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〇、潤物無聲春有功
當天晚些時候，孫中山在餞別會上的講話稿就被陳訓恩送到了孫元起的案頭。
孫元起看完，彈了彈那幾頁紙：“說起借外債，別人或許還不知道他意中所指；但要說到現今中國最大的資本家，還有誰比得過我？中山先生這番講話，恐怕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啊！”
陳訓恩點點頭：“大人所言極是！此次同盟會在內閣中勢力尚不及我們新中國黨，作爲黨首，孫逸仙難免會有怨懟之情”“。但話說回來，內閣總理唐少川不僅是袁項城的親朋故舊、大人的大學校友，也是他們同盟會的會員，如何組建內閣他心中自有成算，與我們何干？”
孫元起道：“如今南北和議剛剛達成，中山先生主動讓賢，引得全國上下一片讚譽，同盟會也隨之名聲大振。這次同盟會在內閣中吃了悶虧，就算他們想找袁項城的麻煩，也不可能選在這個時候，免得讓人懷疑他們是在挾恩求報，然而總要找個發泄的對象。我們新中國黨改組未久便在內閣異軍突起，一舉佔據三個席位，在同盟會看來，分明是我們強佔了他們的位置；而且敝人、張嗇翁、湯蟄翁等都曾在清政府任職，正是他們革命的對象。如此想來，他們把矛頭指向我們也在情理之中。”
陳訓恩問道：“大人，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孫元起微微搖了搖頭：“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陳訓恩遲疑片刻又問：“什麼都不做？難道就任由同盟會詆譭中傷我們？大人，我們現在可是非比從前！別說在內閣裡隨便搞點小動作。也不用在廣播報紙上散佈消息，只需我們在軍火、藥品上拿捏同盟會一下，就夠他們好好喝一壺的了！”
孫元起道：“我們之所以要放同盟會一馬。首先是我們不能與同盟會反目，倒不是我們實力不敵同盟會，又或者不敢與同盟會結仇，而是因爲袁項城在邊上虎視眈眈！我一直懷疑我們新中國黨在內閣獲得三個席位，而同盟會僅僅佔據兩個，是出於袁項城的授意。目的就是要挑起我們與同盟會之間的矛盾，好讓他漁翁得利。既然這樣。我們自然不能讓袁項城稱心如意。
“其實是我們不必與同盟會反目，因爲在我看來，同盟會未必就能把我們怎麼樣！”
“哦？大人爲什麼這麼說？”陳訓恩好奇地問道。
“你認真看看中山先生的講話內容。”孫元起把那幾頁紙遞還給陳訓恩。然後接着說道，“在這番講話裡，中山先生提出了‘社會革命’理念。所謂‘社會革命’，除了重申同盟會十六字綱領裡的‘平均地權’。就是號召同盟會上下在精神上開展啓蒙運動和在物質上大力興辦實業。他爲什麼突然這麼提？毫無疑問。他是注意到了敝人這十多年來的發展歷程，認爲我之所以能有今天這般成就，根本原因在於推廣教育和興辦實業。《詩》雲：‘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既然找到了成功秘訣，他們便要有樣學樣，準備教會徒弟餓死師傅。”
陳訓恩頓時大點起頭：“不錯、不錯，大人所言極是！好在我們已經洞見一切，自然不能任由他們胡作非爲。大人覺得我們該如何應對？”
孫元起道：“我們以不變應萬變。”
陳訓恩想了想說道：“也是！大人創辦經世大學。據說前期投入數千萬兩白銀，同盟會想辦學校。哪有那麼多資金供他們揮霍？大人所興辦的實業不僅技術精密，而且還有專利保護，就算同盟會想模仿也模仿不來。若是他們自不量力，只怕會落得個偷雞不成蝕把米的下場。”
孫元起道：“如果中山先生真的有志於投身教育、實業，困難並不是很多，也未必不能做出一番大成就！比如彥及你剛纔所說的資金問題，其實就很好解決。袁項城爲了安撫他，特地授予他‘全國鐵路督辦’的職銜，他完全可以用修鐵路爲名向袁項城要錢，也可以成立鐵路公司向國內士紳募股，還可以拿路權向外國銀行抵押借款。
“有了錢以後，再來興辦一些見效快、收益高、技術含量低的實業公司，接着以盈餘擴大生產、興辦教育、發展民生等。三五年時間，便可以取得粲然可觀的業績；十年之後，必定能夠富甲東南。只是中山先生和同盟會上下未必有那麼好的毅力，能夠默默無聞、踏踏實實地做上那麼長時間。甚至他們都沒有耐心在一旁等上三五個月！”
以孫中山爲代表的同盟會領導層，大半都是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比如黃興，在武昌起義之前談論兵法滔滔不絕，被同儕認爲是同盟會中第一武將；結果在漢陽保衛戰中，被北洋軍打得落花流水，差點爆出翔來。其他會員也大半是言語勝過行動、熱血超過才能，善於破壞而不善於建設。指望他們能踏踏實實辦教育、興實業，還不如相信母豬能上樹！
在真實歷史中，孫中山就曾以修鐵路爲名向袁世凱索要了不少錢，結果鐵路沒建一公里，那些公帑也不知所蹤。
