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周易》哲學思維方式的歷史成因
19
錢穆曾在《中國文化導論》中談道：“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之區別，而其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致不外三型：一遊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遊牧文化發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中國文化導論》 商務印書館 1994年版）
事實上從人類文化源頭來看，唯有古希臘這個處於近海之島嶼，成爲古代文明源頭之一。而在世界上同樣有很多濱海地帶，以及近海島嶼，並沒有發展出如希臘那樣的文明。故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並不是發展出商業文化的必然結果。古代日本，中國山東半島，朝鮮半島，及南洋諸島並沒有發展出如希臘的商業文化。
希臘文明既有特殊的地理環境因素，也有與之相臨的東方諸文明互動與交流的影響結果。希臘特殊的地理環境是世界它處所不具有的，是希臘所獨有的，所以才孕育出希臘商業文明。不同區域的地理條件，決定不同區域人類文化走向。在人類初期及跨入文明的時代，自然地理條件確實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但這只是人類發展史上那個特定時段裡地理環境所起着的決定性的因素，即是相對的，而不是永恆的。
中國文化發祥於內陸，氣候變化規律恆定，四季分明，大河流域，平原廣闊，沃野千里，物產豐饒，決定了華夏民族以農業爲本的經濟結構。
海洋環境促使外向性生存活動，而內陸環境促使封閉性的生存活動。
中國的地形，東與東南臨海；北於西北是荒漠與橫沙；西與西南則是高山聳嶺。天然屏障隔斷了與外界交流，形成了一個交封閉的地理環境。
中國的地形是一個四面封閉，整體聯繫很緊密的大陸平原地區，地形非常好，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都屬於平原地形，只有較稀小的山脈，黃土高原也是比較平坦，植被豐富，易於遠古人類生存。
中國大陸自然條件較好，氣候溫和，大部分地區處於亞熱帶和溫帶地區。平原地區有河流通過，土壤肥沃，適於農耕和村落聚居。
中國文化最早發祥於黃河中游的黃河谷地，包括汾河，渭河，徑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仰韶文化或彩陶遺物分部的核心地帶。此地區自然條件利於原始農業的發展，公元前4000年，這一帶便存在着農耕村落。
夏、商、周都是以農業立國，從氏族社會延續下來的父家長式社會制度模式而奠定了“家天下”的制度形態，也由此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徵。
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古代社會裡，不能不認爲地理環境因素決定政治體制。從四大文明古國的發祥源頭來看，無疑說明了這個問題。而唯有中國特殊封閉性的大陸環境，在古代因天然屏障隔斷了異族入侵和與外界交流，而使文化不間斷的發展下來。即使在大陸內雖遭受西北和北方遊牧民族不斷的南下入侵，或一度統治整個大陸，但並不改變中原文化的本質。這因爲華夏周邊部族文化在歷史上是落後於中原文化的，即使落後的北方部族（如蒙、滿）入侵中原，最後還是被漢文化所融合，並不像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國被外來民族入侵，卻使原民族文化中斷或消亡。
中國北方因地理氣候與中原迥異而形成的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之間的衝突同時貫穿了前後封建社會數千年的歷史。這是中國大陸農耕文明長期受北方遊牧民族攻擊態勢裡唯一的競爭壓力，也由此促使中原民族大一統文化意識成因之一。
中國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氣候土壤有助於產生一個大一統的文化形態。
東方農業生產方式往往以家庭生產爲單位（或家族式），是通過人與自然之間的交換，依靠人的勞動從自然中索取生活必需品，生產的目的就是爲了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爲了交換。是一種自經自足的生產方式，即生產方式也是保持原生態性。
環境對家庭形式，衍生出“孝”的觀念，又成爲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學說都可以從中國地理環境與人之間長期作用形成社會觀念裡尋找到根源。由於易於聚落形成的環境，創造了發達的血緣宗族形式，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血緣家庭與地緣（聚落）結合不易瓦解。中國廣大而衆多村落裡的血緣與地緣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進而長輩的權威性也在這種社會形態下建立，由父家制的權威思想觀念，推而廣之到國家（由家到國）觀念。進一步催生出儒家倫理秩序（或叫道德秩序）政治哲學。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血緣宗法觀是地理環境與人之間的長期作用形成的。
20
