局的實際發展同計劃很少有共同之處，而且後勤機構本身的行動也同原先的估計大不一樣，所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1944年盟軍的勝利，與其說是因爲執行了預定的後勤計劃，不如說是因爲違背了原來的計劃，願不願意擺脫計劃的束縛，能否臨機應變和承受風險，這就是最後結局的決定因素。
這個課程一開頭就表示要堅決避免含糊不清的推測，而集中注意力於具體的數字和計算，在結束的時候，也許應當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人的智力，如無其他因素配合，終究不是進行戰爭，從而也不是認識戰爭的最好工具。
僅僅因爲我們除人的智力外沒有更好的工具，所以智力在制訂計劃和執行計劃這兩個方面才都要起主要作用，但是，誰如果相信單憑人的智力就可以透徹地瞭解戰爭，或瞭解人類行爲的任何其他方面，那就證明他同通天塔建造者們一樣地過度自信，因而理應受到同樣的懲罰。
拿破崙說，在戰爭中，精神的東西和物質的東西所起的作用，爲三與一之比，承認拿破崙這一格言的真理性，這就是研究後勤對運動戰之影響的本書歸根結底所能提示於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