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下好，我還不用多繞圈子了，直接報道就行。”劉建業小小的慶幸了一次。
“報告長官，陸軍新編20軍代理軍長兼長沙警備總司令部代理參謀長，陸軍中將劉建業奉命前來報到。”在排隊等待了快兩個小時以後，劉建業終於跟着長官部負責接待的副官，走進了戰區代理司令長官的辦公室。
“你就是守南昌的劉建業？”戰區代理長官的言語裡，給人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冰冷感覺。
“卑職正是前任第6軍軍長兼南昌警備司令。”劉建業感覺得出來面前的這位長官言語裡的信息，所以，乾脆把聲音提得更高。
“你在南昌城裡幹得不錯嘛，把整個南昌城都快掀了一個底朝天。”
“卑職身爲軍人，首先想到怎麼樣能夠打贏，然後才考慮其他。”
“你不覺得你的手段太極端了一些嗎？”
“只要能打敗日本人，我不介意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在我看來，無論什麼方法，只要能以儘可能小的代價最大限度的打擊敵人，那就是好的方法。”
“以你的意思，如果再次面對當時的那種情況，你還會選擇那麼做？”
“如果情況需要的話，我還會那麼做。”
“你就不怕再次被彈劾？你在南昌的所爲，惹出來的動靜可不小。”
“我只知道在戰場上，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畏首畏尾，是很難打贏戰爭的。”
“好了，我就不再繼續問你了。你就去後面的那座樓裡。那裡是長沙警備總司令部。這個部門剛剛組建，司令職務由我兼任，副司令職務空缺，所以，主要的事情由你這個軍委會任命的代理參謀長負責處理，有決定不了的再拿到我這裡來。”代理司令長官例行公事的作了指示。
“卑職遵命。”劉建業向代理司令長官立正敬禮，然後走出了這間並不很大的辦公室。
“小心一些，最好不要象酆悌一樣。”代理長官目送劉建業走了出去，小聲地說道。
酆悌，黃埔一期生，陸軍少將，前任的湖南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長沙警備司令。1938年底，長沙軍警奉令在湖南省省會長沙全城縱火，實行所謂的“焦土抗戰”。由於是倉促行事，並不知情的市民匆匆忙忙爭相出逃，互相擁擠踐踏，造成很多死傷，熊熊大火還燒掉了十幾萬間民房商店，損失極爲慘重。慘劇發生後，一時間國內輿論譁然，令國府當局極爲被動。12月18日，最高統帥下令槍斃“長沙縱火案”的三個當事人：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和長沙市公安局長文重孚，借他們的人頭以平息民憤。
同樣是執行焦土抗戰，酆悌丟了腦袋，劉建業卻只是背了一個不疼不癢的處分，顯然這讓曾經是酆悌老上級的代理司令長官有所不滿。不過，代理長官也很清楚，劉建業畢竟是預先就做好了準備，把城內的幾十萬居民先行疏散，否則，人員損失將巨大的多。而且，當時也很難有其他的好辦法來打擊城內已經佔據了上風的敵人。所以，代理長官也沒有更多的難爲這位天子門生。
劉建業到了自己任職的新部門，開始履行其自己的職責。每天，劉建業都要批閱大量的文件，以做好長沙及其周邊地區的整軍經武，羣衆團體的宣傳組織，各界抗日自衛組織的訓練，保安部隊的整訓，戰爭物資的籌措等一大堆的事情。迫於無奈，劉建業只好又把自己在軍部裡的秘書班子搬到了長沙警總，幫助自己處理那些文牘。
1939年5月末，已經被開除了國民黨黨籍的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乘日本海軍飛機由上海飛抵東京，先後與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以上即日本戰時最高決策機構——五相會議成員）和樞密院議長、前首相近衛公爵舉行會談，和日本人商談建立以其爲首的僞政權等有關問題。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汪精衛最後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中國新中央政權建立方針》。隨後，汪精衛於6月中旬回到中國，並按照日方意圖，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建傀儡政府。8月下旬，汪精衛召集了部分漢奸，在上海召開了僞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爲建立傀儡政權做好了準備。