不同的地理條件，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必然會產生不同的物質文化，同時也會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觀念，信仰和制度。
歐洲發展出了重商主義傳統，古代中國則走向重農主義，其根本是在於地理環境因素。
歐洲沒有像中國實現大一統，實在是因地形破碎分裂所造成。使得歐洲的國家規模歷來較小，而統一全歐洲的事業難度又很大，多國林立的現實使得貴族在國王面前有實力保障自己的私有財產，最終保障了自己的自由。而中國的地形，中原一片平原，幾乎沒有地理障礙，有北向南統一，往往實現王朝的統治大業。王朝的中央集權又太強，所以任何臣民的實力都無法與帝王的集權實力相抗爭。而中國又是一個文化傳統不曾斷裂的民族，文化傳統又成爲中國人心理習慣與思維定勢，中國的文化傳統的核心是“專制主義”，專制主義的文化核心是“三綱六紀”，即天地，君臣，父子，夫婦，尊卑等級的倫理政治觀念。這種產生於血緣宗法制裡的文化傳統，到了中國近代都難以斷裂，已然是護圍帝國專制的鋼鐵城牆。如曾國藩用洋槍洋炮絞殺了太平天國，卻骨子裡已然把“三綱”提到天的高度：“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下》）
後封建帝國到了近代，已是到了被西方列強瓜分和奴役的地步。而帝國裡所謂有作爲的“儒學名臣”，卻不知維新圖強，還死抱着那些愚國，愚民的觀念當真理。可見封建文化傳統已將人們浸淫得癡呆愚頑。可見中國的專制主義思想完全控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各種表現，尤其是支配了中國政教禮俗。這種固結在中國人心中的傳統思維定式，正是特定的自然地理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中所形成。
每個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之中，具有各自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維方式 。
中國這個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由於缺乏與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競爭，眼界狹窄，內向保守，形成了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獨尊意識。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使中國人的思維中限在本土之內，善於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
中國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和小農經濟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爲代表的先哲對世界的認識主要不是出於對自然奧秘的好奇，而是出於對現實社會倫理（道德）政治的關注。而哲人們善於比照（類比）自然是爲了解釋社會政治問題所提供的例證，而從無對自然世界研究的興趣，因爲沒有動力，即帶不來名利。只有“天學”神道、“星佔”術這種巫術迷信上龐大的學說。王權制度裡，人們嚮往的政治權力，正是傳統的農業生活方式與宗法血緣體制所限制；也正是由簡單的季節性循環和簡單的農業生產上的循環，最終形成陰陽，五行的“循環論”，同理也就把歷史看成是盛衰循環的必然結果了。
傳統裡的經驗思維正是農業自然經濟生活方式的反映。經驗思維具有保守性，總是以過去的經驗爲依據，總是要人們向以前看，要人們嚴格按照祖宗的成規辦事。這都與地理環境有關，地理環境促成中國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由傳統的生活方式形成中國人的心理模式與思維習慣。根本不同與希臘海洋型地理環境，工商業，航海業發達，注重研究自然客體，探索自然奧秘的傳統；由於經常與外界交流和競爭，思維對象傾向於外界，思維視野不受地域限制，外向型思維導致求新，求變。
不同民族的思維文化意識與其活動有關，即與生存空間下的生存活動方式有關。
古代中國人們生存活動方式只限於農耕的活動方式。而西方生存活動方式是海洋貿易與交流探索及擴張的生存活動。生存是社會中人的第一需要。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的產生。經濟基礎是根源，上層建築是派生物，無論政治或思想的上層建築，它們都產生於或根源於經濟基礎。社會上層建築會隨着經濟基礎的改變而改變。在古代對於一個國家和社會而言，無論它的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傳統文化，還是思維方式，都是由它的生存條件決定的。
中華先民主要以農耕方式求其生存空間互動，他們正是基於農耕生存的需要，以農耕化的眼光觀察天、地、人三者的關係。
農耕文化早以根植在中華先民的傳統意識裡。夏、商、周都生存在黃河流域，已是一個富於種植的傳統習慣。周人擊敗商以後，將其子弟、姻親及有戰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成爲諸侯，諸侯分封自己的子侄爲卿大夫。各級都按嫡長制世襲，這樣就形成了以血緣爲紐帶的家國一體政治制度。
宗法制度是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的社會基礎。
