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裡引用《周易》“乾”文裡凡帶龍的句子，即引用時出現的“《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
這種說法，我們以此再現《周易》“乾”文的結構形式：
“《乾》 ‘姤’：潛龍勿用。
‘同人’：見龍在田。
‘大有’：飛龍在天。
‘夬’：亢龍有悔。
‘坤’：見羣龍無首，吉。”
以上是《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裡所引用的內容，凡是《乾》裡帶龍的句子被引用時所出現的稱法與內容。
我們可通過今本《周易》“乾”卦裡的內容來看，也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裡引用例子中的帶龍內容。現將今本《周易》“乾”卦列舉如下：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我們通過今本《周易》“乾”卦結構形式及內容與《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裡引用《周易》“乾”裡的凡帶龍的內容及稱謂對比來看，《左傳》裡出現的引用《乾》裡帶龍的句子等同於今本《周易》“乾”卦裡帶龍的“爻辭”。現列舉如下：
《乾》之"姤" ＝“《乾》裡的"初九"
《乾》之“同人”＝《乾》裡的“九二”
《乾》之“大有”＝《乾》裡的“九五”
《乾》之“夬” ＝《乾》裡的“上九”
《乾》之“坤” ＝《乾》裡的“用九”
我們通過這一引例中的稱謂及內容，發現“春秋《周易》文本，以《周易》一書裡的符號及名稱，作爲《周易》每篇裡“繇題”（或稱“繇稱”）的排列規律。因《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裡引用《周易》“乾”裡凡帶龍的句子稱謂是“姤”、“同人”、“大有”、“夬”、“坤”，即五句話。而我們可從今本《周易》“乾”卦裡看到的一共是‘八句話’，分別是：一句是《乾》卦的卦辭，即“元亨利貞”。有六句是所謂的“爻辭”，從“初六”到“上九”的稱謂及爻辭內容。還有一句爲“用九”的稱謂，其爻辭是“見羣龍無首，吉”。其中六句的爻辭裡有兩句爻辭，即“九三”與“九四”爻辭中沒有帶“龍”一說。所以《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的引用中就沒有引用這沒帶龍的兩句話。若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裡的引用稱法，來恢復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乾》篇，就是如下的結構形式及內容：
《乾》：元亨利貞。
姤： 潛龍勿用。
同人：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履：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小畜： 或躍，在淵，無咎。
大有：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夬： 亢龍有悔。
坤： 見羣龍無首，吉。
這就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結構形式及內容，這種結構形式，正是以《周易》一書裡的符號及名稱來排序《周易》每篇裡的句子題目，也可稱爲“句題”或“句稱”。是作爲義理之書引用時區別於卜筮上的“繇題”稱法。當然，《左傳》裡記載的“以《周易》筮之”，出現過“其繇曰”，說明那時把《周易》裡的句子看成“繇辭”了，即使引用時也沒有出現“其文曰”。無論是筮卜，還是引用，都出現的是“某之某曰”這種稱謂，我們在論述“春秋《周易》文本”的結構形式時，還是以“繇題”或“繇稱”這種稱法。從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結構形式來看，《乾》裡是用《周易》一書裡的畫符號及名稱來排序其繇辭的繇題，反過來說，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一書裡的畫符號及名稱來排序每篇裡的繇題。從春秋《周易》文本《乾》裡的“繇題”排序方法來看，是有《乾》的本位符號（即“—”這種畫道的六聯體）爲基準，通過初畫變起（即“—”變爲“－－”），由此可變出六個不同的六聯體“畫符號”，來作爲六句繇辭的繇題（唯春秋《周易》文本里六十四篇裡的《乾》與《坤》各多出一句繇辭，自然也各多出一個“繇題”，其它均是六句繇辭與六個“繇題”。
我們再把《乾》裡取得“繇題”的排列方式演示如下: 《乾》裡的畫符號是“ ”(因打不出這種符號，故空去)，通過《乾》符號的初畫“ — ”變“－－”（不過這種符號在春秋時候是這樣寫的“∧”），那麼，就會得出另一個“畫符號”來，通過對《乾》的“畫符號”初畫的改變，就變成了這樣的一個畫符號“ ”，即《姤》的符號(見下面圖例符號)。再通過對第二“畫道”進行改變，就又變出一個不與相同的六聯體“畫符號”來，以此類推可通過《乾》符號裡的六個劃道的改變，就會變出六個屬於“六十四畫符號”裡的六個不相同的“畫符號”來 （這種符號是以兩個基礎符號即“ — ”與“－－”來組合爲六聯體，以“六聯體”的組合，可組合出不相同的六十四個符號來。我們給它命名爲“畫符號”，或稱“六十四畫符號”。因爲這種“畫符號”在《周易》成書之前早已出現，只是《周易》一書原初所用其作爲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已。正如《周易》一書裡把這個符合“ ”，寫在《乾》的前面，成爲《乾》文的序目而已，如同一、二、三裡的“一”，還如同甲、乙、丙、丁裡的“甲”，作爲排序作用而已。但後來這一套符號，逐步被演變成八卦筮術工具。
《周易》一書用了這一套符號，由此這一套符合與《周易》一書裡的六十四篇名稱不可分割了，人們看到六十四畫符號裡的某一“畫符號”，就知道這一符號的名稱。後來筮術上把六十四畫符號，變成“卦”符號，如看到“ ”這個符號，就知道是《乾》卦符號，這個符合也就代表的是《乾》卦。對這一套符號，人們已經是約定成俗的認爲了。
我們把春秋《周易》文本《乾》的結構形式，是通過《乾》符號的下端逐劃道的改變，所變出六個不相同的畫符號及名稱做爲繇題的排序列舉如下：
()乾
()姤
()同人
()履
()小蓄
()大有
()夬
(因“劃符號”打不出，用()代替)
我們通過以上的符號所看到，《乾》之後的“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通過《乾》符號的六劃道逐次改變的方法，得出《周易》裡六十四畫符號中的六個“畫符號”，也就得出六個名稱。來作爲《乾》裡的“繇題”。
