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一個很不符合中國人思維的西方國家。
他的主要執政黨，瑞典社會民主黨，是一個修正的馬克思主義黨派，在1932年到2006年的74年的時間裡，只有不到10年的時間失去執政地位。而在06年之後的10年裡，社會民主黨雖然略顯勢微，但它還是在2014年重回執政席，與社會民主黨、環境黨和左翼党進行組閣。
這其中，左翼黨在86年以前還叫瑞典共產黨。
所以，瑞典的高福利社會和集體主義，並不是無中生有出現的特別產物。
在面對pcr和dna鑑定，以及隱私權保護的問題的時候，瑞典人也比美國人要灑脫的多。
舍伍德局長几乎沒有太多的猶豫，就率先決定在斯德哥爾摩的監獄系統內，收錄所有人的dna信息。
這樣的政策，如果落在美國，必然掀起軒然大波，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執政理念，放在瑞典是妥妥的右派，但在左派執政的瑞典人看來，爲了集體利益而喪失些許的隱私，卻是可以接受的。
同樣用政黨來舉例的話，2006年的瑞典，就升起了一隻新興政黨“海盜黨”，他們的執政理念是——網絡自由下載，廢除知識產權！
聽起來是很簡單而無稽的政治訴求——賣ip的公司聽說了可能得嚇出半碗膽汁來——然而，現實是海盜黨一度擴延到了40多個國家，差點在冰島執政。爲什麼冰島會庇護斯諾登，就是因爲有冰島議會第三大黨的黨綱的支持。
這樣的北歐，這樣的瑞典，自然是很不西方的，他們會成爲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也就相對容易理解了。
就此點來說，要瑞典科學家頒發諾貝爾獎給中國人，也並沒有思維上的禁錮。
尤其是在蘇聯日益衰落，中國與西方各國眉來眼去的80年代，讓一羣瑞典科學家圍起來討論國家問題的話，美國的受討厭程度是一定高於中國的。
而在瑞典媒體的口中，來自中國的楊銳，提出的極具集體主義的“pcr”實驗室，也激起了普羅大衆的興致。
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多家媒體都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
大部分的來信，都是支持籌建“pcr”實驗室的。
舍伍德的反應極快，第一時間就邀請了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幾名教授，進行商討，之後，自然而然的邀請了楊銳。
站在酒店的穿衣鏡前，楊銳深深的吸一口氣，看着鏡子，對後面的景語蘭笑道：“終於等到這個時刻了。”
“穿漂亮衣服嗎？”景語蘭星星眼的看着楊銳，開着玩笑。
楊銳笑出了聲，道：“是見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者，瑞典本土的研究員，得讓他們知道一下馬王爺有幾隻眼啊。”
景語蘭問：“諾貝爾生物學獎不是卡瑟琳醫學院在評選嗎？”
“在一個城市裡的高端學者，互相之間很容易就認識了，再說，諾貝爾化學獎與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關係還很密切。”楊銳說着嘖嘖一聲，道：“卡瑟琳醫學院都被你記住了。”
“也沒有多難記嘛。”景語蘭嗔道：“我以前在學校裡，大家都誇我記性好呢。我最多的時候，一天背了五百多個單詞。”
看她的表情，就差喊“誇我誇我”了。
楊銳就笑了起來，回身摟住景語蘭的腰，問：“五百個單詞怎麼背得下來？”
“有特別的背單詞的方法的，五百個單詞第一天只能做短時記憶，之後還要繼續鞏固……唔……”
楊銳忍不住吻了上去，就讓景語蘭再也說不出話來。
在陽光明媚的清晨，有晶瑩的汗水，不停的滴落。
重新穿上衣服，楊銳將揉的皺巴巴的襯衫換了件新的，再道：“我可能回來的比較晚，你自己吃飯吧，注意安全。”
“我知道了。”景語蘭浴室裡衝着水，突然“哎呀”了一聲。
楊銳一驚，連忙跑過去：“怎麼了？摔倒了嗎？”
“有印記了，不能穿新買的衣服了。”景語蘭指着鎖骨上方的吻痕，很是幽怨。
楊銳盯着鎖骨下方看了片刻，悄然關上了衛生間的門。
“你沒有新襯衫了！”景語蘭驚叫一聲。
楊銳用手幫她託着沉重的負擔，含混不清的道：“一會叫酒店送上來。”
“不要……”
“反正已經穿不上那件衣服了……”
……
周英耀在酒店大堂乖乖的坐着，時不時的看看錶，卻不敢打電話催促。
好容易在最後時限前看到楊銳，周英耀連忙站起來，笑容滿面的道：“楊主任來了，我現在叫車過來。”
他說着跑出前門，喊王闊將車開過來。
王闊根本就沒有把車熄火，一擺方向盤就上了坡道，穩穩的停在了門口，然後小跑着下車，把車門給拉開了。
楊銳笑着道了謝，上了車，再道：“路也不遠，我打車其實也行的。斯德哥爾摩大學來的人，應該都懂英語的。”
“那怎麼行，您一個人去多不方便，連個跑腿的都沒有。”周英耀說的相當謙卑，這些天，他可是見到了楊銳的威勢，pcr解決的馬爾勒案，幾乎讓楊銳登上了所有的報刊雜誌。這些瑞典媒體，或者介紹馬爾勒案，或者介紹pcr，或者介紹楊銳，或者就瞎編故事，總而言之，曝光率是高的飛起，就連中國大使館，這段時間收到的信件和電話，都是以前的好多倍。
周英耀太知道媒體的力量了，尤其是國外媒體的力量，對於任何一名中國人來說，那都是能帶來質變的輻射。
周英耀甚至一度爲楊銳而遺憾，他要是年齡再大一點的話，憑着這股子風，說不定都有資格做中國駐瑞典大使，直接正廳級起步。
當然，周英耀知道這只是一種遐想，而且，隨着他對pcr的瞭解增多，他也覺得，讓楊銳來瑞典當大使，根本就是浪費。
這種複雜的情緒，讓周英耀面對楊銳，就像是面對領導人一樣。
“今天不知道具體情況，如果要探討pcr實驗室的建設的話，估計會回來的很晚，你們就不要等我了。”楊銳開口說話，周英耀立即聚精會神起來。
“您放心做您的事，我們就在外面等着，多晚都行。”周英耀笑笑，又道：“現在的瑞典治安不能說太好，還是有備無患爲妙。”
楊銳遲疑了一下，點頭同意了。
從社會安寧的角度來說，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和1986年2月以後的瑞典是兩個國家。
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首相出門都是不帶警衛的，帕爾梅每天上下班，或者晚飯後遛彎，身邊都不要帶保鏢。帕爾梅與妻子去市中心裡逛街、吃飯，都與平常人一樣，自己開車，自己走路，並不要任何人的陪同。
瑞典人對此也習以爲常，他們認爲瑞典是極安全的國家，並以之嘲諷美國。
直到一聲槍響，帕爾梅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一條平靜的街道上被人槍殺。
瑞典人失落之級的描述那個瞬間：“首相被殺害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個單純的，聖潔的國家……‘田園詩般的理想國’，突然就被拋進了如此嚴酷的現實中去了。”
在楊銳看來，這或許也是dna鑑定在瑞典得到了超乎尋常的支持的原因之一。
整個80年代，由於大量移民帶來的社會問題，深刻的改變着瑞典，首先改變的就是它的治安狀況，大幅度提升的犯罪率，令這個只有900萬人的國家焦躁不安。
pcr實驗室，不啻於一個美妙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