空間和時間是人類生存環境的基本形式。
地緣關係是一種空間關係，血緣關係是一種世代繼替的時間關係。把血緣性的親緣關係推而廣之爲這家國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則是商、周“國家”最重大的特徵之一。
任何文化的起源，都可以在與之相關的地理因素和血緣因素中尋找。
地理因素對文化傳統，特別是對文化形成早期的重要作用，確實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因素。
中國傳統上又是鄉土社會，是血緣和地緣合一的，近乎原始狀態的村落，並且是密佈於廣大的平原與丘嶺山區。
中國三代農耕文化，已鑄成了後封建文化的鏈條（即“連續性”）。中國古代文化幾千年中何以能如此不變的文化制度模式，正是中國特殊的地理生態條件，在特定的時間階段裡所造成。
以氏族血緣組織及農耕生活習慣的古代文化裡，若能產生出如古希臘時的民主政體及哲學思想，那纔是怪事呢？甚至是不可思議的。
中國的古典哲學同理是反映了那個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也並不是有古典哲學家能決定社會存在的改變。
大一統極權專制並不是儒家所建立的，也不是儒家所能夠建立的。
儒家與先秦諸子百家思想正是爭鳴的產物，正是那個特定的歷史時空下出現了一個相對時段自由學術的間隙（諸侯競爭的時代）。儒家思想同樣是自由所迸發出來的火花。不過儒家思想後來成爲獨尊，反桎梏了自由思想的發展。所謂儒家的“經典”，實乃不是什麼“經典”，只不過是專制政治干預下成爲了“經典”，也正是適應了專制制度的需要；也不過成爲帝王家天下專制服務的思想武器。那些所謂的“經典”，在現在看來，已不合時宜。正是獨尊儒術，才窒息了思想自由。正如黑格爾所言：“在個別的國家裡確乎有這樣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藝術、科學，簡言之，它的整個理智的活動是停滯不進的，譬如中國人也許就是這樣，他們兩千年以前在各個方面就已達到和現在一樣的水平。但世界精神並不沉陷在這種沒有進展的靜止中。”（《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第八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 第9次印刷）
在農耕文化的國度裡，儒家思想成爲獨尊，無疑儒學最適宜農耕文明裡的政治需要。
在舊體制裡不但不能催生出新思想，新文化，而且往往會扼殺新思想，新文化的成長。正因專制帝國習慣於保持傳統，才能保着統治的穩定。自然最怕進步思想的出現。所以帝國裡的政治思想、法律、道德，哲學等無不抑制自由思想的出現。爲了保持農業立國的不變，也就保持着家天下的制度不變，這就是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就是社會環境裡的文化制度又對自然地理因素的反作用。
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源，就是“海洋”與“大陸”；“商貿”與“農耕”的差異。一個催生出商業文化，一個保持着農耕文化，正是與其自然地理環境的特定時期裡所造成的因素。
“橘逾淮而北爲枳”，這正是自然條件所定了植物生長的的結果。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這既有地理因素，更是社會因素。人不同與動物，人雖無法改造自然地理環境，但人類能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適應自然，而建構出更適應人類生存發展的社會環境。
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人就變成了社會的人。人變成了雙性屬性，既是自然的，更是社會的。人從自然的屬性逐步向社會屬性轉化，人從自然的束縛中解放而逐漸又被社會所束縛。人的思想意識無不打上社會歷史文化的印痕。但人是可以遷徙，與其它不同地域里人進行交流，互相學習，就打破了自然環境的束縛。
因中國缺乏對外的交流與學習，雖有地理的因素，但社會的因素更是不可忽視。因地理環境始終是處於被動的，而人始終是處於主動的。而處於原始時期的人類，卻在自然面前是處於被動的，是被自然所束縛，而隨着生產力的提高，人處於被動的地位逐步改變，人變被動爲主動。故西方的文明，把人從自然與神話中解放出來，建立出主體性，開放性的社會。而中國古代卻始終沒有從自然與神權中解放出來，並越來越陷入到人爲構建的文化圈裡不能自拔。中國進入文明時代，所架構的文化圈裡不能自撥。中國進入文明時代，所架構的社會制度，纔是真正束縛中國人的肉體與精神枷索。地理條件只能是文明初期的一種動因，而真正人類文化的構建是在於人的精神。後封建社會歷史處於停滯狀態，因地理環境所決定的因素，再有人們構建的一種社會環境把人死死地束縛在專制主義的社會形態裡。社會環境（即民族文化），對人的影響致關重要，人一生下來，接受的是專制文化的社會化過程，又沒有相異的社會形態做參照式比較。人在那種專制文化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而逐步接受專制文化的價值與理念。而那種專制文化的社會環境從而扼制着中國人的精神思想上的自由。精神思想的不自由，就難以產生新思想，新文化，人類歷史的發展，無疑是人類精神思想發展史過程。
