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站在旁邊一直傾聽兩人討論的人民大學的史學女副教授，道：“教科書上說它是最徹底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而馬拉是當時雅各賓派的領袖之一，是被稱爲‘人民之友’的英雄。先生的觀點未免太過於離經叛道吧？”
夏小洛嘿然一笑，道：“首先我要講明的是，《人民之友》並不是馬拉的稱號，而是馬拉在1789年創辦的一份報紙，不錯，《人民之友》是爲底層民衆說話，但是由於它的非理性，也將底層民衆的破壞慾煽動起來，最後演變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後，馬拉開始拋棄自己原先標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導獨裁，並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時殺戳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國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嶺，雅各賓派的領袖羅伯斯比爾、馬拉、丹東等人開始着手清洗反對派，推翻吉倫特派，由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員會，開始了血腥的恐怖統治時期，在這一時期，大約有四十萬人被處死，沒有正常的審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誣告就可以將一個無辜的公民送上斷頭臺。諸位應該感到慶幸，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不然憑諸位先生小姐的氣質、談吐、衣着及所關注的問題和談話方式，就可能會被當做貴族送上斷頭臺，如果僅從底層民衆對事物的好惡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們可以做一個荒唐的假設，假如馬拉先生又復活了，而且嗜血的惡習未改，他現在正藏身於北京某個衚衕裡爲《人民之友》撰寫文章，馬拉先生固執地認爲，今天來參觀畫展的人們都是人民的敵人，因爲他們的這種愛好和底層民衆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並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貴族，也不會來自底層民衆，如果殺掉這些倒黴蛋就可以使人類獲得幸福，那何樂而不爲呢？不知各位是否願意爲了人類的幸福做那獻上祭壇的羔羊呢？”
那位女教授微微點頭，沒有想到在這裡遇到一位史學的行家，更讓她震驚的是，說出這番話的竟然是一位高中生。
看那位女教授都紛紛點頭，大家都認爲夏小洛的言論應該所言非虛，而單從道理上又入情入理，看着夏小洛的眼神就再無鄙夷之色，而是一臉肅然。
袁浩被他說得滿面通紅，道：“對待歷史，要看它產生的後果，您不覺得馬拉和羅伯斯比爾給世界帶來民主和自由的聲音，促進了未來的整個歐洲民主化進程？”
夏小洛傲然道：“對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國大革命促進了歐洲民主化進程，而不是馬拉等人，他們不過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賓派的暴政統治只維持一年多，馬拉等人已經成爲一個血腥的集體犯罪集團，他們號召人們起來屠殺，點燃人們的仇恨之火，煽動人們的極端無政府主義狂熱，他們以自由的名義剝奪無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義屠殺貴族，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踐踏法律，踐踏人類的尊嚴，踐踏人類至高無上的生命權。至於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我同意一位歷史學家的觀點，他認爲∶就當時的法國而言，它是反人權的暴政。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事件不在於它是否給未來和旁觀者帶來福音，而在於它是否給當時處於其本地域和當時代的人們帶來福祉，因爲人權是指當時當地的人權，而不是未來的人權，也不是旁觀者的人權。”
袁浩目瞪口呆，張口結舌，被噎得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着急地道：“……可是……先生，從我接觸到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資料上看，它絲毫沒有表現出您所說的血腥氣，只是說到羣衆把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斷頭臺……”
