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四章 社會主流要清明
強霖的聲音繼續在空間震盪，也在幾個人心中震盪。
“所以，庚子賠款就是一個悖論，是將中國拖向異教徒國家的悖論。我們停止庚子賠款，是讓上帝之光在中國顯現，而不讓你們違背殉教的基督聖徒的本意，讓帝國主義分子利用這些聖徒的犧牲從中得利。你要聽清楚了。”
“其實，中國爲了這些傳教的基督聖徒，也犧牲了很多人。攻擊使館，應該最先到感慚愧的，就是外務大臣。是的，我們的外長，外務大臣許景澄，他感到羞恥。但他盡職了。他明知是死，也仗義執言，被殺而不屈服。隨後的大臣，也都是明知是死，而挺身而出。五大臣慷慨赴死，這也是中國的一種精神。他們肯於殉職，也是聖徒。”
“至於賠償，如果單純的戰爭，還好說清楚。問題是與傳教糾纏在一起，對中國人來說，就是聖徒也不是聖徒，暴民也不是暴民。你能清楚麼？中國學者對義和團的評價，一個文人總要變化幾次，就說明這個事情與傳教扯到一起了，反而暴民不能完全成爲暴民，那麼聖徒還是純粹的聖徒麼。造成混亂的，就是庚款。”
“還有，我們南方几省是和平互保的，同期也沒有什麼大規模發生傳教士被殺的事件。但你看看南方農民的困苦生活，政府無力救濟。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要償還庚子還款。這顯然是不公平。還有那些保護過傳教士的人們，他們也在還款。但是他們從來都沒有犯過什麼過錯。他們沒有殺過，有些還保護過基督徒。”
“你們還要他們感謝你們的救濟。你們的留學生基金，你們的文化交流基金，都是中國人自己的血汗。你們的聖徒之血，換取的中國人民的血汗。不是你們現代基督徒的恩典，而是你們現代基督徒的罪惡。”
“所以，我們不願意繼續引起中國價值觀扭曲的庚子賠款。如果引起戰爭，我們中國新一代的基督徒，願意作爲戰士，爲了中國基督教的護教而戰。”
“你們可以殺死我們這些覺醒基督徒，那麼，中國的人們就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基督徒。中國需要自己的聖徒們。”
阿班和左娜只是記錄。外交部次長吳晉，是張漢卿的秘書，也是老帥的外交顧問。心情很激動，這是老帥的義子麼？差不多是親生的啊。前年大帥果斷停止比利時的《辛丑條約》附屬條約，那是外長顧維鈞建議的；去年到使館區抓李大釗，卻是自己執行的。那時候自己是大元帥府的外交處長，不是政府和顧維鈞政府的次長。顧維鈞總理兼總長是不可能同意在使館區抓人的，他們是程序重於正義的人，自己是揹着政府的。
強令庸這個講話，肯定也是不被外交部同意的。但是敢於說出來，就是中國爺們。南方人打死他們也不敢說，所以這個就是大帥的親親兒子啊。
強霖話說回來了：“請你一定不要多想，這裡就是話中的意思。對於由於中國法制不行、官員腐朽、安全不能保證等等，你們要實行租界、租界駐軍、鐵路保護、教堂特權、領事裁判等等，我都十分地贊同。這些租界也保護了中國很多不同見解的公民，和可能遭到迫害的革命者，官員和皇族。但是，這不等於要中國人來承擔你們的傳教損失，貿易損失。風險不應該全是中國人的，上帝也並不全是白種人的。他是無限的，萬能的，博愛的。”
阿班不能這樣報道出去，他要盡職。問題還是要問的，怎麼回答就不是他的問題了。
阿班說：“您怎麼看基督徒犧牲的賠償？";
強霖說：“基督徒的犧牲，不是賠償能夠結清的。人們所犯罪惡也不是報復就能夠讓他們贖回罪惡的。只有這些暴徒認識到上帝對他們的拯救，纔是真正的贖回自己的罪惡。作爲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是上帝的政府。所以不能超越人民的信仰去做事。只能按照民事賠償標準去做。”
阿班說：“軍費您認爲不應該賠償麼？”
強霖說：“中國是一個上帝遺忘的國家。基督徒傳上帝的福音，是上帝的事業，採用教會的規則。你們作爲世俗的國家，要保護人民，自然是自己國家出軍費。從世俗法理上說，這些傳教士並不是中國請來的，自然不會爲他們支付他們所在國家保護他們的軍費。”