然而日本人對汪精衛一夥人的能量及其影響力還是相當清楚的。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在給其國內的報告中稱：現在，被汪派所蒐集的人，大部分是過去黨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敗分子，在廣大羣衆中沒有任何基礎。所以，今後汪派的活動如不能對重慶政權內的重要分子以影響，假若得不到廣大羣衆之擁護，前途極爲渺茫。因此，儘管手中已經有了汪精衛這張牌，但日本人心裡清楚，要想解決中國事變，還必須得和中國的最高統帥打交道。不過，從當時的情形看，最高統帥對日本人拋來的“橄欖枝”似乎不太感興趣。這令日本人有些惱火。雖然日軍已經佔領了中國的大片領土，但是在最高統帥的手裡仍握有約200個師的兵力，必須先打擊中國軍隊的有生力量，使那位最高統帥失去賴以支撐抗戰的資本，惟有如此，那位最高統帥才能乖乖就範。這是日本侵略者經過研究後得出的共識。日本政府和日軍大本營都企圖以軍事打擊結合政治謀略，迅速解決中國問題。
8月23日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日本平沼內閣隨之垮臺，日本國內對德不信任氣氛高漲。8月30日，退役的日本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奉命組閣，鼓吹“自主外交”。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4日，日本的阿部內閣發表聲明：“帝國擬不參與這次歐洲戰爭，專注於解決中國事變”。
日軍佔領武漢後，將武漢周圍作爲其對中國正面戰場繼續施加壓力的作戰地區，以對武漢形成包圍態勢的中國第五戰區和第九戰區爲主要對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轉用兵力，輪流實施戰役進攻。1939年，日軍大本營將新編成的第33、第34師團調往武漢，編入第11軍戰鬥序列。隨棗會戰（日軍稱“襄東會戰”）以後，日軍大本營又於6、7月間先後將第9師團和第16師團從第11軍戰鬥序列中調出，讓其返回國內。這樣，到1939年夏秋，在日軍第11軍編成內，仍有7個師團、1個獨立混成旅團、1個騎兵旅團和直屬炮兵、工兵、戰車隊等，仍爲侵華日軍編成規模最大的一個軍。其中第3師團擔任信陽、應山地區警備，第13師團、騎兵第4旅團在平漢鐵路南段以西地區，第34師團在平漢路南段以東地區，第6師團在岳陽、蒲圻、新牆河以北地區，第33師團在咸寧、大冶、陽新地區，第101師團擔任吳城到永修一線地區警備，第106師團在武寧、修水地區，獨立混成第14旅團擔任九江、瑞昌地區警備。武漢周圍雖是侵華日軍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區，但第11軍面對着中國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戰區的包圍和威脅，仍感兵力單薄，每當需集中兵力發動局部攻勢作戰時，通常都只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須擔任其佔領地區的警備任務；如果使用的兵力超過半數以上時，就必須臨時放棄一些佔領地，以免陷於被動。
隨、棗會戰以後，日軍第11軍認爲已給中國第五戰區以有力打擊，隨即着手進行長沙會戰的準備，再給第九戰區以有力打擊。歐洲大戰爆發以後，日本政府痛感國際局勢正處於急劇變幻之際，更希望早日結束對華戰爭，以便抽出身來再騰出手來去搶奪英、法無暇顧及的遠東殖民地。
美、英、法等國爲了在西方與德、意法西斯對抗，在東方繼續推行綏靖主義政策，極力避免與日本直接衝突，企圖用犧牲中國利益的方式，換取同日本的妥協，以維護其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利益。
因此，日本侵略者一面與美、英、法等國進行談判，迫使其在中國問題上做出讓步，一面加快組建汪僞政權的步伐。同時，爲了配合從政治上對重慶政府進行誘降的需要，日軍決定對中國的正面戰場發動有限的攻勢作戰。承擔這一任務的便是駐武漢地區的日軍第11軍。
日本侵略者準備將打擊中國抗日軍隊作爲獻給汪僞傀儡政權的一份厚禮。同時，也將其作爲藉以對美、英、法等國進一步施加壓力的一個重要的砝碼。
這便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盤!