夏小洛毫不客氣打斷他的話∶“所以我覺得您在誤人子弟，要明白，教科書只能代表一種觀點，而未必是歷史的真實，您爲什麼不多看一些資料？象米涅的《法國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維坦》，博洛爾的《政治的罪惡》這些書，國內都有譯本呀？”
袁浩又想辯解些些什麼，夏小洛絲毫不給他機會，繼續窮追猛打，道：“還有，古斯塔夫•勒龐所著的《革命心理學》和《烏合之衆》對研究法國革命史也值得一讀。他說過，個人一旦進入羣體中，他的個性便湮沒了，羣體的思想佔據統冶地位，而羣體的行爲表現爲無異議，情緒化和低智商，比如，我們所經歷的文革。”
夏小洛一番話讓如同一記一記重錘一樣擊打在大家心口上，只聽得大家目瞪口呆。因爲夏小洛一針見血地指出文革是一場“羣體無意識”的運動，直接揭露了它的本質。很是精闢。特別是幾位經歷過文革的人更是感同身受。
不知什麼時候，曹偉業也站在旁邊一直傾聽，這個時候，他開口道：“當年文革來臨的時候，我們這些幹部子弟都很高興，因爲可以批鬥老師，不用上課，享受着暴力的快感，但是後來，鬥爭的方向轉化，開始轉向黨內，我們很多人的父輩都受到了衝擊。那時候，我們才明白，毫無約束的暴力就如同殺傷力巨大的原子彈一樣，不是傷到某一個人，而是讓大家一起覆滅。”
夏小洛笑着看着袁浩，語重心長地道：“你今年二十五歲，沒有經歷過文革那場混亂，所以，無法深刻理解。如果說，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話，那麼你將來免不了還要受一場文革，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法治社會，一個重視人的尊嚴和生命的社會，而那些不受約束的暴力就是渣！垃圾！應該被掃除。”
袁浩本來出身黑道，真是“不被約束的暴力”，夏小洛講了這一席話，簡直像扇了他幾耳光一樣，只覺得臉上一陣火辣辣。
而周圍幾位知道袁浩底細的男賓，此刻想明白夏小洛話中深刻的道理，對袁浩更多了幾分鄙夷和忌憚，心說，黑道，畢竟是見不得光的東西，還是離他遠一點。
夏小洛道：“如果，袁先生認爲不受約束的暴力是好東西的話，恐怕也不會參加這個聚會把，畢竟，酒會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典型場所。”
袁浩臉憋得通紅，心說，黑道難道就是永遠洗不掉的污點麼？現在他終於明白，此前一直帶給他榮耀的黑幫和暴力，在真正上層人的眼裡是永遠上不得檯面的東西。他也終於明白父親千方百計地把黑幫漂白、參與正當生意千方百計地讓自己融入上層社會的良苦用心。
不過，他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被夏小洛這個高中生如此刻薄的揶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愣了半天，他才道：“貝多芬說過，音樂是文明的結晶，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學更高的啓示，誰能滲透我音樂的意義，便能超脫尋常人無以自拔的苦難。夏先生大談人類文明，想必應該很擅長音樂了？希望您能爲大家演奏一曲。”
他看了楚秀菡一眼，道：“這位小姐，真是很美麗，我想爲你獻上一曲《茉莉花》，希望您能喜歡，我算是拋磚引玉，我想夏先生也不會讓各位賓客失望。”
挑釁的意味十分明顯。
說着，他有幾分傲然地往鋼琴走去，黑色的雅馬哈鋼琴在舞臺上安靜地立着，彷彿處子一般嫺靜，似乎靠近那鋼琴，人就會變得高貴幾分。
他端坐在鋼琴前面，然後擡起雙手，柔軟的手指按在琴鍵上，一曲柔曼的《茉莉花》舒緩地流淌出來。
《茉莉花》本是蘇皖民歌，後來，前線歌舞團作曲兼指揮的何仿率合唱隊到京城參加全軍文藝會演，對這首歌進行了修改，旋律上又進一步豐富，並一炮打響，不久被正式灌製成唱片，很快在全國流傳開來，成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民歌。
此後，《茉莉花》正式走出國門，在維也納歌劇院唱響。在維也納演出受到高度讚賞。從此《茉莉花》一發不可收，從奧地利唱到前蘇聯，唱到印尼、波蘭、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唱遍了世界各地。還被收入了《世界名曲專輯》。
這首歌旋律委婉，波動流暢，感情細膩，袁浩演繹得很是不錯，人羣中爆發出一陣歡呼聲和熱烈的掌聲。
演奏完畢，袁浩微笑着走下前臺，看來八年鋼琴沒有白練，足以讓衆生顛倒。
參加酒會的這些人很多是古典音樂方面的行家，自然是識貨的，都紛紛點頭，心道，有幾年功底難得，難得。
尤其是音樂人譚歌，這位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演奏過這首曲子的著名作曲家對袁浩打了一個不低的分數。
袁浩對夏小洛做了一個請的手勢，道：“讓我們聆聽一下夏先生的風采。”然後一臉玩味和揶揄地看着夏小洛。心道，這縣城出來的野孩子，怎麼可能會談鋼琴？也竟敢在這裡大談特談法國革命史。
夏小洛不禁大窘，心道，你妹兒，坑爹啊，哥們也就是在初中的時候學過五線譜，平時和鍵盤唯一接觸的機會也是玩電腦，鋼琴從來沒有碰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