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蔡中在，熊大正的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
這熊大正是南昌縣岡上鄉月池村人，1913年生於上海新閘路。其父熊正琦是光緒二十八年舉人，擔任過滿清度支部主事一職。民國初期，曾任吉林省財政廳長、國會議員、衆議院議員。
熊大正在清華大學物理系上學期間，就曾經開過一家小照相館，掙了錢。後來寫畢業論文的時候，導師葉企孫建議他選了紅外攝影研究，這是高度保密的軍事技術。熊大正在沒有資料的情況下，利用物理系光譜實驗室和X射線衍射對膠捲進行研究，竟然拍出了我國第一張紅外照片，引起了轟動。
到冀中後，熊大正和供給部的戰友們一起研製地雷，解決了黑火藥威力小的問題，還研製了烈性炸藥，四十公斤烈性炸藥都能把日軍火車頭炸燬。後來，熊大正擔任了冀中軍區供給部長。
晉察冀軍區鋤奸部認定熊大正是漢奸的主要依據有兩點，一個是又一次熊大正和供給部一個幹部、也是他的一個同學因一件小事吵架，吵到不可開交的時候，那幹部罵熊大正是漢奸。另一個是一封密信。密信是1938年8月通過平津保交通站順子牙河從天津給供給部送來的一批“肥皂”（TNT）裡夾帶的。內容是：“你派來的人我們已經見了，你們需要的東西，已送了幾批。急需的物資，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運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晉察冀軍區鋤奸部認定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是國民黨在天津的特務機關，熊大正就是國民黨特務。
第一個問題很好落實，找到和熊大正吵架的那個幹部一調查都清楚了，原來因爲兩個人是同學，關係比較近，吵架時口無遮攔，隨嘴說的“你是漢奸”，這也是罵仗時常喊的。熊大正的同學知道這是導致熊大正被處決的一個原因後，直接就拿頭往牆上撞，被蔡中拉住了。
第二個問題也不難。原因是教導師攻佔過天津，天津城裡由錢壯飛佈下的聯絡站，而且天津市委書記姚依林後來又返回天津開展工作，找他一問就清楚了。原來，確實有個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不過不是什麼國民黨特務機關，而是一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組織。
事情是查清楚了，但滿腹才華的熊大正卻死在了自己人手裡，而且死的很慘。誰都想不到，並不是鋤奸部正式決定處死熊大正，而是一個叫史建勳的負責押送的戰士私自處死了熊大正。
熊大正自從被抓後，刑訊逼供受了傷，轉移路上走不快，落在了後面，見路邊有塊石頭，就一屁股坐下要歇歇再走。
史建勳見熊大正坐下不走，就去拉熊大正起來快走。熊大正實在走不動了，懇求歇一會兒。
史建勳急着追上部隊，見拉不起熊大正，就用槍托打熊大正，嘴裡還不停地罵狗漢奸、狗特務，耍什麼死狗，快點走！
熊大正滿腹奇冤無處申訴，一見史建勳罵自己是漢奸，就忍不住分辨說自己是集中軍區供給部長，不是漢奸，更不是特務。
史建勳見熊大正還敢犟嘴，惱了，馬上說道：“你坐着不走，是不是想讓小鬼子追上來救你？起來走，不然我槍斃你！”
熊大正雖然被關押審查，但他腦海裡總覺得自己能夠伸冤。別人不瞭解自己，呂司令、孟政委他們應該瞭解自己。只要見到他們，再大的冤屈都能洗刷清楚。這一聽史建勳說要槍斃自己，還以爲他是造槍造炮造地雷造炸藥的集中軍區供給部長呢！就輕蔑地說：“你沒那權力”。
戰爭年代，殺一個人就象踩死一隻螞蟻一樣容易，何況現在敵我鬥爭形勢這麼嚴峻、而熊大正又是鋤奸部認定的漢奸特務呢？史建勳一聽熊大正說他沒有槍斃他的權力，火氣上涌，手裡的步槍槍口就指向了熊大正。
