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結束，又休息了兩個小時，天色已經晚了下來，華銳才組織衆人蔘觀藥廠的其他部分。
照舊是參觀通道，只是走另外的半程，從第二車間到第一車間的方向。
大多數人只當是過場，早就不仔細觀看了，王博士亦是懶洋洋的跟着，像是條遛彎的泰迪似的，總想撲到什麼東西上，聳動兩下身體。
其實也用不着衆人仔細觀看，華銳製藥廠的標準，已經遠遠超過了大多數人所瞭解的藥廠了。像是王博士萬般推崇的英國的藥廠，也趕不上華銳製藥廠的規模——以80年代醫藥產業的迅猛發展，工廠新建兩年，甚至還沒有投產，提前購買的機器就要落後了，這種情況下，實在是誰後建設，誰就是更好的藥廠。
當然，是在gmp合規的標準下。
能夠達到gmp合規，本身就不是一間容易的事。
“咳咳，大家靜一下，我們請楊主任給我們介紹一些東西，好不好。”做解說的王君慧也看出大家疲沓了，按照既定方針，將楊銳給祭了出來。
令王君慧沒想到的是，楊銳兩個字出口，一羣人竟然真的精神了起來。
王君慧有些發愣，甚至有些不忿，明明有美女站在你們面前，一個個竟然都像是要睡着了似的，結果楊銳出來了，你們就清醒了？
她卻是不明白，今天在場的人裡面，起碼有一半，是因爲楊銳來的。
pcr的價值是隨着時間而增長的，等到21世紀的時候，pcr的發明已是神一般的發明了——就是在86年，楊銳發明pcr僅兩年多的時間，楊銳本人的地位已經三級跳了。
在世界範圍內，學者們基本公認楊銳是第二階的學者，生物學內部更是如此。
第一階要麼就是拿到諾獎的，要麼就是聲望高隆的著名學者，第二階，則是做出了諾獎成果，等着拿諾獎的學者了。
大部分的第二階學者，拿不到諾獎的主要原因都是年齡太大，活的不夠久，以至於等不到諾獎。
當然，諾獎的數量有限，每年都有新的成果涌現，能等到諾獎的難度是越來越大了，但像是楊銳這麼年輕的，起碼還能等個四五十年，要是再能活一點，等到八十歲的時候，諾獎是不給他都不行的。
在大中華區的範圍內，楊銳就生物學內部的號召力是無與倫比的。
許多人對講解員說什麼，是不怎麼關心的，但楊銳開口，他截然不同了。
王博士也是立即就豎起了耳朵。
諾獎級的學者講話，一輩子能聽多少次？
楊銳沒有像是王君慧那樣使用話筒，而是用洪亮的中文，朗聲道：“大家現在看到的同樣是衛生三級區，是經過我親自核檢的區域，我特別要求由我本人來講，是因爲我希望，日後的gmp規範修改的時候，能夠做出相應的修訂。”
楊銳開口就要修gmp規範，但在場的學者和醫生們沒一個覺得有什麼不對的。
gmp規範的確是美國做的醫療和衛生行業的規範，的確是歐美通行的規範，的確是經過了多名行政人員、學者和法律人士考察過的規範。
但那又如何？
一名世界第二階的學者，開口要修你的規範，你只有側耳傾聽的份。
更不要說，楊銳還有獨抗律博定而證明正確的事例。
就這一件事，楊銳就能吃一輩子。fda或者任何一個國家的gmp管理機構，都得注意聽他說的話。
當然，並不是楊銳說修改，gmp規範就會修改，但是，爲此將之列入會議討論，並給出一整套的文件以確定是修改還是不修改，那也是理所應當的。
事實上，gmp規範原本就是6名美國教授在60年代搞出來的。
它的通行，是在70年代末，美國人以法律的形式將之確定，強制各大製藥企業採用才風靡全球的。就學術上來說，楊銳太有資格質疑它了。
再者，gmp規範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兩種變化方式。
一種是複雜而困難的，也就是發佈或修改更新的法令。
另一種則是相對簡單，而且被fda常用的，就是頒佈指導性文件。