從《乾》裡看到的“繇題”排列方法，由此推而廣之，整個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文章，均是這種排列方法。即春秋時期對《周易》六十四篇文章改造成“繇題”文本時，是以每篇裡的“畫符號”作基準，如《乾》裡的那種排列方法（當然，《周易》六十四篇裡，唯有《乾》與《坤》被多分割出一句“繇辭”。《乾》裡的最後一句“繇題”爲“坤”，《坤》裡最後的一句“繇題”爲“乾”）。而且這種“繇題”是固定不變的。即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裡的畫符號及名稱作爲“繇題”的排列結構形式。所以，無論《左傳》裡的“以《周易》筮之”，還是引用《周易》裡的句子，纔會出現那種相同的稱謂，即“×之×曰”。如，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進行卜筮，剛好筮出的是《乾》裡的“姤”繇辭，就要以這一句“繇辭”來‘解讀’所問的人事吉凶。史巫就先會把這一句“繇辭”說出來，史巫就會說“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如何如何。”
而若是某一人士，正想引用這種《周易》文本《乾》裡的這句話，來闡明事理時，就會說“《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如何如何。”顯然，《左傳》裡出現的，無論以《周易》筮之，還是引用《周易》的例子，使用的是一種《周易》文本，即以《周易》裡的畫符號及名稱作繇題的《周易》文本。
無論從《左傳》一書裡記載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還是引用《周易》裡的句子用於闡明事理的例子，通過它們的稱謂，明確的看到是以《周易》一書裡的名稱及符號，作爲每篇裡的“繇題”排序，並由此可推演出春秋《周易》文本的結構形式。我們還可從《左傳》裡記載卜筮中的兩個例子裡，所涉及《周易》裡的一篇內容，以此推演出這種文本的結構形式。我們先把《左傳》裡記載的，以《周易》筮之所涉及《周易》同一篇內容的兩筮例摘錄如下：
⑴《左傳·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⑵《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以上兩筮例中涉及的是《周易》“大有”裡的內容，我們已知春秋時期的《周易》文本里每一篇裡的“繇題”是以《周易》裡的符號及名稱充當的，也知道是如何的排序規則與方法。那麼，我們先把作爲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篇抄錄於此：
《大有》：元亨。
鼎：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
離：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
睽：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無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壯：自天佑之，吉， 無不利。
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是以“鼎”、“離”、“睽”、“大畜”、“乾”、“大壯”做繇題。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筮例中說“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這裡說的“《大有》之"睽"”的“睽”，正是《大有》裡的第三“繇題”。而《左傳·閔公二年》裡的筮例中說“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這一筮例中說的“《大有》之"乾"”的“乾”，正是《大有》裡的第五“繇題”。這兩筮例中，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裡的第五繇辭，另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裡的第三繇辭。《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記載的筮例中，所筮出的是《大有》裡的第三繇辭時，卜史偃要以此‘解讀’“勤王”之事的吉凶。卜史偃就引出《大有》裡第三繇辭內容，即“遇‘公用亨於天子’之卦”。這“公用亨於天子”，正是《大有》裡第三繇辭的一部分內容，只是卜史偃沒有引述“小人弗克”來‘解讀’他卜問事情的吉凶，而是找有利的繇辭‘解讀’他認爲的吉凶。我們所要看到的是這一筮例中出現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於天子’之卦”，說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裡的《大有》第三繇題與繇辭。而《左傳·閔公二年》裡的筮例中只出現了《大有》中的第五“繇題”，即“《大有》之"乾"”，而並無引出以“乾”做繇題裡的繇辭來，而這一筮例中“曰”之後的“同復於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裡的第五繇辭，還認爲是與今本《大有》裡不同的繇辭，這樣認爲就錯了。這裡的“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內容，是史巫的解卦（因這裡的筮例，已把《周易》看成“卦”）的話語，這種方式，即“某之某曰”後出現的內容，而不是《周易》裡的文辭，並不是僅此一例。正如此筮例裡出現的“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這種說法格式，是史巫點明某筮卦某繇題後，跟着出現的是史巫解卦的語言，這種“解卦”語言，一般是通過所筮出某卦的卦符號取象或通過得出的某繇辭來解卦，並不引出某繇辭，而是變成自己的對所問事項的吉凶，說出一套說語來，所以就不能一概認爲“某之某曰”之後的話，就是《周易》裡“某之某”裡的繇辭。這一筮例出現的“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正是史巫通過《大有》裡的第五繇題“乾”的取象（“乾”的取象爲“天”、“父”、“君”等）做出的“解卦”語。我們這裡只是要看的是，《左傳·閔公二年》裡的筮例中出現的“《大有》之"乾"”，正是通過《大有》卦名和《大有》裡排第五的繇題“乾”名，出現的這種稱謂。由此從這兩筮例中，也完全能夠印證春秋《周易》文本的每篇裡的結構形式來。
《左傳》裡的以《周易》筮例說法與引用例子裡的說法是吻合的，也由此證明了，兩者所用的是一種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裡的符號及名稱來編排每篇裡的“繇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