熊大正想不到史建勳真的想槍斃他，看着黑洞洞的槍口，突然意識到了危險。馬上聲嘶力竭地喊道：“我冤枉，我是八路軍，不是漢奸特務。我要見呂司令、孟政委，你不能這樣！”
史建勳此時滿腔怒火轉化成了一臉殺氣，呵斥到：“閉嘴！狗漢奸，老子讓你死個明白，我一家都是死在小鬼子手裡，老子今天就爲他們報仇！”
熊大正耳聽推彈上膛的清脆的響聲，又見史建勳把槍口頂上了自己的額頭，霎時間腦海裡轉過無數念頭，父母、未婚妻、恩師的形象閃電一樣閃過。最後，熊大正說道：“你手裡的步槍和子彈都是我造的，你要真殺我，就節約子彈去打鬼子，用石頭砸死我吧！”
說完，熊大正轉過身去，一動不動，山一樣矗在那裡。
史建勳此時怒火滿胸膛，哪裡會想到他要處死的是一個冀中抗日的有功之臣，只是朝熊大正瞄了幾眼，就放下步槍，去找了塊石頭，朝熊大正驕傲的頭顱狠狠地砸了下去。
血，在冀中的天空上飛起一絲紅霞。
查清事實後，蔡中不由打了個冷戰，想想社會部的兩個同志要對騎二團團長陳存義執行紀律和要審查倪華的事情，就覺得要不是劉一民斷然制止，這砸向熊大正頭上的石頭，很可能早就砸在了陳存義和倪華的頭上。
蔡中不知道，這還是由於他來的及時，而且調查的細緻，及時跟熊大正平反昭雪。歷史上可不是這種情況，冀中肅託被冤殺的烈士們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昭雪，熊大正一案還連累了他的恩師葉企孫先生。
蔡中悲憤之下，教訓開了黃敬、魯賁、孟慶山、呂正操，說是熊大正就不應該來冀中，他要是去了教導師，不但不會死，還會能配合曾照他們爲我軍研製新武器出力。教導師後勤司令部那麼多的外國專家、技師、知識分子，哪一個不是劉師長、羅政委的心頭肉？哪一個不是幹部戰士心目中打勝仗的依靠？誰要是敢碰他們一指頭試試？
就這還不算，蔡中批評黃敬缺乏真槍實彈的戰火考驗，既然發現肅託有擴大化傾向，就應該斷然制止。現在搞成這樣的局面，應該向中央、北方局寫檢查。接着又批評魯賁忘記了陝北紅軍內鬥造成的損失，忘記了劉一民師長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說着說着，蔡中的火氣就上來了，指着幾個人的鼻子咆哮開了：“你們幾個都是懦夫，明知道這麼多同志被抓，裡面必定大部分是冤屈的，爲什麼不敢向晉察冀軍區報告？爲什麼不敢提出建議？呂司令，李曉初是你的入黨介紹人，當過你的政治部主任，他的經歷難道你不瞭解？怎麼一讓保衛部門審查就成了託匪？他要是託匪，會鼓動你、引導你留在冀中抗戰麼？你難道就不能向林師長、聶政委報告實情麼？”
蔡中這話說的有點主觀，肅託的時候人人自危，就算是報告給了**、聶榮臻，他們難道就敢違背中央的肅託決定麼？要知道，蔡中是跟着劉一民時間長了，受劉一民的薰陶多了，眼界和胸懷也跟着開闊了。八路軍其它部隊的幹部可不一樣。要是按照蔡中的說法，左權也不用白天指揮打仗、晚上爬在煤油燈下給中央寫申訴信了。
發作完呂正操，蔡中又轉向了孟慶山：“虧你還是政委，還是上過紅軍大學的老紅軍幹部，發生這麼大的事情爲什麼不早點報告？爲什麼不果斷制止？”
孟慶山委屈地說：“蔡主任，我要是硬頂的話，可能你都見不到我了。”
這一說，蔡中總算是不再吼了。半天才說：“我到現在才明白，劉師長對於教導師來說是多麼重要。全軍可能也只有教導師設立了軍事法庭，幹部戰士除了戰場臨陣脫逃和叛變投敵，都可以在軍事法庭上申訴，根據所犯錯誤危害程度大小量刑。我說了你們可能不信，從紅十八團到今天的教導師，我們從沒有殺過一個幹部戰士，教導師的保衛部主要任務是防止敵特滲透破壞。幹部戰士只管一心殺敵，從不擔心來自自己人的殺招。你們也不想想，託派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冀中的戰士都是放下鋤頭的農民，他想當託派人家也未必要他，簡直是亂彈琴”。