更改法令是相對少見的，幾年乃至十幾年才發生一次，指導性文件就簡單了，當然，後者的效力是不如前者的，而且容易被法庭推翻，但是，鑑於fda在醫療行業內，是類似中國的強力型政府部門，製藥企業直接逆反的機率不大，他們要做手腳，通常都是在文件頒佈以前做。
一羣人都豎着耳朵，聽楊銳說話。
尤其是華銳、綠石角和捷利康請來的隨行記者，更是舉起了攝像機和錄音機，一副認真的模樣。
楊銳左右看看，很有範兒的指向玻璃另一邊的車間，道：“我們現在的gmp規範，對車間做了多種無菌要求，但是，灌裝期間的無菌程度，依舊不能滿足實際需求。的確，百萬分之一的細菌指標，的確是夠低的了，但對於病人來說，一顆細菌就有可能是致命，因爲我們的輸液產品，最終是應用在虛弱的病人體內的。”
“我在這裡舉一個例子，泰樂膠囊。”
“就因爲一個無意中打開的封口，致使膠囊被污染，結果導致了7人死亡的泰勒膠囊事件，採取正確的生產方式，是應當可以避免的。fda關於防干擾包裝的規定很好，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有預見性的看到，輸液產品的危險性是高於普通片劑產品的。”
看着衆人，楊銳直接說出答案，道：“封閉層流裝置，必須全面的應用於gmp級的藥廠中，從而保證藥液始終處於氮氣的保護下，既要避免氧化接觸，也要避免車間內的消毒不嚴。同樣，藥瓶也應該進行抽空充氮，保證含氧量降低到萬分之一以下，並且直接進行包裝……”
楊銳說的，其實就是90年代初版的gmp規範，而這份規範，自然也是用死人提煉出來的——就像是航空業一樣，醫療行業的每一份繁複的規範，都是爲了讓更多的人活下來。
而以80年代的生產水平來說，衛生三級車間內進行氮氣保護，並不會增加多少成本。
效果卻是極其的突出。
記者和某些學者，都飛快的做起了記錄。
這可不光是提出問題了，還給出解決方案了，只要消息傳出去，任何一國的藥品管理機構，都不能等閒視之。
包括中國的。
一些對藥廠生產有所瞭解的人，更聽的連連點頭，甚至有些心馳神往。
如此恰當的切入點，正是高階學者們影響世界的正確步伐。
學者不像是政客或者商人，他們影響世界向來是潛移默化的，是憑藉着至少是當時正確的思想來做支點的。楊銳如果要以命令的形式，或者大撒金錢來影響美國人的fda和gmp，那是很難做到的事。
但是，他如果是以正確的思想爲藍本，提出一個有價值的論點，美國的fda就是想不受影響都難。對一名學者先來說，這也是發揮影響力與價值的意義所在了。
進一步來說，如果美國的fda受到了影響，中國的藥品管理機構，又應該作何反應呢？
想到此點的人，尤其是想到此點的中國人，都不禁看向楊銳。
原本以爲只是簡簡單單，吃吃喝喝的醫學賄賂會，竟然真的開成了研討會，還提出這麼大的一個命題。
記者們多數對學術界的事不夠了解，或不夠關心，但此時聯繫到fda，甚至更多國家的藥品管理機構，一個個的都興奮起來。
有人看着楊銳說完話，就舉手道：“楊銳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說fda等藥品管理機構，應該以華銳製藥廠爲標準來建設製藥工廠？”
楊銳看了一眼，發現是名隨捷利康而來的英國記者，就沒有太多顧忌的道：“華銳製藥廠是高於gmp標準的，但各國制定gmp規範的時候，是應該向高標準來看齊。”
“您的意思是說，美國和英國的製藥廠，應該向建設於中國的華銳製藥廠看齊？”記者明顯進入了挑事模式。
楊銳卻不在乎他挑事，毫不猶豫的用英語道：“中國華銳製藥廠執行的規範更嚴格，也更加有效，如果美國和英國的製藥廠能這樣做，我認爲是可以挽救更多生命的。”
挽救生命這個命題出來，英國記者還真的不好接了。
中國記者卻是奮筆疾書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