阿班說：“所以，您認爲不應該賠償這部分軍費？”
強霖皺起了眉頭，他說：“這件事情比較麻煩的是，當時有些當地政府，和中央部分軍隊參與了對基督教徒的屠殺。而各國軍隊顯然有針對這部分軍隊的局部戰爭。作爲中國人民的合法政府，其作爲，自然由中國人民承擔責任。”
阿班說：“所以，您才說重新覈算庚子賠款，而不是說完全否認庚子賠款。”
強霖說：“您是一個很有邏輯思維的記者。你的理解力讓我感到談話輕鬆多了。這是一個涉及到基督教傳教倫理的問題。你們的軍隊已經報復了那些堅持對平民屠殺的官員，他們付出了他們最大的代價，有些是滿門自盡。責任最大的中國皇室，皇宮的一些珠寶也作爲你們的軍費搶走了。這些我們都要計算進去。”
阿班說：“您簡單地說，怎麼樣才能釐清這個複雜的歷史問題。”
強霖說：“很簡單。停止軍費賠償。因爲不是一個全中國人都認同的戰爭，尤其是南方、山東都沒有參加的。這就是平津和東北地區的局部戰爭。所以這個戰爭由全體中國人來賠償是不合適的。最好的辦法是，再來一場戰爭，你們八國再湊軍隊上來，這次沒有傳教士的倫理糾葛。我們中國領土上所有人都會參與，我們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那時候也就不用談賠償問題了。因爲那時候你們就是這個土地上的主人了。用這種辦法，我們全體中國人也全都認同輸了或者贏了，不會有太大的分歧。”
阿班說：“是的。您的要求是很明確的，您爲什麼提這個要求，或者說發表這個談話。”
強霖說：“真理和光。我不能忍受中國人的價值觀扭曲。這會讓中國人落入異教徒的懷抱。作爲中國的基督徒，有責任釐清帝國主義和上帝，是有區別的。傳教士的犧牲，與帝國主義沒有關係。是你們人爲的造成的關聯！這種關聯，人爲的扭曲了基督教價值觀。正是我要把它拆開的，拆穿它。上帝的是上帝的，帝國主義的是帝國主義的。讓中國人真正沐浴到上帝的光芒。”
阿班無話。他已經盡職地爲西方讀者問了所有的問題。
這是他在中國最難的一次採訪。他的報道一直就事說事，堅持不說假話，不被收買的又良心記者。他與胡適博士一個風格。這次的經歷，使他對中國問題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思考。他抨擊的中國醜惡現象，有多少是西方人造成的？
強霖的這次談話，是他最近研究的結果。
後世1938年賽珍珠傳教士，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其中重要的原因，她揭示了中國農民對傳教的真正看法，這裡面有很多是中國農民們的切身體會。其中的現代邏輯是被諾貝爾文學獎認同的。如同羅素哲學在1950年才獲獎。
現在是1928年末，賽珍珠已經寫完第一部《大地》。她的觀點就是傳教完全被農民弄擰了，應該停止。當然她的見解不一定對，她還是年輕的傳教士，30出頭。他的父親長期在中國傳道，是金陵神學院的院長。實際上的一個大學者，精通中國儒釋道三家文化。他研究後，認爲世界文化是相通的，地位同等的。
不要以爲所有人都贊同賽珍珠。江亢虎、魯迅、陳獨秀等人都會批評她抹黑中國人的道德水平，美國文人說她技術粗糙，實際上沒有采用意識流等心理學成果，只是描述事實。胡適、林語堂等白話文寫實主義者還是她的好朋友。
這一時期，反思西方傳教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在中國長期生活的傳教士，其中還有：雷鳴遠：他批評由外國各個修會代表本國利益控制中國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積極推動教廷任命中國籍主教。爲實現這個夢想，他受到遣使會的排擠。雷鳴遠乾脆加入了中國籍。
真理和光，總是藏在深處，藏在這些民間的智者的思考中。
強霖試圖讓這些真理的探索，成爲社會的主流。不能讓西北楊忠等人的水滸文化總是主流。