呂正操也很委屈，忍不住分辨道：“蔡主任，我沒有那麼高的理論水平。一聽說誰是託派、誰是漢奸、誰是特務，腦袋登時就懵了。就想着得趕緊抓起來，審查清楚再說。就象李曉初，他的哥哥被定爲託匪，把他抓起來審訊後，他也承認自己是託派。我還怕他把我也說成是託派呢！還有熊大正，鋤奸部有了證據後就秘密抓捕了，一聽說他是特務，而且證據確鑿，誰還敢去替他鳴冤叫屈啊！”
這說的都是實話！
蔡中無語。
等把冀中肅託的情況徹底瞭解清楚後，蔡中給劉一民發去了電報，詳細報告了冀中肅託採取的方法措施以及造成的重大損失。
接到蔡中的報告，劉一民不由聯想起了歷史上的湖西肅託事件，那場八路軍殺八路軍的慘劇。聯想起了蘇區抓AB團和鄂豫皖、洪湖肅反擴大化。
憤怒之下，劉一民給蔡中回電，下令逮捕私自處死熊大正的八路軍戰士史建勳，逮捕製造冤案的晉察冀軍區鋤奸部有關責任人，逮捕晉察冀軍區肅託指導組成員，押回魯西接受軍事法庭審判。
電報發出後，劉一民霍然而驚，知道自己這樣處置不但越權，還容易造成誤解，搞不好就會成爲康生之流手裡的罪證。
劉一民馬上又給蔡中發電，命令將上述人員押送晉察冀軍區，交晉察冀軍區黨委處理，追究他們在冀中搞肅託擴大化、迫害致死許多幹部戰士的的罪責。
下完命令，劉一民繞室彷徨，反思爲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肅反、肅託這類事情。
一上午，劉一民都在指揮部裡深思。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李小帥去給他打了飯，劉一民心不在焉地劃拉了幾口，就放下飯碗，再次坐到桌前，準備寫一篇探討黨內民主機制建設的文章。
寫好題目，劉一民卻無從下筆，原因是腦子不淨。要知道，托洛茨基最大的主張就是在民主的前提下討論革命問題，現在可是全黨開展肅託運動時期，雖說冀中出現了肅託擴大化傾向，也被自己制止了，但是其它地方很可能沒有冀中這麼嚴重，自己冒冒失失地撰寫這樣一篇文章，搞不好還會惹出大麻煩。領導和同志們會不會誤解呢？
劉一民寫幾行，劃掉。再寫，再劃。把兩張紙都劃完了，都起不了頭。最後，乾脆不寫了。起身向唐星櫻居住的院子走去。
唐星櫻不在，和兒一見劉一民到來，跑過來就要他抱。
劉一民抱着兒子進了屋子，放下和兒，從李韻手裡接過平兒，又是刮鼻子，又是親臉蛋，把平兒逗得咯咯直笑。
逗完平兒，劉一民拿過了和兒的書本，檢查了一下兒子的功課，好好給兒子鼓勵了鼓勵，這才又回到了指揮部。
坐定後，劉一民心想自己是私心重了，瞻前顧後。那麼多人都死在了這些莫名其妙的肅反、肅託中，自己反而連寫篇文章闡述觀點都這麼小心翼翼的，說白了還不是想明哲保身麼？
劉一民不再猶豫，提起筆，寫下了“論黨內民主”五個大字。
按照劉一民的說法，自從列寧明確提出民主集中制後，這一制度已經成了**的根本組織原則。它規定了領導和羣衆、上級和下級、部分和整體、組織和個人的正確關係，是勝利推進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重要保證。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方面是過度強調民主，如托洛茨基的主張；另一方面是過度強調集中，結果成了家長制、一言堂。我黨正處於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關鍵時期，如何處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實施戰時的高度集中，以保證戰爭的勝利，是值得每一個同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