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葉名琛和咸豐對形勢的判斷，完全錯誤。“亞羅號”事件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首相巴麥尊勳爵，決計擴大戰爭。上院議員譴責在華官員擅用武力，結果以110：146票被否決。下院議員再提反對議案，以263：246票獲得通過。巴麥尊立即解散下院並重新大選，結果巴麥尊獲勝。1857年3月20日，英國政府派額爾金伯爵爲特使，啓動戰爭帷幕。英國還同時與法、美兩國聯絡，籌劃聯合行動。
“亞羅號”事件發生前的1856年2月，法國神甫馬賴，在廣西西林縣傳教時，被當地官員處死，罪名是非法傳教。法國記者伯納?布利賽在其所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一書裡說：馬賴神甫遇害“這一事件，激怒了法國天主教徒。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也深感不安”。兩廣總督葉名琛對法國提出的道歉、賠償等要求置之不理，“在巴黎引起憤慨”，法國遂與英國結盟。1857年4月，法國派葛羅男爵爲特使，領兵東來。
、正在上海交涉“修約”的美國駐華全權委員伯駕，也於此時趕回香港，準備參與行動。但美國政府婉拒了英國出兵的要求，只答應在“修約”問題上與英、法保持一致，並委派列衛廉取代伯駕，成爲正式的駐華公使。與1856年2月，法國“馬神甫事件”幾乎同時，俄國也本着利益“一體均沾”的原則，派普提雅廷爲全權代表。要求與清廷締結條約。普提雅廷在由恰克圖等地入境被拒後，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絕後，遂南下上海、香港。參與英、法、美的行動。一個廣州入城問題，怎麼會演變成這樣空前嚴重的危機呢？
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的時候，清朝下令閉關鎖國，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爲對外通商的口岸。在廣州的外國商人，只准和清朝官府指定的洋行做生意。這些洋行被稱做“十三行”。官府通過洋行的行商與外國人打交道，外商則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商館裡，不得隨意外出行走，更不許進入內地。
外商要想找官府商談貿易，只能由行商轉遞他們寫的信。這些信函不能用“遞”給某某，或“交”給誰誰這樣的字眼，封皮上必須用“呈”這樣恭敬的詞彙。信的開頭也不能用平等的語氣，只能用“稟”即“稟報”、“稟示”這樣下對上的語氣。用乾隆的話講，就是上國什麼都不缺，不需要貿易。蠻夷小國沒的東西活不了。開放貿易是對他們開恩，一直是居高臨下的不平等姿態。
鴉片戰爭以後，廣州、上海、福州等五口開放，清廷只通過“十三行”與外國商人打交道的法子，已經行不通了。1844年4月，道光皇帝調耆英爲兩廣總督。由此開始了兩廣總督例兼管理各國通商事務大臣的慣例。
中國曆代朝廷都設立“理藩院”或“禮部”，對外的認識，只有“屬國”和“敵國”。朝廷的對外關係就是，凡外來的都是“藩屬之國”，只要按期納貢稱臣就可以了。與現代外交的平等觀念，完全不合拍。設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之後，各國可以不再有和“理藩院”交往的不快，而外國人有事只能找兩廣總督交涉，使清朝皇帝仍然避免了與西方使節直接打交道的尷尬。但事情的發展，很快超出了清廷控制的範圍。
清廷開始設立由兩廣總督管理各國通商事務這個體制的目的。是要將對外關係的範圍，侷限在貿易和商業中。清廷無意和各國發生政治上的關係，也無意到國外進行外交活動。但1842年《南京條約》五口通商之後，貿易的擴展，就非“十三行”時期可比了。貿易的擴大。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要求。入城的問題，就已經不是靠硬頂能解決的了。
亞羅號”事件之後，英方擴大事態，要求入城。1854年，英國要求“修約”，稍後美、法兩國也加入要求“修約”的行列。“修約”的核心條款，便是“公使駐京”。西方已不想跟葉名琛糾纏，他們要直接派外交使節駐京，與咸豐皇帝當面打交道。三國的行動，自然遭到葉名琛的拒絕。他們又轉道上海，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以辦理對外事務屬兩廣總督職權爲由，勸他們返回廣州。英、美使節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要求談判“修約”，當地官員仍告以天津非辦理對外通商事務之所，有事只能回廣州，與葉名琛商議。
1856年，當時的美國駐華全權委員伯駕，在照會葉名琛要求入城商談“修約”，再被拒絕後，轉道福州，請求閩浙總督王懿德，代爲向咸豐帝直接遞交國書。王懿德根據《中美望廈條約》，將美方國書由驛路遞送北京。咸豐帝對此極爲不滿，訓斥王懿德要讓“該酋俯首帖服，起碇南返”。回廣州找葉名琛去。
就實際而言，葉的方法已經是過時了。然而在咸豐帝支持下，葉名琛對西方要求一律強硬拒絕，各地官員也以對外交涉屬兩廣總督權利，本地無從辦理爲由，勸其南下廣州；這種做法似乎保存了上國的面子，但實際情形卻是越來越被動。葉名琛就因爲外國無論何種要求，都置之不理，致使一些使節在任期滿後，國書都無從遞交。兩廣總督處理中外交涉的體制，已處於危機之中。
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1857年11月，英國特使額爾金在平息印度兵變以後，抵達香港，英法聯軍也大體集結完畢。英軍有戰艦43艘，海陸軍兵力約1萬人；法軍亦有10艘軍艦。英、法軍事入侵，俄、美外交配合的格局，已然完成。
大沽口位於海河出海處，溯河上駛約60公里，便是華北重鎮天津。據清光緒年間《天津府志》記載，吃水約3.6米的船隻，可乘潮由大沽河道直駛天津府城；吃水2.6米的船隻，落潮時亦可直達天津。由此可見，大沽口是天津的門戶，而天津又是北京的門戶。入侵者如果從海上乘船攻陷大沽，天津便指日可下。再由天津到北京，便是一片通途了。在軍事意義上，大沽口的地位無須多言。
ps：
阮文達打了勝仗獲得許多兵器，將它們回爐熔解，鑄成秦檜夫婦的塑像，讓他們雙雙跪
在岳飛廟前面。
喜歡開玩笑的人便撰寫了一副對聯，分別系在它們的頸脖上。系在秦檜身上的是上聯：
“咳，僕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系在秦妻身上的是下聯：“啐，婦雖長舌，非老賊不
到今朝。”
互相埋怨，斥罵的神態跟對聯內容合拍，栩栩如生。阮公拜謁岳廟，見了不覺開懷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