孫元起又說道：“相對於投資實業，興辦教育更需要魄力。畢竟實業是看得見摸得着的，今年投資或許明年就能獲利。而教育呢？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百年可能有些誇張，但十來年時間總是需要的。像興辦中小學基礎教育，甚至可能一輩子都無法獲利，還要不斷往裡倒貼錢。可是誰也無法否認教育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對國家民族！”
在亞洲，幾個典範的西式民主國家如菲律賓、印度經濟發展一直相對萎靡，而不少強權統治的東方式國家如日本、韓國、中國等卻都迅速富強起來，無數專家學者從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加以分析，試圖找到產生差距的根本原因。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經濟發展前期的快速提高國民文化水平。
正如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一木戶孝允（本名“桂小五郎”可能更爲中國人所熟知）所說：“我國（指日本）人民與美國人、歐洲人沒有什麼不同，區別在於有沒有受過教育。”所以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倡導全民教育，在幾十年間就創造出一個沒有文盲的社會。日本經濟也得到迅速發展，很快成爲資本主義強國。
隨後的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臺灣）、中國大陸也都遵循這一範式，在經濟騰飛之前大範圍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水平，爲後來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相比之下，菲律賓、印度等國義務教育質量和水平都非常低下，很多貧窮的少年兒童得不到正規的教育，無法通過知識來改變命運，只能一代又一代淪落在傭人、賤民中，國家經濟的發展也就可想而知。
“儘管興辦教育影響深遠功德無量，但花費巨大、回報甚微，而且取得什麼成績也會歸功到我這個教育總長名下，顯然中山先生和同盟會不願意幹這種爲他人作嫁衣裳的活計。於是他們便用‘啓蒙’來取代‘教育’。”孫元起隨即又解釋道：“這裡所說的‘啓蒙’，可不是咱們中國傳統教育幼兒、傳授基礎入門知識的啓蒙，而是西方通過宣傳教育使社會接受新事物而得到進步的‘啓蒙’。啓蒙與教育相比，教育的實施者一般是普通教師，而啓蒙的實施者是思想精英、公共知識分子；教育傳授的內容一般是書本上已有內容，而啓蒙宣傳的內容是當前社會缺乏的內容；教育一般偏向於知識技能，啓蒙偏向於意識理念……從這幾個角度上來看，‘啓蒙’明顯比‘教育’更高級、更偉大！”
陳訓恩道：“在屬下看來，啓蒙和教育都是讓人接受新知識獲得新進步，本質上兩者並無太大區別。”
孫元起笑道：“確實差不多，但其中的細微差別足以能讓人覺得‘啓蒙’比‘教育’更高級、更偉大，這也就足夠了！不過話說回來，現今中國也確實需要一場真正意義的啓蒙運動，來開啓民智、傳播科學，滌盪愚昧、恢復人性，提倡人道主義，提高國民素養，以適應民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新形勢，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國家進行改革。但對同盟會能否肩負起啓蒙運動的重任，敝人卻表示相當的懷疑！”
陳訓恩道：“屬下覺得，大人自光緒年間以來創建經世大學、編纂全套教材，以潤物無聲的形勢開啓民智、傳播科學、滌盪愚昧，提高國民素養，這本身就是啓蒙運動的一部分。何待同盟會此時再來倡舉‘啓蒙’的旗號？”
孫元起搖搖頭，有些慚愧地說道：“雖然敝人在傳播科學方面做出了些許成績，但科學只是啓蒙運動中非常狹窄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理念、民主思想、共和政體、議會制度等內容，這些敝人卻從未涉及，對它們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孫元起又有些自得：“儘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會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裡去。這也是我懷疑同盟會能否肩負起啓蒙運動重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