於是“第11軍決定乘加快在華中建立中央政權的勢頭，於9月下旬把敵第九戰區軍隊消滅在湘贛北境地區，挫敗敵軍抗戰企圖”。
8月15日，日軍第11軍就已制訂出《江南作戰指導大綱》。其作戰目的是：“爲擊敗第九戰區的粵漢路沿線敵中央直系軍主力，乘中國政府軍衰退之形勢進一步挫傷其繼續戰鬥的意志，同時加強確保軍作戰地區內的安定。”其戰役指導方針是：“一、軍主力（約兩個師團爲基幹）在隱蔽中作好準備，大概在9月下旬開始行動，將粵漢方面之敵軍主力消滅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間，約以一個師團策應軍主力，事先將高安附近之敵消滅後，轉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該方面敵軍。二、實施本作戰時以奇襲爲主，儘量在短期內結束戰鬥，然後恢復大概原來態勢。”其兵力使用是：“湘北方面的主力爲第6師團，第33、第3、第13師團各一部（2至3個大隊），軍直屬隊之獨立機槍大隊、戰車隊、山炮兵、迫擊炮及獨立工兵部隊的主力。高安修水方面爲第106師團主力，第101師團一部，軍直屬之野戰重炮兵，迫擊炮、獨立工兵、獨立輕戰車、架橋與渡河部隊各一部”。“爲適應作戰地區的地形與交通狀況，各作戰部隊主要應使用輕火器和馱馬”。並規定：“爲了迷惑對方，當部隊集中時，應對外宣傳這次作戰是以宜昌及福建爲目標”。從其計劃中可見日軍發動此次戰役（日軍戰史稱此爲“贛湘會戰”）的企圖只是在汨羅江沿岸、粵漢路兩側的丘陵地帶打擊中國第九戰區主力，打完就走，並不想擴大佔領區。
8月10日前後，日海軍開始在洞庭湖東側偵察襲擾、探測航道；日空軍也在戰區上空偵察，窺探重要目標。8月下旬，日軍地面部隊開始集結兵力，調動頻繁。其中第6師團從通城、臨湘一帶向岳陽以南集結，第33師團從咸寧、崇陽向通城附近集結，第13師團奈良支隊從鍾祥地區向臨湘以南集結，第3師團上村支隊從應山經漢口向岳陽以南地區集結，第101師團的第102旅團、第106師團在修水、武寧一帶附近集結。
9月1日，第11軍發出進一步準備的命令，命右側翼的上村支隊在城陵磯附近進行登陸訓練，準備戰役打響後乘艦南下，在營田附近登陸，將第九戰區主力割裂，阻止其後退和增援；正面右翼的第6師團於9月18日前向新開塘附近開進，準備強渡新牆河，向南突進；奈良支隊於9月17日向桃林以南地區開進，準備協同第6師團向南突進；正面左翼的第33師團於9月19日在通城附近集結完畢，準備向通城東南進攻；左側翼的第106師團及第102旅團於9月13日集結完畢，準備奇襲當面之敵，從奉新以西突破守軍陣地的左翼，深入至守軍防禦正面之側後，將守軍殲滅於高安西北地區。第11軍在檢查各部隊準備情況後，於9月10日確定：第106師團方面（贛北）於9月15日開始進攻，第6師團方面（湘北）和第33師團方面（鄂南）於3月23日開始進攻。第11軍司令部戰鬥指揮所於9月13日從漢口前推至咸寧。
第九戰區既是武漢會戰後正面戰場對日作戰的主要方向之一，在戰爭全局上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自然會引起軍事當局的格外重視，不僅在此方向上部署了較其他戰區更多的部隊（約佔全國野戰部隊的五分之一），而且對此方向作戰的方針也早在4月份即已基本確定。4月15日，軍委會委員長曾致電兩位戰區司令長官：“如敵進取長沙之動態已經暴露，則我軍與其在長沙前方作強硬之抵抗，則不如作先放棄長沙，待敵初入長沙立足未定之時，即起而予其致命打擊之反攻。”4月21日，軍事委員會又指示第九戰區：“湘北方面之作戰，應先立於不敗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設之數線陣地，逐次消耗敵人，換取時間。敵如突入第二線陣地（平江亙汨羅江線）時，我應以幕阜山爲根據地，猛襲敵之側背。萬一敵進逼長沙，我應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穩之際，以預伏置於長沙附近及其以東地區之部隊內外夾擊，予敵以致命打擊。”5月16日，軍事委員會再次致電第九戰區：“贛北方面，以游擊戰消耗牽制敵人，對該方面敵人予以反擊，務希隨時隨地切實注意，妥爲部署；高安方面，我軍須縱深配備，並準備敵如進攻高安時，應自主的放棄高安，誘敵深入而側擊之。”
第九戰區爲使防禦具有韌性，達成軍事委員會所賦予的任務，在湘北方面，沿新牆河、汨羅河、瀏陽河構築數道陣地，於幕阜山和湘江西岸構築側面陣地；在贛北方面，也指示各集團軍在各自防區內構築至少三線陣地，將部隊縱深梯次配備，準備逐次抵抗；消耗日軍後，適時轉入反擊，予以殲滅。並指示各線作戰要領爲：“第一線大體爲現佔陣地線，我應於此線極力消耗敵人。但在整訓未完了前，敵如向我進犯，以現有第一線部隊打擊敵人爲原則……第二線爲中間陣地線，仍以第一線部隊轉進此線，擔任作戰爲原則……第三線爲最後陣地線，應於此線利用整訓部隊之增加，斷然採取攻勢，並應長時確保該線。”
日軍在湘北，贛北，鄂南地區的頻繁大規模調動，突然增加的大量電訊通訊，也引起了第九戰區的高度重視。經過不斷的偵察和蒐集情報，戰區長官部發現，發現日軍主力正向湘北方面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