中國文明初期因地理因素，催生出農耕下的專制文化形態，而專制文化形態被人爲的越來越強化，對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越來越制約，即越來越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從而造成了中國社會歷史處於停滯的狀態。其阻礙與停滯是中國古代始終保持舊文化的連續而不被突破與斷裂所造成。
而古希臘因地理因素催生出的商貿竟爭的社會文化形態，其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是在不斷的突破與超越舊制度，舊文化。
但地理條件只是決定人類古代文明社會的一個動因，而不能成爲決定人類命運（即文化形態）的永恆動因。地理決定只是特定時空裡的作用，而不是永恆的。所以中國專制王朝並不因大陸性地理環境的存在而永保長存。打破中國社會歷史的停滯狀態與封閉型的“外殼”，正是近代西方進步文化的東進，才使“中國型”的封閉社會與地理環境“破殼”。
從而證明進步文化的傳播與吸收，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有較途徑。
進步思想與文化的引進吸收，能夠推動經濟結構的變化，從而導致政治結構的變化，這是後文明社會發展的一種動力。
21
綜上而述，中西文明的路徑是地理條件的因素，起初因地理環境因素決定了中國的社會形態。人類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中構建了不同的文化環境，自然與社會構成人類生存活動的天地。人類無法脫離他成長生活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人類無不打上各自生存的自然與社會環境的文化印痕。
古希臘建立於商業貿易文明的根基上；而中國古代建立於農耕文明的根基上。這是不同的地理環境條件，在人類文明之初所起的決定作用。這正是西方文化爲何是“突破性”，而中國在古代文化爲何是“連續性”的成因。
“突破性”文化所體現的是批判與創新。
“連續性”文化所體現的是崇拜與迷信。
我們再回過頭來對《周易》一書的認識，不但明白《周易》是什麼，而且也理解《周易》爲何是那樣的，即明白《周易》爲何是詩性智慧的語言與思維；也明白《周易》爲何講“君子”之治的政治學說，並架構出的“民本”理念，而貫穿其後近3000年前後封建時代，併成爲社會政治意識的價值核心。
正如一學者所言，“詩是同人類一樣古老的藝術形式,體現在宗教祭祀,戰爭軍旅,婚姻禮俗,耕作宴飲等廣泛的社會生活中,是早期人類文化的典型樣式,由此形成了文化的詩性品格。而以希臘爲代表的歐洲文化在經歷了漫長的詩性文化的影響之後,理性思維與詩性思維發生斷裂,形成了思與詩長期對立的文化格局,典型的是柏拉圖在《理想國》對詩人的驅逐。而中國文化則保持了與原始文化的一貫性,不是以希臘爲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革命性斷裂式的發展,而是中國特有的"亞細亞的古代"的繼承性的維新道路。因此,中國古典文化始終保持了詩性文化的特徵,保持了綜合性聯繫性象徵性的詩性特徵,而沒有陷入分析的邏輯的絕對理性的範疇。”
（《詩可以觀》傅道彬著 中華書局2010年版，23頁）
《周易》不可能脫離西周的社會文化背景，《周易》正是西周血緣宗法制度裡的宗法意識思想的反映。也正是亞細亞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周易》一書的詩性思維方式。
我們也由此理解張光直先生所指出的中國爲代表的重要特徵，是“連續性”，其中主要延續下來的內容就是人與世界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即與自然關係的緊密的結合。不同於西方是一個“突破式”的，就是在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上，經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產生而造成一種對自然生態系統束縛的突破。
也就能理解中國古代文明有着“薩滿文化”的特徵，因爲中國文化特徵是個“連續性”，才導致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許多文化社會成分延續下來。這“延續”下來的根本因素，不能不認爲與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
因不同的地理生態環境，對不同的民族生存發展過程所產生的文化在古代社會裡起着的決定作用。
也由此而知《周易》哲學產生的思想性與方法性，無不與其特定的歷史時空有關。雖《周易》哲學思想是一次突破，但《周易》的詩性思維卻是個連續性。
也由此而知中國哲學特性的歷史成因。
也由此而知中國巫術文化延續而不能斷裂的歷史成因。
也由此而知中國製度文化延續，不能突破的歷史成因。
中國必定要走過漫長的歷史遂道，才得見制度文明。
21世紀的中國，迎來了一個轉型的契機，正因內外的動力，無不推動着中國物質文明及城市化和信息化的進程。也由此使“三農”現象逐步的消解，也就逐步消溶掉幾千年固守封建意識的最後堡壘。
由於現代高科技的發展，世界已進入“城邦”的世界，每個“城邦”都將融入世界的文化圈，已沒有可設防的“城邦”王國了。
以適應“城邦”世界中的競爭與突圍，由此中國人必將創造出真正代表“世界式”的文化成果。而引領人類與世界的關係、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實現真正的和諧。因爲我們也有理性的傳統，也有理性的哲學，並且產生了屬世界第一的政治哲學，那就是《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